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老是不着家。
父亲除了种地，还做些小生意。贩卖粮食、麻花、木器和一切能赚钱的东西。自然是小本经营。推一辆独轮小土车，或者挑两只筐子，在苏鲁豫皖交界的几十个县之间往往来来，一趟就是十天半月。
家里很穷。两间草屋做居室兼厨房，半间草棚子放些农具杂物，一个土墙小院，院里一棵弯枣树，树底下卧一条狗。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家里老是断炊，老是半饥不饱的。晚上没有吃的，肚子饿了就喝点水。我那时还小，饿了就哭闹，母亲放下纺车，把我揽到怀里哄一阵，解开怀塞我嘴里一个奶头。其实母亲的奶早就没水了。我吃奶吃到八岁，到入学才断奶，还是母亲在奶头上抹上锅灰，又让姐姐们羞了一通才从此不吃奶的。
父亲又是好多天不在家了。全家人都盼他快点回来。因为父亲一回来，就意味着有了吃的。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隆冬之夜。
傍晚时积雪就已很厚。林里到处静悄悄的，屋后路边的杂货店里透出一小片灯光。几乎没什么生意。几个老人倚着柜台聊天。庄稼人都瑟缩在自己的草屋里。这么冷的天，很少有人外出。关上院门，男人转动着拧车拧绳子，女人纺线，而且多是摸黑做事，油灯也舍不得点的。孩子们不怕冷，不时跑到院子里玩一阵雪。我小时体质很弱，曾有两次差点病死。天冷加上肚饿，我没有心思玩。父亲不在家，家里就格外冷清。母亲和大姐都在纺线，我和二姐早早就睡了。纺车声嗡嗡的像催眠曲。母亲又在低声哼唱着什么，调子非常凄婉。母亲纺线时常这么唱，唱给自己听，像是倾诉，又像是叹息。天还在下雪，鹅毛似的，越发紧了。有树枝折裂的声音。北方雪大，压塌草屋的事也是有的。不知什么时候，我带着泪痕睡着了。母亲说，睡着了就不觉饿了，睡吧。
母亲和大姐还在纺线。她们同样空着肚子。
已过半夜了吧。除了籁籁的落雪声，外头世界已在漫天大雪中沉入深夜的静寂中。突然一阵敲门声，然后是大黑狗兴奋的咆哮，父亲回来了！
父亲整个成了雪人，挑两只筐踉踉跄跄栽进屋，眉毛都是白的，嘴里哈着寒气，一副极疲倦的样子。赶到这时回家，肯定是走了很远的路。一家人都惊醒了，那份欢悦是可以想见的。大黑狗吱吱叫着跑里跑外，不时往父亲身上乱扑。大姐忙着为父亲打雪，母亲则忙着烧水去了。我迷迷糊糊刚坐起，父亲已转身从筐里端出两个大壮馍。这是四省交界地特有的一种面食，每个壮馍要四斤干面做成。像一块豆饼那么圆那么大，放在特制的平底锅上烤熟，结实耐嚼，刚出锅的更好吃。父亲带回的壮馍当然早就冷硬了，放在案板上“嘣”一声响。父亲用刀砍开，一块也有一斤的样子，拿起来塞到我手里，我赶忙接过，用手背擦擦眼就啃起来。一家人都在吃，真香啊！
其时大雪仍在下，门缝里挤进的雪积成小雪堤，冷风不时灌进屋子，但全家人都感到暖烘烘的。外间屋灶膛里火光一闪一闪的，母亲要为父亲烧大半锅热水，盛出来半盆让他洗脸洗脚，剩下的再烧点面汤。那时父亲坐在一旁，抽着烟看我们吃东西，一脸疲惫中透着满足和安详。偶尔说几句话，大约就是外出的见闻和经历之类。父亲口拙，不太爱说话，他一生对儿女的爱都是体现在行动中。即便这种全家团聚的时刻，他也不太说话。他默默地抽着烟，一屋子都是咔嚓咔嚓的咀嚼声。看我们姐弟狼吞虎咽的样子，父亲忽然有些心酸，他掩饰地撸一把脸，说：“甭慌，够你们吃的。”
后来的几十年中，我经历过困窘，也经历过辉煌，住过豪华宾馆，吃过珍奇佳肴，其中许多东西父亲连见也没有见过。但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隆冬之夜，那是迄今为止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父亲给我的壮馍更好吃。
歇息几天，父亲又上路了。挑两只筐，风风火火的，像是要去捡拾什么。他总是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母亲和大姐依然在家纺线。摸着黑纺线，一纺就是大半夜。那时大姐不过十来岁。
村里人说，这家人疯了。
父亲母亲黑夜白天没命地干，就是为了买地。
土地于庄稼人像命一样重要。而父亲母亲都曾是庄园主的仆人，失落的庄园是他们永远的梦想，他们要捡回那个梦。
曾祖父曾有一千多亩肥沃的土地和一片青砖瓦屋，人称大瓦屋家。那是他的父辈三门合一传给他的。日子相当富裕。可惜曾祖父三十九岁病逝，撒手西去了。从此曾祖母以寡妇之身带着三个儿子和一大片庄园，开始了艰难的人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大瓦屋家已有一个庞大的家族。曾祖母子孙满堂，却无力保护他们。几十年间，这个家族曾十二次被土匪绑票。曾祖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次次割地赔款，用大把大把的票子把儿孙们从虎狼窝里赎回。其间的屈辱是无法尽述的。
三个祖父渐渐长成汉子，胸中涌动着无数仇恨。他们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这个家了。
那一年，一个土匪头儿又去家要粮，带着几个人，一人一条枪。曾祖母不敢得罪他们，亲自灌了两口袋麦一口袋秫秫，让人搬到他们车子上。事情就出在那一口袋秫秫上。土匪嫌给了杂粮，气哼哼走了。爷爷陪着小心送到门外。土匪头儿却突然转身，对着爷爷打了一枪。爷爷一闪身，幸亏缩得快，躲回门后，一枪打在墙角上：“噗！”一股尘土，溅了爷爷满脸。土匪扬长而去。这正是日头正南的时候。爷爷看看日头，一口血喷出来。他返身回到院里，冲二祖父三祖父说：“卖地，买枪！”爷爷是长子，爷爷说一不二，一辈子都是火暴脾气。
半个月后，枪买来了，三条。三个祖父一人一条枪。
又两个月，炮楼修起来了。两座。在院子里对角矗立。院墙也加固加高了。炮楼上三条快枪，加上几门土炮，一家人胆气壮了。果然，三五零星土匪再不敢大白天骚扰。夜晚捣乱，一阵枪打出去。大瓦屋家不再逆来顺受。
但好景不长。三兄弟也就三条枪。对付小股土匪还行，有大队土匪前来，就只好开门迎盗，不然一座庄园都会玉石俱焚。
绑票的事仍在继续发生，曾祖母又在卖地了。
父亲就曾两次被土匪从被窝里拉走。第一次才七个月，回来时已经会喊奶奶了。父亲被土匪抱走后，寄养在皖北一个孤老太太家。每日喂三次面疙瘩，吃罢就扣在粮囤底下。那是一种条编的大粮囤，扣在底下，别说七个月的婴儿，就是七八岁的孩子也爬不出来的。父亲在粮囤底下生活了一年多。这期间，曾祖母费尽千辛万苦，到处托人打听，是哪路杆子抱走的，要价多少。方圆几百里内都寻找了，却一直没有下落。父亲是长门长孙。曾祖母为找回父亲是不惜倾家荡产的。后来曾祖母的娘家人也出面寻找。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在皖北的砀山县找到了父亲。原来，一年前的那个夜晚，土匪把他寄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后，自己也找不到了。他们早就知道我们家的人在找父亲，也知道曾祖母开了个很大的价钱，却只好装聋作哑。父亲第二次被绑票是三岁。这一次很快就赎回了，曾祖母卖了十亩地，把两千斤麦子交给土匪，保住一条命。
