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本能地（哪怕只是要与普遍的感情背道而驰）发觉他的面容很和蔼可亲。人们派给他的那种身心衰弱的征兆，达利反而觉得是使周围平庸之辈相形见绌的高贵的沉稳风度的可靠标志。他轻松自然的态度是那么完美，不能不说他是从委拉土开兹一幅高贵的油画中活生生地走下来的。达利感到他立刻在同学中注意到自己。达利特殊的打扮、达利少女的长发、达利的颊须肯定被认为是种了不起的东西，而且他们之间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的影响。有人把达利当成了一位学生代表，于是他和十来名同学陪伴着国王，从一个班级走到另一个班级。达利完全被一个想法吞没了：国王有可能发现学院为给他留下良好印象而耍的花招，这使达利感到一种致命的拘束。好几次，达利都想揭穿在达利眼皮底下演出的这个喜剧，但他终于忍住了。
参观结束了，要拍一张国王与学生们的合影照。有人吩咐去找一把安乐椅来，可他阻止这一行动，以世上最自然的态度坐在了地上。接着他拿下没吸完的香烟，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一弹，把它抛进二米外的一个痰盂里。这一具有马德里小流氓特色的动作，引起一阵热烈的欢笑。国王刚才肯定迎合了学生们的感情，特别是在场的佣人们的感情，这些佣人从不敢当教授的面这么做，甚至也不敢当他们的面这么做。正是在这一刻，达利证实了国王对自己另眼看待。事实上，他迅速向达利投过来一眼，想看到他的反应。这尖利的目光，显示出他怕有人会在他的举动中发现某种蛊惑人的讨好意味，达利对此确信不疑。达利脸红了，国王重新注视达利时，必定会看到这种情况。
拍完照片，国王跟他们一一道别。达利是最后跟他握手的人，也是惟一怀着尊敬之情，一膝着地向他致敬的人。当达利抬起头时，达利发觉他激动了，几乎令人难以觉察地抽动着他那波旁家族著名的下唇。他们彼此认出了！两年后，他本人签署把达利从美术学院开除的决定时，肯定不会料到被开除者就是给他留下尊重的深刻印象的那名学生。
从到马德里时算起，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达利一如往日，过着勤勉好学的生活，既有条理，又有分寸。说得更确切点，上述品质在他身上甚至发展为苦行了。达利宁愿生活在一座监狱中，要是达利生活在那儿，达利决不会为自己仅有那么一星半点自由感到后悔。达利画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朴素。达利制作了一些画布，上面涂着一层厚厚的胶色底子，居住在马德里的最初四个月内，达利在这些石膏般的表面上画了两幅重要的作品，它们像火刑一样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这些作品本身就是火刑，因为配制的胶开裂了，达利的画一块块掉下来。然而，在它们毁灭之前，有人发现了它们，又通过它们发现了达利。学生公寓分成一些团体和一些小组，这些团体中有一个自称是文学艺术的先锋派团体，它不属于因循守旧的人。战后的那些灾难性腐败气息已经在其中发酵了。这个团体刚继承了另一个文学家和画家团体的否定性的和反常的小小传统；后者自称是“极端主义的”，运用从欧洲模糊的反光中产生的各种“主义”中的一种主义。
学生公寓的这个团体中，有佩班·贝略、路易斯·布努艾尔、加西亚·洛尔卡、佩德罗·加菲亚斯、欧仁尼奥·蒙代斯、巴拉达斯和另一些人。当时，达利只想认识他们中间两位将达到顶峰的人：在诗歌和戏剧领域内的加西亚·洛尔卡，在心灵和智力阶梯上的欧仁尼奥·蒙代斯，前者是格拉纳达人，后者是圣雅克·德·孔波斯代尔人。
