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参加农村工作队，到城北一个村子搞路线教育。当晚开社员大会，发动群众揭发坏人坏事，特别是对干部提意见。我曾六次参加这类工作队，大体都是这个套路。那时工作队下乡，老百姓其实不欢迎，村干部也不欢迎。因为工作队不论以什么名义下去，都是要整人的。有的工作队确实也凶，像鬼子进村，看谁都不顺眼。谁家做点小生意就是投机倒把，谁家种二分地瓜就是资本主义。折腾一气，鸡飞狗跳，老百姓瘟头瘟脑，干部来个大换班，于是得胜回朝。
但往死里整人的毕竟是少数。有的工作队还是尽可能为群众做点好事，对上头的布置阳奉阴违，做些表面文章，并不真正伤害人。我们这个工作队队长是抽调来的大队书记，叫王传道，是个烈士子弟，人很正派，自然也深知基层干部的甘苦。他也并不想整人，但在动员大会上却要走形式，声色俱厉，号召大家检举揭发。群众不摸底细，会场一时僵住了，气氛很紧张。就连我也弄不清真假了。我和王队长的弟弟是中学同学，大家原都熟悉的，就走过去低声说：“你真要整人？”他冲我偷偷挤挤眼，没吭声。我心里有数了，知道这小子在耍滑头，于是退回来点一支烟，悠悠地抽起来。不想这时突然站起来一个人，从怀里掏出—个破了皮的本本，足有半块砖那么厚。他朝主席台上扬了扬大声说：“我要揭发！这里都记着呢！”一个会场千把人都往那里看，我想糟糕，真是喊魂就来鬼。这事骑虎难下，只好让他当场揭发。那人就翻开本子念起来：某年月日，某某人和某某人在村西地头上说什么什么；某年月日，某某人在门前树底下说什么什么，当时面朝东南，北风三级，在场的还有某人某人；某年月日……乖乖！一口气念了十几条，牵扯几十个人，全是些反动话，上纲上线都够逮捕的资格。许多人神色大变，其间有干部也有群众。我和王队长交换了眼色，知道这事惹大了。王队长赶紧站起身来说，今天晚了，就揭发到这里，以后再安排时间，而且把那人表扬了一番。当晚几个工作队员商量对策，感到无法向工作队总部隐瞒，只能把那人作为积极分子抽上来，慢慢消解。后来经过接触了解，知道那人当过几年兵，在部队时就爱打小报告不大受人喜欢。复员后想当大队干部，可是声望不高。这人倒没什么劣迹，只是阴沉沉不和人讲话。几个人走路，他是一定要走在最后的，听前头人说话，从不插嘴，记性却好。农村人说话不像城里人那么小心，口没遮拦，天王老子也敢议论一番，谁能想到他会给人记账呢。老百姓说，这比砸黑砖还厉害。
那一年，在村里除了工作队厉害就是他厉害了，整天挎个黄包内查外调。临结束配班子时，不要说大队干部，连小队干部也没让他当。他很委屈，说工作队耍他。后来我和王队长找他谈话，说你这种人是不能当干部的，整天记人的小账，不是害人吗？做人还是要本分一点。再后来，听说他在做小生意，赚了不少钱。我想这可能比较适合他，会算计。事后想想，这人也挺可悲，因为那时候需要这种人。社会需要什么就会产生什么，日本人进中国时需要汉奸，于是就产生汉奸。一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