曾祖母的土地在一年年缩小，是被人一刀一刀割走的。三祖父说：“我去当兵！”曾祖母舍不得。三祖父才十七岁。肩膀还嫩得很。爷爷说：“娘，让他去吧。”曾祖母说：“你说得轻巧，那是要在枪林弹雨里钻啊！”爷爷说：“娘，不该死老天爷会保佑他。该死在家呆着也会遭祸。”曾祖母抹抹泪不吱声了。曾祖母直发呆。多少年来，她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她的儿孙，还是挡不住一次次被狼叼走。留在身边，的确也不保险呢。曾祖母终于同意了。夜晚，爷爷把三祖父喊出来，兄弟俩在院子里站着。爷爷好一阵没说话。三祖父有点怕爷爷。长兄如父，爷爷规矩很大。夜很黑，星星显得特别亮，只是被风摇得厉害，像是要从上头掉下来。三祖父抱住膀子有点冷。爷爷说：“三，当兵要打仗的，你不怕死？”三祖父说：“知道。我就是想去打仗！”爷爷说：“打仗好玩？”三祖父说：“打仗不好玩。我就是想死个痛快！”
“啪——！”
爷爷甩了三祖父一个嘴巴子。
“哥，窝囊气我受够了！”爷爷转身找到一条绳子，指指旁边的树，“想死容易，上吊！我看着你上吊！”三祖父哭了。三祖父还是个孩子。爷爷扔掉绳子，叹一口气。爷爷一阵子没吱声。他在想让不让他去当兵。爷爷知道这条路很险，几乎是一条绝路，但他终于别无选择。
“三儿，去当兵吧。好好当兵，能混个连排长回来，就没人敢欺负咱家了。”三祖父点点头。三祖父曾三次被土匪绑票。爷爷说：“三儿，别光想到死，要活着回来！”三祖父去当兵了，在距家一百多里路的山东省鱼台。三祖父打仗很勇敢，又爱结交朋友，在兵营里有一帮拜把子兄弟。打起仗来互相照应，受过几次伤，却无大碍。一年多时间里，三祖父摔打成一条黑大汉。不久被提升为排长。这一年多里，家里安稳了许多。大瓦屋家有个在外头耍枪杆子的，土匪们有所顾忌了。曾祖母天天烧香磕头。忽然有一天，三祖父跑回家来了。三祖父前脚刚到家，一顿饭还没吃完，抓逃兵的就追来了。三祖父是逃兵。队伍要往山西开拔，那里距家太远。三祖父当兵是为了保家护院，当兵去那么远的地方，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他跑了。那时候，逃兵被抓回去是要枪毙的。何况是一个排长。三祖父被夺下饭碗，当即捆起来就要带走。曾祖母给人磕头求情。磕得披头散发，额上冒血。乡邻们也帮着说好话：“你们行行好，就当没抓住他不中吗？”
“不中。我们抓到了。”
“行行好吧，抓回去就是个死。”
“军有军法！”
爷爷请来了寨主。寨主是赵家的头人，有点身份的。但他无法阻挡抓人。就向带头的说：“长官，请你们路上走慢点，我去求个人情来。”然后示意爷爷，爷爷明白，赶紧送上一袋钢洋：“路上喝茶用，请诸位慢点走。”
那带头的还拿捏着不接，被一个也是小头目样的人伸手拿过去，笑嘻嘻说：“我们也是听差，你们求人情要快！”后来才听三祖父说，小头目样的人是他把兄弟。
抓逃兵的把三祖父带上路的同时，一顶小轿抬着寨主也飞快地往县城奔去。寨主和县长是把兄弟。赵家寨主在当时是体面人，一个寨子二千多口人，加上分布在全县的赵家，有数万人之多，大寨小寨常联手和外姓人打斗，人多势众，不免有些霸气。但为官的却爱和这类人物结交，不然这官就做不稳当。寨主就是去县长那里求人情的。自是爷爷一路同行。
一路上爷爷捏一把汗，因为他不知能不能求到县长的人情。即便求到，又不知县长和那军队的长官有多大交情。那时天已落黑，到处一片苍苍茫茫的，一行人走得好急好快。
没想到顺利得很。小轿把寨主抬到县衙后门，通报过后，便立刻被请进去了。爷爷在外头候着。两盏茶的工夫，信拿出来了。爷爷拿到信揣进怀里，立刻打马出城，往鲁西南一路飞奔。这一夜，几乎是马不停蹄。一百多里路，全是生路，不时跑迷了，只好叩开人家的门打听，几经辗转，赶到时天已微明。军营外一里多的一处荒岗上，三祖父和抓逃兵的一干人马正在等候。原来他们早就到了，都没有进兵营去。幸亏三祖父的那位把兄弟从中打点说情，如果进了兵营，而人情又求不来，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爷爷看到他们，纵马跃上荒岗，扬扬手中的信说：“我已经求了人情来！还烦诸位稍候，我去去就来！”拱拱手调转马头，直奔兵营去了。这一夜跑得人困马乏，爷爷已是心力交瘁。但没人能代替他。
果然县长的面子大。这位军队长官曾带兵在丰县驻扎过，和县长交谊颇深，当即允情，派了一个军官随爷爷来到那座荒岗上，命令松绑放了。
爷爷带上三祖父千恩万谢，一同辞归。走出很远了，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后来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如果小时候好好读书，或许会有点别的出息。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并没有多少懊悔的意思。只是淡淡的有点伤感。那时他已差不多走完了一生的路。
父亲小的时候，家里还很富。只是没权没势，老是被兵匪衙门敲诈。于是曾祖母和爷爷就老是被这个问题困扰，老是想着家里出个有本事的人，好能保护这个家。父亲是长门长子，希望便寄托在他身上了。
学而优则仕。这是古今多少平民家庭的幻想，多少有抱负的少年苦苦追寻的一条路。然则云泥殊路，又谈何容易！
父亲上了三年私塾。
父亲悟性很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聪明。他少年时并没有什么大志，只是随心所欲地生活。家庭的屈辱磨难，于他并无多大关系，爷爷的用心他还不能理解。那都是大人的事。两次被人绑票，他都觉得很好玩。父亲最早学会的话是“奶奶”。奶奶就是第一次被绑票时寄养的那个老人。那位老人没有家庭儿女，孤身一人度日。她很喜欢父亲，每天拌疙瘩汤给他喝，白面或者杂面疙瘩。父亲一生爱喝疙瘩汤，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饮食习惯。家里找到父亲时，老人家大哭一场，她舍不得让他走。后来还来看过父亲。父亲长大一点后，又由家里人带着去看望过老人家。他对“奶奶”很有感情。
父亲上私塾后，不知怎么迷恋上了戏曲。
那时乡间社戏很多，有大台戏，也有地摊曲种，梆子、四平调、柳子戏、花鼓、拉魂腔、评书，各有各的迷人之处。特别农闲时节，这村那村到处都是锣鼓声声。冬天到了，一些大户人家就请来戏班子，在野外的麦地里搭台唱戏，吸引十里八村的庄稼人都来听戏。一是显示仁德，二是联络感情，和乡民搞好关系，三是借听戏请来一些头面人物炫耀势力。还有一个好处是肥田。那时土薄，即使大户人家也无法块块田施肥，冬小麦就长得稀稀拉拉。于是搭台唱戏，让人在田里乱踩。自然是一片狼藉。但人的脚气却有肥田特效，加上粪便污物，一块薄田便一夜之间注入肥力。别看当时一片狼藉，等开春一场雨，麦苗就会返青猛长，放眼绿油油一片，和别的田明显不同。这就是古话说的“麦收战场”。