一天，达利不在时，女佣没关他的门，佩班·贝略从走廊经过，看到了他的两幅立体主义的油画。他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只熟悉达利面孔的这个团体的成员。达利不过是挖苦开玩笑的对象，一些人把达利称为“音乐家”或“艺术家”，另一些人把达利叫作“波兰人”。达利极少欧洲味的奇装异服让他们轻视他，把他当成平平常常的浪漫主义残渣，或多或少是肮脏的。达利勤学的态度、达利丝毫不带幽默的面孔，在他们看来，都表明他是十分欠缺智慧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怪人罢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他的天鹅绒上装、他的大花结领结、他的绑腿跟他们的西服套装和英国式高尔夫球裤形成更强烈对比的了。他们的头发剪得很短，而达利则留着少女般的长发。特别是，在达利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正着迷于一种结合了优雅和犬儒主义的情结，他们像老练的纨袴子弟一般运用着它。一句话，他们使达利感到手足无措，达利一直怕他们进入自己的房间，这种担忧几乎达到了会昏倒的程度。
从佩班·贝略发现达利的画时起，他们都来看达利，以他们惯有的赶时髦作风，夸张地表达他们的赞美之情。他们的惊异无边无际。他们思索着达利的每一件东西，但并没想到达利是位立体主义者！他们推心置腹地向达利招认了他们讲过的话，作为补偿，他们向达利提供了他们的友谊。达利不如他们豪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达利自问是否自己真有什么吸引他们的东西。然而，不到一周，达利就让他们强烈感到自己远胜过他们，很快这个团体的全部成员都开始重复：“达利这么说……达利这么画……达利回答……达利认为……这像达利……这是达利式的。”达利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会从他这儿获得一切，却什么也不会给他。他们有的东西，达利已经大量地具有了。给达利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只有加西亚·洛尔卡。在他本人混乱的、带血的、黏糊糊的、崇高的、为大量黑暗的地下火焰而战栗的血肉之躯中，仿佛每一种物质都准备找到它独创的形态，他全部的存在都只体现着惊人的诗的现象。达利进行抵制，对“诗的宇宙”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确信什么都不能处在无限定的状态中。可以为一切事物确立一个“轮廓”、一种“法则”。并不存在人们不能“吃掉”的东西（当时这已经是达利喜欢用的表达方式了）。当达利感到伟大的费德里柯诗歌的煽动性和富于激情的火焰变成无法控制的冲天烈焰时，他就拼命控制它，用他反浮士德的早熟老年的橄榄枝熄灭它，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先验的缺乏诗意的烤架。当白天来临，洛尔卡的火焰只残留一些炭火时，达利就要在这烤架上烧烤他思想的蘑菇、排骨和沙丁鱼了。在预定的时刻，把一切适时地趁热摆到干净的台布上，这些台布就是你们正在阅读的这些书页。一下子，达利就长久地平息了他们时代的、精神的、想像的、道德的饥饿。
他们这个团体越来越倾向于反理智的作法，这显然诱使他们只频繁地出入一些咖啡店，会见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些咖啡店里，在烧焦的油的浓重气味中，未来西班牙的文学、艺术、政治的前途烧熟了……加橄榄的双份苦艾酒，给英雄主义的嬗变、背信弃义的嬗变、劣质优雅的嬗变、酸性消化力的嬗变、反爱国主义的嬗变提供了一滴滴不好掩饰的多愁善感，这大大有助于使战后产生的混乱凝聚起来。注定要取得进展的、注定要每天开设新的长期赊销分店的、到内战的第一声炮响才停止的、牢固确立起来的一种深刻仇恨，把一切都混合在了一起了。
达利的嗓门比整体团体还要大，这个团体刚刚接受达利并承认他是它的一名成员，可它什么也不能教给达利。达利很清楚这不完全是真的，因为他们至少也教会了他一件事，达利将一直记得这件事。他们教会了达利“弄炸弹”……
一天下午，这个团体把达利带到马德里一处优美的地方水晶宫吃茶点。刚一进门，达利就明白了一切。达利或许大大地变了样。朋友们把他看成一个远比他们本人更果断更有自尊心的人了，朋友们一心要捍卫达利的奇装异服，甚至勇敢地坚持要达利穿戴它们。他们准备为此献出一切，反陈规的态度促使他们为达利取火。迎接达利进入这高雅茶室的目光，显然使他们感到受了冒犯，虽然这些目光是暗暗的、小心翼翼的。他们愤怒的面孔仿佛在说：“怎么！他们的朋友难道像只下水道里的老鼠不成？就算这样吧！可他是你们从没见到的最重要人物，要是你们哪方面有一星半点不敬，他们就打烂你们的脸。”他们中间最壮实有力的布努艾尔，特别审视着大厅，寻找打架的口实。每个时机都对他有利。但这次他没能发觉它。在出口处，达利向他的卫队说：