哪里晚上有野台戏，父亲是必定要去听的。白天有地摊曲艺，他也常去听。胳肢窝里夹着书，杂在大人堆里席地而坐，托着腮听得入神，时常误了上学。有时干脆就不去先生那里，吃完饭直奔戏场。家里以为他去上学了，先生以为他在家，两头都被蒙着。但这把戏不久就被发觉了。父亲被扒光了衣裳，爷爷用皮鞭打，打得在地上翻滚，血痕横一道竖一道的。父亲记住几天，不久又去听戏了。于是爷爷又打。父亲老是想不通，书念得并不差，为什么就不能听戏呢？他固执地这么想，也固执地这么做，终于改不了。他身上的鞭痕一道一道的，有时几天走路都困难。可他还是要去听戏。爷爷那么暴烈的脾气，都无法改变他。看他摇摇晃晃又去了戏场，大人们只好摇摇头，谁也不知他心里想的什么。
一个乡村小子对戏曲音乐的迷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流浪艺人怀里的马头琴，游方和尚手里的木鱼，都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时常懵懵懂懂地随在他们身后，从这家走到那家，从这村走到那村。痴痴的，呆呆的。终于，流浪艺人走远了，从荒草野径中消失在旷野尽头。那时父亲便爬到树上摘一片树叶，含在嘴里吹起来，吹得呜呜咽咽的，孤独而宁静的他就这么在野地里吹着蹓跶着，追逐着飞鸟、野兔，随手捡拾一片碎瓦放在口袋里。直到日暮黄昏，才蹒跚着回家。
等着他的又是一顿鞭子。
爷爷到底不能容忍他的固执。父亲退学了。
爷爷心里很难受。
他的望子成龙的殷殷之心，像被扎了一刀。这意味着他的家族只能继续败落下去，再也无法挽回。父亲自小喜欢捡拾碎瓦的癖好，则似乎是一种预言。
他同样不能改变他。
父亲成了小小的农夫。
其实他从八九岁就能吆牛耕地、驭马耙田。他喜欢农事。喜欢旷野。喜欢庄稼。喜欢日出日落。喜欢风雪秋雨。他天生就是个农夫。他的性格中没有掀天揭地、经邦济世的气质，他只是温和、平静而执著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依然喜欢捡拾碎瓦片、烂砖头。路上碰到捡起来，耕地翻出捡起来，回到家归拢成堆，逐一拍去泥土，翻来覆去地看。
有什么好看呢？
一片碎瓦，一块烂砖，破旧而丑陋。但在父亲眼里，却是无价之宝。
“你摆玩个啥，喂牲口去！”爷爷猛喝一声。
父亲吓得一哆嗦，冷不丁的。赶紧藏好他的破烂宝贝干活去了。
有好多事其实不必一定要父亲做的。家里有大领、二帮和其他雇工。他满可以享受小少爷的生活。但爷爷不允许。既然念书不成，就要把他调教成一个真正的庄稼人。
事实上，曾祖母和三个祖父一直都是和佣工一样干活的。特别爷爷是一个庄稼好把式，一个优秀的庄稼人。直到爷爷七十多岁去世，都没有停止过劳作。
父亲很快学会了所有的农活。
父亲依然喜欢捡拾碎瓦。
父亲还是到处去听戏。
他温和而平静，从容而悠闲。
父亲又是孤独的。他不爱说，却喜欢唱。在乡村小路上，在风雪旷野里，在莺飞草长时：“萁荚更新，流光过隙，桑榆日沂西山，有女无家……”
爷爷怀疑他迷上了哪个小戏子。
这类事是时常发生的。
唱戏的女子风情万端，且多穷家女，可爱而又可怜。真正唱出名堂的并不多，很多是为了混一碗饭吃，冬练三九，暑练三伏，稍有松怠，师傅动辄一顿鞭子，打得红粉飞花，皮开肉绽。到得前台，演一出公子落难小姐养汉，叫一声“苦啊——”哭得泪人一样，颤颤摇摇，摇摇颤颤，叫人心疼。听戏的只沉在戏里，唱戏的女子却借戏中人倾尽苦情，其间滋味有谁解得？遇上痴情的后生，这村跟到那村，一路尾随着听戏，看得人都呆了。台上的女子直和那后生眉目传情，飞眼闪闪，越发显得水灵。终于有一晚，上得台来，只顾神魂颠倒，把戏词都忘了，引得一阵倒彩。下台被老板一顿鞭子，打得哭爹叫娘。那女戏子卸了装溜出门去，后生等个正着，一把牵了就走。于是一件梨园新闻不胫而走，成就了一对小冤家。
自然，唱戏的女子也有上当受骗的，被人玩弄又抛弃，那结局就惨了。
那时人们都爱听戏，却又普遍瞧不起唱戏的。为什么瞧不起？没什么道理。好像大家都这么说，你也得跟着说，不然也成了下九流。其实戏班子是很受人欢迎的。哪里搭台唱戏，周围村庄的人这一个白天都像过节，晚饭后骑驴乘轿，扶老携幼，说说笑笑，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为多少人带来欢乐？普通人从戏里了解历史，从戏里接触艺术，从戏里宣泄情感，于是历史活了，生活有了色彩。
但人们还是瞧不起唱戏的，真是怪没名堂！
爷爷也是没名堂。
他急急忙忙为父亲操持婚事，就是怕他被小戏子拐跑了，学坏了。
父亲成亲时十五岁。母亲大父亲五岁。
爷爷说，大几岁能管住他。
父亲早早结束了他的少年时代。
那是个朦胧而富有幻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只属于他自己。属于他的戏文，他的木鱼，他的碎瓦。
母亲兄妹十三个，其中兄弟八个，姐妹五个。在姐妹中，母亲是老三，被称为三小姐。兄妹十三个是异母所生，但处得极好。特别外祖父去世后，这兄妹十三人更是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一场场灾难。
外祖父家的败落，是从一场大火开始的。后来母亲说，那场火是鬼火，是天意。
外祖父除了有几千亩地，在县城还开了个很大的土烟店。赚得的钱不计其数。乡下有一座庄园，县城还有一大片房子。母亲小时候很得外祖父宠爱，一直跟着住在县城。那条街叫火神庙街，在火神庙街的那片旁子里，母亲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
五十多年后，我又住到这座小城的火神庙街附近。母亲通常住在乡下我爷爷家里，有时也到县城住一些日子。母亲已是个完全意义上的乡下人。但童年和少女时代留给她的记忆却依然清晰。傍晚，她时常在火神庙街慢慢走动，或者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久久发呆。老街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些零星旧房子夹在楼房和店铺之间。我不知道母亲在想些什么，流逝的岁月已把她一头青丝染成白发，这里勾动她回忆的往事太多太多。
母亲说，那晚外祖父从县城回家。乡下那座庄园是他的根基，他时常回去料理一下的。
县城到乡下的家只有七八华里，走得熟了，他没带任何人。母亲说，外祖父喜欢一个人走夜路，走黑漆漆的夜路。他的土烟店既给他带来无数财富，也带来无尽的烦恼，他知道烟土是个害人的东西，却又经不住财富的诱惑，那是一朵恶之花。他时常受着良心的责备，却又不能自拔。他知道他的财富终有一天会毁了他。
那晚有一弯残月，残月在薄云里游动，夜色朦朦胧胧的。外祖父忽然发现前头小路上有一个半截人向他作揖。半截人无腿，头戴一顶辣椒帽，怪模怪样地冲他笑。外祖父以为眼花了，揉揉眼再看，半截人不见了。他胆子极大，向来不信鬼的，也就不以为然。可是走出几十步，那半截人又在前头的小路上拦住了冲他作揖，还是怪模怪样地笑。外祖父大喝一声：“什么人挡路！”
再看，又不见了。如此三番。外祖父有些心惊肉跳。夜风凉凉的，他却出了一身冷汗，他相信真地撞上鬼了。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外祖父回到他的庄园，站在过道门下，想抽口烟喘喘气。他装好烟袋，摸出火镰，“嚓！”打出一束火苗。这一瞬间，似乎有一股冷嗖嗖的风拂面而来，接着那火苗腾地窜上房，变成一团火球在房上跳跃，从过道门滚开去，整个庄园顿时变成火海。
母亲说，那是阴火，无法扑救的。大火烧了一整夜，庄园化为废墟，遍地尽是烂砖碎瓦。除了抢出一些金银首饰，其余东西全烧光了。侧院的二十多匹大马在烟火中嘶鸣咆哮，终于挣脱缰绳踏出火海，已是烧得浑身流油，不久都倒毙在村头野外。
这是当地有名的一场大火，老辈人说了几十年，并成为纪事的一个标志：“侯家起火的那年……”外祖父姓侯。
母亲说，那天晚上没人救火。外祖父不让人救。他和他的一群儿子下人，眼睁睁看着大火如龙滚动一直烧到天亮。没救火，也没搬东西。金银首饰都是女人们抢出来的。外祖父坐在数丈远的一块石头上，抽了一夜烟。火光一闪一闪地映到脸上，火星子在他周围迸射，他一动不动，脸像一块生铁。
天明回到县城的时候，满城人已传得沸沸扬扬。
外祖父两眼发乌，什么话也没说，倒头睡了半个月。
那场大火并没有让他伤筋动骨。他的数千亩地还在，他的土烟店还在。
只要他愿意，钱财还会滚滚而来。
但外祖父却关闭烟店，打起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那是大火半年以后的事。对方是福建的一个烟贩子。
关于那场官司的起因，母亲已记不清楚。那时她还小，并不懂大人的事。母亲只记得，当时外祖母和舅舅们都来劝他不要打官司。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对方是个贩卖烟土的头子，生意从福建沿海一路做到中原几省，手底下有一帮心狠手辣的人，不仅有势，而且富可敌国。和他打官司是耗不起的。
但外祖父不听劝。他决意要打这场官司。
打官司在苏州府。
从苏北的丰县到苏州府有一千六百里之遥。我不知外祖父当时为何要到那么老远的地方打官司。只听母亲说，那场官司打得极苦。
开始，外祖父往来于丰县和苏州之间，在那条漫漫古道上由秋到冬，由春到夏。后来。他有些跑不动了，就住在苏州府，让家里人给他送钱。外祖父和那个福建烟贩子比耐性，也是比财力。这场官司既然无法阻挡，外祖母就只能源源不断地派人给他送钱。常常是下人们赶着十几头毛驴，用驴褡裢为他送钱，再雇几个镖手一路护送。母亲说，谁也记不清到底耗去多少钱。有一次半路上钱把驴子压死、累死了。驴子倒在热浪滚滚的古道上，铜钱淌了一地。
官司持续了七年。
这期间，外祖父和家里保持联系就靠他的一条狗。母亲还记得那条狗是黑色的，细腰长腿，平日很温驯，就像一条很普通的狗。其实却是一条优秀的猎狗，在野地里异常凶猛，奔跑起来四肢扯平了像一条线，你几乎看不到它是怎样落地又怎样腾空的，只见它在草叶上低空飞行，无声无息地飞行。外祖父很喜爱它，叫它“大鸟”。一只无翅的黑色大鸟。
自从外祖父到苏州府打官司后，就苦了大鸟，在丰县和苏州之间充当了信使的角色。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趟。脖子上系一个很小的牛皮袋，里头装上信，拍拍脑袋，它便日夜兼程直奔苏州府去了。一路上跋山涉水不说，单是村狗的骚扰堵截就够难为它了。有时途经一个村庄，会有一群村狗把它包围起来，大鸟就只得进行一场恶战，然后从村狗们的头顶凌空而去。大鸟常常遍体鳞伤，但终于没有什么能挡住它。它跑得太快，没有哪条狗能追上它。它跑累了就在荒山野岭间隐蔽起来休息，舔去身上的血。饿了就抓一只野兔子吃，那对它来说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在一千六百里路途上，要经过运河、淮河、长江几条大水，还有数不清的小河。遇小河，大鸟便凫水而过；遇上大江大河，它懂得寻找渡口。外祖父第二趟去苏州府就是带上它去的。大鸟特别记路，几趟往来，渡口的船家都认识它了。看它风尘仆仆的样子，知道它从远方来要到远方去送信的，是条义犬，也猜到它的主人肯定是遇上了麻烦事，便让它上船送到对岸。大鸟跳上岸，回头看看船家，转身又飞奔而去。
一年又一年，大鸟在千里古道上穿行。忠实地执行着使命，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最紧急的时候。大鸟五天打过一个来回，一天一夜六百多里，天知道它是怎么跑的！
外祖父在苏州府打了七年官司，居然奇迹般地赢了。
大鸟首先跑回来报了信，是二舅带人把他接回来的。外祖父去的时候还很健壮，回来时已是白发苍苍。七年的官司把他变成一个垂暮老人。
赢了官司，外祖父并不欢喜，也无悲伤。这场官司的输赢并没有什么意义。也许他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输赢，他只是为了耗尽家财才打官司的。那七年真正折磨他的仍然是他自己。
外祖父的土烟店早已关闭，卖烟土得来的无数钱财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外祖父只不过经了一遍手，却完成了一个过程，那终究成了身外之物。他的几千亩地也大多卖掉，赔进那场毫无意义的官司里。
但他似乎因此从重负中解脱。官司打赢的第二年，外祖父无疾而终，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大鸟也随后死去。
也许，世上没有哪条狗比它跑过的路程更长。
我不知道外祖父是否真的能因此而解脱，也不想重新评判他的一生再去搅扰一个早已安息的灵魂。事实上，我对外祖父还是知之甚少。母亲零星的回忆，并没有为外祖父掩饰什么。她说过，你外祖父卖烟土是不名誉的，发的都是不义之财。这是母亲的品性。她一生耿直而近偏执，常在村里为邻里排解家庭纠纷，只以是非为标准，并不顾忌得罪谁。
我不想再责怪外祖父什么。他离我已十分遥远。人间的许多是是非非，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淡漠而轻飘。何况他生活在那个社会。我只想说，那是一段历史，一部沉甸甸的人生。在那条风雪弥漫的千里古道上，起码留下两行清晰的脚印，一行属于外祖父，一行属于大鸟。
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也一病不起，常年卧床。家中事里外都由二舅操持。其实外祖父在世时，家里的数千亩地也一直由他经管的。现在还剩百十亩薄田，光景一落千丈，下人们大都散了，二舅便带领一群兄弟亲自耕耘收获，过起俭朴的日子。
大舅早年在外求学，后来投笔从戎。最初几年还常有书信，后来便不知去向。二舅成了整个家庭的主心骨。母亲说，二舅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在场面上也极有威信。外祖父为一场无名官司需要大批钱款，二舅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过，一片片卖掉土地，源源不断地把钱送去。外祖父过世后，他格外孝敬并非生母的外祖母，爱护一群异母弟弟妹妹，他像一棵大树，为这个败落凄凉的家铺下绿荫，遮风避雨。二舅仁爱大度，却又持家严厉，不允许弟弟们沾染一点恶习。那是个五毒俱全的时代，破落子弟们稍一放纵，就会陷入泥潭。外祖父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二舅希望从他手上能重整家业。后来舅舅们相继成亲，二舅也不准他们出去，一家人仍在一起，一口大锅吃饭。虽说清苦一点，但吃饭没有问题。一个大家庭依然是完整的。在外人眼里，侯家兄弟拧成一股绳，家业振兴指日可待。这期间，母亲和她的几个姐妹也相继出嫁，都是二舅一手操持的。