“你们为我干得很好。不过我根本不想再坚持下去。明天，我要像大家一样穿戴！”
全体成员为这个决定激动万分。一旦接受了达利的奇装异服，他们就珍惜它，并准备捍卫它。
达利来到在学校迎接达利的同学中间，立刻了解到他们反抗的原因，他们提议他做的事，恰好就是当他们反叛行动的旗手。为了任命一位新的绘画教授，学院准备了一次竞赛活动。竞争者人数众多，因为这个班级特别有名。教授候选者每人完成两幅画，一幅是命题创作，另一幅是自选创作，刚刚在学院内部展出了它们。可是一切似乎都极平庸，只有达尼埃尔·瓦斯凯兹·狄亚兹那两幅是例外，这两幅画的风格跟当时被称为“后印象主义”的风格相似。达利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上，最积极最有才气的学生中，有些人已经迷恋上瓦斯凯兹·狄业兹了。瓦斯凯兹·狄亚兹还没达到立体主义的阶段，但他的影响力足以使大家接受达利的某些东西，而如果这是达利说的，大家还不会加以考虑。合乎逻辑地，达利应当成为瓦斯凯兹·狄亚兹的支持者。不幸，学生们了解到由于一些卑鄙的阴谋，瓦斯凯兹·狄亚兹将被排斥，取代他的是某个家伙，此人根本不配获得竞争的教授职位。达利跟同学们一起来到展览厅。不可能再有什么怀疑了。达利第一次同意他们的看法，尽管在达利内心深处，达利偏爱任何一位懂得调色的老学院派画家。可是这类画家几年前就完全灭绝了。
达利选择了瓦斯凯兹·狄亚兹。下午，最后一位竞争者简短陈述了他的教学法。接着评审团退场进行评议，他们回来宣布任命另一个人为教授。在主席致结束语前，达利悄悄站起身走掉了，达利的团体的朋友们正参加由后来成为西班牙共和国总统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领导的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他们在等达利。
第二天，达利回到学校，同学们一派恐慌，有人告诉达利，由于昨天的事件，达利被除名了。达利没把这当回事，自认平静地离开不能成为开除的理由。但重要的并非这件事，而是因为在达利沉默的抗议之后，学生们开始辱骂评审团的成员，并恐吓和痛打他们。结果这些院士不得不把自己锁在学院大厅里，要是骑警没赶到校园，大家就会用长凳撞开大厅的门，把这些院士赶走。造反的头头只能是发出信号的达利。达利徒然为自己辩白，但无济于事。达利被皇家美术学院除名了一年。此后没几天，达利就回到了菲格拉斯。国民卫队到这儿拘捕了达利，把达利关进该市的监狱。一个月后，达利被移解到赫罗纳监狱，随后因找不到任何受理这一案件的充足证据，无法长期拘押达利，终于释放了达利。达利回到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卡塔卢尼亚。未来的长枪党创始人霍塞·安托尼奥的父亲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用强有力然而又是仁慈的方式，在起义一开始时就把它镇压了下去，达利菲格拉斯的每一位朋友都是革命者和分离主义者。达利的父亲，通过他公证人的职位，必定在选举时目睹了法院某些滥用职权和行私舞弊的行为。至于达利，达利不停地谈论无政府主义、君主专制政体，尽力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精神的普遍混淆达到完善的境地。
达利坐牢这件事增加了他的光荣。对达利来说，这尤其是种乐趣。把达利与政治犯混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和父母塞给达利一大堆礼物。每天晚上，他们畅饮香槟酒。达利写了《巴别尔塔》的续篇，借助想像重温马德里最后的那些日子，达利现在能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达利同样高兴能重见达利那盎浦当的风景。正是在从赫罗纳监狱的铁窗凝望它时，达利明白了自己终于成功地变老了一点。这就是达利向往的一切，达利从马德里生活中获得的一切。在重返监狱那一刻，最好能感到自己更老了些。对精神来说，这是多么轻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