但振兴家业谈何容易！在那个时代，仅靠正道是难以发财的。百十亩薄田，打发日子而已，再想有外祖父时的财富，绝无可能。多少年下来，日子依然清淡，舅舅们都有些灰心了。而且家庭太大，兄弟们待久了，免不了要磕磕碰碰的，闹些纠纷。外祖母卧病在床，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治家，几个小儿子都不是亲生。媳妇更远一层，深浅都不是。二舅竭尽心力，维持这个家，但内里已是千孔百疮了。舅舅们尊重二舅，顾着面子，可媳妇们早都三心二意了，吵吵闹闹的事不断发生。其中有个五妗子性格最烈，最看不下这种表面和和气气，内里伸拳动腿的事。她说话不饶人，横眉冷目，三天两头和人吵，芝麻大的事也要动火。母亲回忆说，我性子也不好，从你五妗子嫁过来，就常和她吵架。吵完就好，过几天又吵，是最好的朋友，又是最大的冤家。家里一天天不安宁了。终于，四舅和五舅各自带上妻小，离家出去了。两个舅舅是怕有一天兄弟们伤了和气，再闹分家就没意思了，不如索性出走，另奔天地。
一个完整的家破碎了。
有一年忽然传来大舅的消息，却是个噩耗。带信人说他死在上海附近，让家里人去运他的尸骨。这消息一惊一乍的，全家人都呆了。二舅赶紧收拾马车，带上三舅和一个伙计去了上海。按地址找到人，一个杂货店的老板热情接待了他们，说明天一早我带你们去，要是路上有人盘查，你们就说是我的伙计，出外去进货的。二舅看他神神秘秘的样子，心里犯嘀咕，就问是：怎么回事。那人说你就别问了，今晚早歇息，明天照我说的办。
第二天微明，老板带上二舅一行人上路，出了上海一直往远处走。到荒郊野外的路上，老板才说出实情。原来大舅早去江西参加了红军。长征开始后，他被组织上留下来坚持地方斗争，发展游击队，因为他在旧军队里干过团长，打过许多仗，有相当的组织才能。国共合作后，活动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奉命向皖南、皖中集中。那时大舅是一个支队的团长。他带的部队到达皖南的岩寺地区就地待命。数年征战，都是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大舅九死一生，也异常疲惫。部队短暂休整后即将奔赴抗日前线，战士们都在休息。那天傍晚，大舅带一名警卫员在附近的一条河边散步，心里很宁静。这是难得宁静的片刻，后来他的警卫员回忆说。那晚他显得特别亲切，向他说起远在苏北边陲的老家，说起他的童年，说起他参加革命的经历。而这些话平日是绝少向人说起的。他渐渐有些激动和伤感。苏北老家早已断绝了音讯，感情上也早已淡薄，那个地主家庭和他的革命道路是水火不相容的。但他从小上学，又是由外祖父的不义之财供养的。那里还有他的一大群兄弟姐妹，作为长子，理应还有他的家庭责任，但他无法回去，也不能通信，那会害了他们。就要去抗日前线，等待他的是拼杀、流血和死亡。那种为国捐躯的悲壮感和飘零感，使他重又想起故乡。他说如果有一天死了，还是希望能把尸骨埋在老家。那是一份割不断的乡思乡愁。那会儿他并没有想到，隔河对岸的树丛里，正有一支枪管一直随他移动。就在他们散步结束就要往营地回转的时候，对岸的枪扣动了扳机，大舅当即倒地再没有起来。不知是谁打的黑枪。大舅死得突兀而简单。
二舅很悲痛。虽说大舅失去音讯多年，可二舅相信大舅一直活着，而且在外面干着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业。二舅知道自己的大哥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年轻时的举止言谈都那么与众不同。大舅一直是二舅心目中的偶像。外祖父死后，二舅便格外想念他的大哥。他无数次想象着他在哪里，在干什么，希望有一天，他会戴着荣耀辉煌归来。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一声黄昏的枪声断送了大舅的性命，也断送了二舅的梦。当他们赶着马车，离开上海几百里，在一条河边找到大舅的坟时，那上头已长满荒草。二舅和三舅扑到坟上放声大哭起来。他们没想到，思念大哥多年，会是这样相逢、这样结局的。
这是一个荒凉的河坡。周围连个村庄也没有。二舅死死盯住对岸的那片丛林，一把泥土被他攥出水来。
大舅的尸骨被运回家，来回用了三十九天。
埋葬过大舅后，二舅病了一场。之后，他像换了一个人，沉默寡言，常常闭门发呆，除了一日三次去外祖母屋里请安坐一会儿，几乎不和人说话。
那时母亲和她的几个姐妹已出嫁多年，知道二舅这样子，都有些担心，便常回娘家看他。二舅说，我没事，你们安心过日子，不要挂念我，我会好起来的。母亲说，我们都知道，你二舅的心冷了。我们都希望娘家能再发达起来，而这只能靠你二舅，他一垮，就几乎没有可能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那时的女子，哪个不希望娘家是一座山呢。娘家富有强盛，在婆家就不会受欺，就体面，遇上三灾两难的，也好有地方求援。
一家上上下下凄凄惶惶的，整个家庭笼罩着幻灭的气氛。压抑得人受不了。
又一场更大的灾难终于来临。
事情的起因是二舅的一个堂弟被人杀了。他的那个堂弟是棵独苗，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什么亲人。对方杀他的时候很放心，像捉一只鸡捉去杀了。这是一场私仇。
二舅对外祖母说：“娘，我不能孝敬你老人家了。”
外祖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但无法阻拦，也拦不住。按当地的规矩，他为堂弟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不去会被人瞧不起。二舅是场面上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他不能被人笑话。二舅把几个弟弟叫到一起，说你们别恨我，我揽了个麻烦事，几个舅舅说，二哥你去吧。大家都很平静。大家都知道二哥定能为堂弟报仇。大家也知道这场仇杀会没完没了。夜幕降临时，二舅揣一把短枪出门去了。那人在一个地方杂牌军的兵营里，是个小军官。二舅的堂弟就是他喊几个当兵的捉到野外弄死的。小军官常溜出兵营喝酒，赌博，嫖女人。二舅候了四个晚上，在赌场上一枪打碎了他的脑袋。小军官也是当地人，也有一群兄弟。自然要报仇。二舅枕枪睡觉，深居简出，几个舅舅轮流值更，一人一把枪。都很兴奋。
已经很无聊的日子忽然有了滋味。但二舅不愿老是躲着。他想快点了结，就走出去了。他说我去他们家，和他们弟兄谈谈，能了就了，不能了也没啥，你们都有枪。几个舅舅说，二哥你别去，没个好！二舅笑笑，去了。对方很客气。让座。倒茶。递烟。二舅说，我们家死一个，你们家死一个，扯平了，往后怎么说？往后。你是说这事算完啦？我没说算完。随便。这事没完。那就下手吧。
“叭！”
二舅倒下了。
办完丧事，三舅对外祖母说：“娘，我不能孝敬你老人家了。”外祖母哭了，摆摆手。三舅提一把短枪走了。三舅杀了对方一个兄弟。三舅后来又被人杀了。四舅五舅早已出走。轮到六舅为三舅报仇了。六舅才十九岁。六舅向外祖母告辞的时候，外祖母没哭。她只是说，你才十九岁，行吗？六舅说，娘我行。六舅出门的时候，看了看七弟八弟，有点犹豫。七弟八弟还是孩子。他摸摸他们的头。走了。刚出门，八弟又喊住他，哥，你还会回来吗？六舅的泪水在眼里打转，他想说我肯定回不来了。可他没这么说，他受不了八弟眼巴巴的泪光。他转回头说，回来！我肯定回来，你们别怕。六舅杀了人又被人杀的时候，是一个月黑头天。他被反绑着手，喉咙里插一把匕首，那把匕首像一把钥匙，插在他的生命之锁里，只要再转动一下就没命了。但他们没有再搅动，只把匕首插进去，甚至连手绑得也不紧。后头有人用枪逼着，他跑不了。六舅被牵到一片野地里。他们要活埋他。一个人被活埋前会想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但那一刻六舅肯定想起了他答应过八弟的话。他肯定记起了他的谎言。他说过他要回来的。八弟还那么小，他不能骗他。
押解六舅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被六舅杀死的仇家的弟弟，另一个是仇家请来的帮手。对方是兄弟五个，也仅剩这一个了。但双方谁也不肯罢手。所有的人都在看着这两家杀来杀去。没有谁认为这场对杀会中途结束。许多年后我听母亲重新说起这场仇杀的时候，同样没有觉得有什么好惊心动魄的。如果我是当时舅舅们中的一员，肯定也会参加进去。我太了解家乡人的秉性，他们就是为一口气活着，为一口气去死。一条路走到黑，憨得八头牛拉不转，等一切都明白过来，已经为时太晚。
六舅明白得已经太晚。他才十九岁。也许当他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可他不能退缩。不然人家会说他是孬种。就为不当孬种，他宁肯舍弃这一条命。
当他站在野地里，面对黑乎乎的旷夜时，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他已经痛感这场仇杀没有任何意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话必须由他说，由他告诉他的七弟八弟。如果就此死去，不留下这句话，七弟八弟还会接着为哥哥报仇，灾难还将继续。
那把匕首插得很深，喉咙已经麻木，血管被匕首切断又堵塞壁合，并没有多少血渗出，只觉得凉凉的有些快意。仇家的弟弟正在拼命挖坑，已经挖出有大半人深了，影影绰绰只露出脑袋。再往下掘一尺就够了。六舅很魁梧，站着埋进去很要一个大深坑的。仇家的弟弟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只顾低头往外掏土。背后押他的人已经连打几个哈欠。天太冷，他有些不耐烦了。有时就走到坑边看看催促说，快点伙计，我冻得手都麻了。仇家的弟弟说，伙计帮忙帮到底，要不你下来替我干一会，我都累得手酸了。那人缩回头说你干吧，弄一身土怪脏的，我还是看住他这个宝贝。就在坑沿跺脚取暖走来走去的。
六舅不露声色，一直在悄悄挣动背后的绳子。本来就捆得不紧，不大会儿就脱了手。他捏住绳头没急于逃跑。他知道这样逃不脱的，对方手里有枪。
他终于等来一个机会，事实上也是最后的机会了。挖好坑，仇家的弟弟在里头喊，喂伙计你搭把手把我拉上来。那人答应一声，就把右手的盒子枪放在左手上，弯腰就去拉他，胳膊肘撒开，左手的枪就在六舅鼻子底下。六舅眼快手急，伸手夺过枪，飞起一脚，把那人也踢下坑去。六舅想说点什么，可他试了试，一阵剧疼，喉管里那把匕首妨碍了发音。就用枪指了指吓得缩在洞里的两个人，开了一枪。那一枪好疹人！
然后六舅转身就跑了。这里距家有八里地，六舅跑得飞快。他用一只手托住那把匕首，不让它掉下来。他知道匕首一旦脱落，血就会喷涌而出，无论如何也支撑不到家的。但匕首在飞奔中还是震颤不止，血在一缕缕往外流淌，他能感觉得出来。他不时把匕首往里塞一塞。六舅在和生命赛跑。十九岁的生命像一条激荡奔腾的河，像一架葱绿的山。
六舅终于坚持到家。
六舅一身都是血。脚步晃得厉害。
六舅踉跄着栽进外祖母的堂屋，一家人都跟着跑进来了。七舅八舅和一群寡妇，骇然盯住他喉咙里那把刀子。那把刀子仍在打颤，颤动一下，血沫便咕噜咕噜往外冒。
外祖母已由人从床上扶出来。六舅跪在她的脚下。六舅说娘我快不行了。外祖母说六子你是好样的。六舅说娘不要再为我报仇了，七弟八弟还太小。外祖母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哩。七舅扑上去从六舅手里夺过那把枪就往外走，外祖母喝一声你回来！他还要往外走，被几个妗子抱住了，她们说七子你才十六岁，她们说七子你要听话，她们说七子七子……六舅跳起来打了七舅一个耳光：“啪——！”
七舅愣住了，一把抱住六舅，放声大哭。六舅重又跪下给外祖母磕了三个头，然后拔出匕首，血突然窜出来如泉喷。六舅死了。他的血终于流尽。从此一切又归于平静。这边不再去报仇，那边也不再来寻事。六舅临逃走的时候开了一枪。那一枪是往天上打的。仇家的弟弟和他的帮手跌落洞里，六舅本可以一枪一个打死他们。但他没那样做。他放过他们，也为他的七弟八弟留下一条生路。这场仇杀以双方丢了九条人命结束。母亲从她那个轰轰烈烈败落的家走出来，又走进我们这个同样日渐败落的家庭，也算得曾经沧海了。她的父兄留给她太深的铁血影像，太多的创伤，也给了她超出一般女人的刚强。母亲嫁过来不久，爷爷就让父亲母亲分家单过了。爷爷给了三亩路边地。他们就从这三亩地起手，重新做起发家梦。这个小小的家庭是从废墟中生出的一片绿叶，充满勃勃生机。一旦独立生活，父亲像突然间换了一个人。十五岁的父亲很想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挑起家庭的重担。他的肩膀其实还嫩得很，但他要尽量做得像一回事。干完农活，地里有了空闲，他就出外打工、做小生意，和村里其他人结伴远行，一去数百里外。风餐露宿，不辞辛苦。挣了钱回来一把交给母亲，兴冲冲的。母亲夸他几句，越发高兴，稍事歇息，便又外出了。
但生意并不那么好做。小本经营，盈亏都在分厘之间，稍一失算就会亏本。在外买吃买喝下馆子是少有的事，都是带干粮喝凉水，拼个身子省点钱，那份罪不好受的。那时兵荒马乱，盗贼遍地，被人抢个精光的事时有发生。父亲两手空空回家，见到母亲就哭起来，再顾不得什么男子汉的脸面。母亲就笑着安慰他说这不算啥，破财人安乐，下回当心点就是。父亲终于释然。振作精神，不久又外出了。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如果说父亲是一个船夫，那么母亲就一直是家庭的舵手。她大父亲几岁，经历的事也多，父亲有一种依赖心理，而母亲则当仁不让地主持着家政。
父亲和爷爷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爷爷对父亲素无好感，对他的不听调教，对他的无所事事，对他的漫不经心，几近厌恶。让他早早成亲，让他十五岁分家，已近乎一脚踢开，生子只当无。他喜欢二爷家的一个儿子，达到痴爱的程度。他时常把米面钱财送给侄子，却从来不给儿子。以至后来把分家时送给父亲的三亩地收回。父亲母亲只好求亲告友到处借贷，凑集上千斤粮食交给爷爷再把地赎回。他们不能没有地。
爷爷曾希望母亲的到来能改变父亲，可是一旦父亲真的一改木讷变得像一匹小马驹样现实地过起日子，爷爷又无比恼火了。他恼怒父亲又迁怒于母亲。动不动找茬打骂，打父亲也打母亲。他觉得他的为父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儿子已真的不属于他了。这使他万分沮丧。后来有了小叔，爷爷更把父亲视为陌路人。他曾不止一次地当着母亲的面对父亲说，你死吧，你死了我一点都不心痛。父亲眨巴眨巴眼不说话。他只是在心里想，我怎么能死呢，你干吗要盼我死呢？父亲当时很生气，但很快就忘了。父亲不记仇，一生都不记人的仇，他只记住人的好处，何况对父亲呢。但这些绝情的话以及无数次的毒打，却大大伤了母亲的心。她弄不清这个古怪而暴戾的老头究竟是怎么啦。长辈要找小辈的茬，小辈是防不胜防的。争吵不断发生，也不断升级。终于几乎断绝关系。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父母和爷爷奶奶的关系还不如一般邻里。这首先是因为爷爷的古怪，其中也有母亲的固执。她性格中强悍的东西太多，对任何人都不愿低头。
这种紧张的关系一直到我长大以后才逐渐好转。
我小时候并没有像一般家庭的孩子那样受到爷爷奶奶的宠爱。从上小学到上中学，没有花过他们一分钱。但有两件事却让我永生难忘。一是五岁的时候第一次去县城，是爷爷带我去的。我家距县城十二里路，爷爷赶一头很瘦的黑色毛驴，驴背上搭一张小褥子。爷爷让我骑在毛驴背上，他赶着。脖颈里插一杆烟袋，烟袋包晃晃荡荡的。我一路上既兴奋又紧张。这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地方。我还不能想象县城的轮廓，可我知道那是个热闹的去处。这又是我第一次和爷爷单独在一起。平日他老是阴着个脸，动不动就大声训斥我一通，我很怕他。但那次进城，爷爷却没有训我，当然也很少听他说话。他只是闷声不响地赶路，间或吆喝几声：“得！得！”如果是父亲在这种场合下，一定会唱点什么。但爷爷不唱。我一生都没有听他唱过什么。他总是阴着脸飞快地走路，也不和人说话，突然远远地吆鸡吆狗，弯腰拾一块小砖头甩过去，然后又飞快地走路。
那次进城，我已不记得爷爷办了什么事，只记得在县城西关路南的一家饭店里吃了一顿饭，吃的是大米饭、羊肉汤。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饭馆，也是平生第一次吃大米饭。从此我知道了世上居然还有卖饭的，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记得回到家天已落黑。尽管爷爷在驴背上垫了小褥子，我屁股上还是磨出两片血来。那头毛驴实在太瘦了，真个驴脊如刀。但我还是兴奋了好多天。
另一件难忘的事是在六一年。那年我从村里小学考上丰县一中。丰县一中是当时全省闻名的一所中学，学生是从全县范围内择优录取的。考上这所中学，全家看得像中举一样重要。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考上学却没有钱交学费，还是后来父亲卖掉我心爱的猎狗才凑齐了钱的。那条猎狗被卖掉后又逃回来，逃到半路又被人打死。这段生活曾被我写进一篇小说里。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件事，我去县城上学那天，奶奶送给我一只大花瓷碗。那是祖上保存下来的一只大花瓷碗，很精致，平日不用，只在过年上供时奶奶才用的。现在想来也许很珍贵，说不定是件古董。但那时不懂，也许奶奶都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只当一件祖传的碗就是。奶奶把它送给我是让我吃饭用的。我一直在县城中学用了几年，后来和同学打架时不当心碰到地上摔碎了。那是记忆中奶奶送我的唯一礼物。好多年过去，仍不能忘怀。
爷爷奶奶是喜欢我的。我能感觉得出来。特别我考上中学以后，那份爱心更是日渐浓厚。可是由于家庭关系的不正常，爷爷对儿孙都生分了。他从没有抚摸过我的头或时常弄点什么好吃的给我，却时常远远地盯住我看，直到我消失在他的视野里。后来才听母亲说，那次带我去县城，他根本就没有告诉我父母，是他偷偷带去的。那时他刚从戒烟所里出来不久。爷爷在解放初住过三个月戒烟所，因为他吸大烟，住进去强行戒毒。
家族在经过十二次绑票和数次反抗失败后，迅速败落下去。曾祖母年岁已大，再无力领家，就给三个爷爷分了家，说各家单过。三个爷爷由那些年应付土匪开始，渐渐都染上了吸大烟的恶习。老兄弟三人由三杆快枪变成三杆烟枪，家境日渐衰微，到土改时，二爷三爷都被划成贫农，唯有爷爷还有二十多亩地，被划成中农。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大瓦屋家已轰然倒塌。
到我年岁渐大，逐渐了解这部家史后，我开始努力理解爷爷。我为他感到悲凉。他的古怪和暴戾和由此对父亲的疏远，都含着一个老人的无奈和绝望。他的满腔的仇恨和悲愤无处发泄，只能怨恨儿子，怒其不争。在他时常远远地看着我的遥远而茫然的目光里，似乎含着他的酸痛和叹息；这孩子会有出息，可惜太晚了！
到后来我高中毕业特别是参加工作以后，爷爷再不能掩饰对我浓浓的爱心，仿佛他贫瘠了一生的精神荒漠终于有了依托。尽管这精神依托再没有任何意义。每次回乡下老家，爷爷看见我就悄悄凑上来，怯怯地和我搭讪，问一些城里的情况，让我说一些和他毫不相干甚至他完全不懂的事。他听得兴致勃勃，不时插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在我面前，他毫不掩饰对那些事情的无知。他用慈爱得令人发抖的目光看着我，像看待一个极有见识极有身份的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爷爷在他一生中经历过无数艰难困苦，不曾向任何强暴低头，在我面前却变得那么瘦小，那么卑琐。有多少次，我想大叫一声：“爷爷，我是你的孙子呀！”
那个古怪、暴戾的老头不见了。他走路不再那么快。脸也不再那么阴沉。
没有了大瓦屋，没有了财富，也没有了脾气。
爷爷变得平静而安详了。
我知道，在爷爷对我浓浓的爱心里，既有对他迟到的安慰，也有他对往事的忏悔。他对父亲曾有过高的期望，那几乎近于苛求。父亲即便认真读书，又能如何呢？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没有谁能有回天之力。
父母经过多年奋斗，到解放已有八亩地。土改以后政府提倡发家致富。他们更是如鱼得水。从土改到合作化短短的几年中，已发展到二十四亩地，一头牛一头驴，耕织齐全。如果不是合作化，他们再度成为庄园主是完全可能的。
那时父亲多快活啊。
种田，做生意，听戏，一样不误。
他几乎是村里起得最早的人。
清晨还在薄雾里，父亲已吆牛下地了。不大会儿三三两两的庄稼汉子都赶着牲口离开村子，田野里渐渐有了些游动的身影。父亲爱唱，爱唱梆子戏。他几乎精通所有的古典戏曲。直到晚年，每在县城住一些日子，他什么要求也没有，每晚一张戏票足矣。戏园子是他的圣堂。父亲还是唱吆牛歌的好手，他的吆牛歌可以传出几里远。他平日说话口拙，却天生一副好嗓子，宽厚而宏亮：“哈哈——嘿——喂一嘞嘞——嘹来——啊哈——嘞嘞——嘹吨——。”雾气缭绕的田野里，父亲放开嗓子，把鞭子挥成S字形，并不舍得打在牛身上。他和牛都在悠悠地走，透着满足和闲适。这里那里，庄稼汉子们渐次都喊起吆牛歌来，此起彼伏，于是乡野从沉睡中醒来，雾气散尽，是一片明朗的天。
母亲忙着家中事，还要时常回娘家看一看，那里有许多让她牵肠挂肚的事。
舅舅们那场仇杀过后不久，外祖母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下七舅和八舅。两人无依无靠，成了孤儿。八舅自幼是个残废人，一条胳膊细如麻杆，不能做什么事，吃饭穿衣都要人照顾。七舅十八岁时和人打了一架。对方人多势众，欺他身孤力单，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七舅吃了大亏，却无人帮助。打完架，他到外祖父和一群哥哥的坟上痛哭一场，然后依坟睡了。一觉醒来后神志错乱，从此疯痴一辈子。母亲每去一趟，帮他们拆拆洗洗，照应两天又忙忙地赶回来。有时也把两个舅舅带回家住些日子。两个舅舅大一些后，母亲和她的几个姐妹都曾帮他们娶亲。但不久都散了。一个残废，一个疯子，无法养家糊口，两个女人先后都走了。七舅八舅直到前几年才先后去世。两个鳏舅一死，外祖母家便一门灭绝了。
四舅早年出走，再无下落，想来早已客死异乡。五舅出走后，突然在解放时有了消息，说在徐州市当了干部。母亲赶忙让父亲去打听，果然在徐州市找到五舅和五妗子。原来当年离家不久，他们都成了地下党，利用做小生意做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五妗子曾被捕蹲监一年，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让她招供。五妗子向来性硬，当初在家时就是个坏脾气，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下派上用场了。老虎凳、辣椒水、烙铁、皮鞭，能用的刑全用了，她硬是挺住不投降。后来我曾问过五妗子，敌人用刑时你怕不怕。她说咋不怕，没用刑前害怕，一用刑我就火了，折腾得死去活来，我受不住了就骂，祖奶奶的！肉是你们的，骨头是我的，那会儿哪想到会活着出来。敌人拿她没办法，就投进死牢。后来被营救出来时，五妗子已是枯瘦如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五妗子成了英雄。徐州人把五舅称为侯老五，称五妗子为侯五嫂。刚解放时，五妗子去北京参加群英会，毛主席接见大家。有人向主席介绍了五妗子的事迹，主席握住她的手称赞说，你是钢铁妈妈！后来出过一本连环画，叫《钢铁妈妈侯五嫂》，就是描写五妗子革命事迹的。五妗子做了多年的徐州市妇联主任，到一九八七年才去世。至今徐州市五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人不知道侯老五和侯五嫂的。我第一次见到五妗子是文革大串联时。那时五舅已经去世，我到徐州找她，在她家吃了一顿饭，说了一些闲话，大多是她问我一些老家的事。饭后临走时送我十块钱，然后沉着脸说，到北京看看赶快回家去，别乱跑！
后来凭那十块钱，我跑了半个中国。
五舅在世时，给过我们家很多东西。解放初，父亲做小生意常去徐州。每次去五舅都要给些钱物，而且每次都要送到城外。五舅性情温和，待人亲切。有一次五舅送父亲临出城时，买了三十条香烟给父亲，说回去换些粮食给孩子们吃。那时三十条香烟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可换一千多斤麦子。徐州到丰县一百八十里，父亲一天一夜走回家，真是高兴极了。后来父亲以这三十条香烟为本做生意，一次买了八亩地。
父亲是村里入社最晚的一批。
当村支书带着腰鼓队到家里欢迎祝贺时，父亲蹲在一旁抱头痛哭了。
他从十五岁分家，以一个稚嫩的肩膀挑着担子，走遍了四省交界地的几十个县，在兵匪盗贼间穿插往返。吃苦受罪还在其次，单是遇险就不下几十次。一次去安徽的砀山县贩麻花，傍晚回来时在黄河故道里遇上强盗。强盗紧迫不舍，父亲挑一担麻花在故道的阴柳棵里左拐右拐，舍不得丢下。那是五百根麻花，挑回家一根可赚两分钱。来回一百三十里，父亲都是连夜往家赶。那次父亲在黄河故道里周旋了一夜，最后还是把麻花都丢了，人也被抓住打了一顿。有一回去山东的荷泽贩卖粮食，中途碰上打仗，粮食被没收，人留下修了三天炮楼，还被砍了一刀。那年日本人扫荡，鬼子突然进村，父亲带全家仓皇逃出，刚买的一头花牛未及牵出来。半夜里，父亲顺麦垅爬回村，想把牛偷出来。潜回家刚把牛牵在手上，就被日本游哨发现，一阵排枪打来，花牛当场倒地死了。父亲赶忙滚进一条暗沟，仗着地形熟悉，一寸寸往村外爬行，进入野地，爬行三里多才脱险回来，双膝磨得血肉模糊……
这类事够他回味的了。
他用血汗挣来的几十亩地和牲畜不再属于他。
父亲两手空空，只剩下满身伤疤。他的两条腿青筋暴凸，盘成疙瘩。到了晚年，那双腿每夜都要不停地抽搐痉挛，时常疼得梦中醒来。他年轻时跑过的路太多太长了。
入社后，父亲的大黑牛被分到别的生产队。可他每晚下工回来，都要去看它一次。黄昏一声低沉悠长的牛哞，叫得人心里抖抖的。父亲带一把炒熟的黄豆，去了村外的饲养室，脚下是一条荒僻的小路，月光洒在上头，依稀照出一些碎片烂瓦。父亲走在上头，忽然被绊了一下。他弯腰捡起一块形状古怪的瓦片，在月光下端详一阵，习惯地要把它装进兜里，可掂了掂还是把它扔了。父亲咂吮一下嘴唇，又往前走。他的嘴涩涩的。
父亲在饲养室找到那头黑牛，掏出黄豆用手捧着一粒一粒地喂它吃。那头黑牛是两岁口，正是能吃能干的时候，拉犁拉耙都是主套。只是喜欢调皮捣蛋，干着干着活突然用角顶撞左右邻居，因此常挨鞭子。父亲喂完黄豆，拍拍它的脑袋，黑牛便低低地哞叫一声，显得特别乖，特别乖。它每天都盼着老主人来看它，每天都想吃老主人带来的黄豆，每天都想诉说它一天的委屈。
但父亲得走了。待久了饲养员老头会不高兴的。后来父亲便做了社里的耕作员。父亲依然是村里起得最早的。父亲依然喜欢唱吆牛歌。但那歌却格外的凄凉了。吆牛歌没有歌词，也没有一定的曲调，或高亢、或悠然、或凄婉，全看歌者的心境如何。清晨，一个庄稼汉子赶着牲口，在薄雾里扶犁游动。他时常把鞭子挥一挥，甩成S字形，却并不真地打在牛身上。人和牛都在悠悠地走。忽然那汉子唱起来：“嘞嘞——嘹——吨——啊——嗨嗨——嘞嘞——嘹——嗨嗨——唉嗨——！……”那便是父亲。一曲吆牛歌，无词无韵，却唱出一个庄稼汉子心中的苦闷忧伤、烦恼和无奈，唱出乡村岁月的全部滋味。雾散了。父亲的轮廓渐渐清晰。一群麻雀尾随在他的身后，蹦跳着在新翻的黄土地里捡食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