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积五十多年的生活经验，深感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便是安心。心无安顿处，心无安时，才是人生最大的苦恼”。诚然，学习要安心，工作要安心，写作要安心，生活要安心。每天的平凡生活，也是你的安心使然。其实，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安心。
只有心安，才能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凝聚意念，才能做成每一件事。《遗教经》中云：“置心一处，无事不办。”心若不安，怎能置心一处？神不守舍，心慌意乱，别说做事，日常生活也无法正常过，生活就不是生活了。戴厚英对于人的不能“安心”，是有过深切体验的。“一颗心几时真正‘安’过？”这是她“五十多年的生活经验”得出的结论。
恩怨、爱恨、惶恐、彷徨、追求、失落，走马灯似地充填着生活，无安心之时，亦无安心之人。她说得深刻极了，心，“时而膨胀得不知天高地厚，时而紧缩得一粒灰尘便觉得疼痛难熬。还有那视听见闻，时时侵入心地”，叫你永无安宁之日，你“不得不把一颗心闭了又开，开了又闭，然而，开了是昏，闭了是暗，又哪有清静澄明的境地？”她说自己像“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那只鸟儿，只有飞，不能停。据说，世上有一种鸟，生来就没有脚，所以它只能在空中不停地飞呀，飞呀，累了，就在风里睡。它注定这辈子不停地飞。在它的一生中，仅停下来过一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即是它精疲力竭、活活被累死的时候。戴厚英多么像这只无脚的鸟，真的不知道哪一天才会停止飞行，“直到有一天（人们怎会忘记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她于家中被求助于她的乡人杀害）力尽气绝，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不知哪一张网里，或者流于江河，掩于污泥”。对于这种人生的实相，佛教看得非常透彻的，而且还知道人生的孤独、痛苦和无常的根源在于爱欲。有一天，她忽然从佛经中发现了人生悲剧的实质：“人在爱欲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这是何等地触目惊心。诚然，这是人生苦的本源，也是一种完全彻底的孤独。
人要安心，靠的是自己征服自己的妄念、自己的妄心，也就是皈依自己的“真心”。《达摩血脉论》中云：“除此心外，见佛终不得也。佛是自心作得，因何离此心外觅佛？前佛后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处？心外既无佛，何起佛见？若知自心是佛，不应心外觅佛。佛不度佛，将心觅佛不识佛。”那么，如何才能证得真心？六祖惠能大师告诉我们：“于一切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著。”佛的道理，是如此深刻，而没有丝毫的谬误。
“她感到一个人行善，不应是以来世的奖赏作为期盼；同样，一个人不作恶，也不应是害怕来世的惩罚。”（林国良《记作家戴厚英最后的精神历程》）人死之后，灵魂到底有没有呢？祥林嫂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害怕死后的惩罚，换言之就是想获得几许心安而已。殊不知，戴厚英也问过祥林嫂问过的问题，而她的回答却是另辟蹊径，是因为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精神上的“彼岸”，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心药方”。
“人为了摆脱现世的烦恼、死亡的畏惧，罪恶的纠缠，才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彼岸’，给人以约制，也给人以希冀。可是现在我却相信，‘彼岸’是固有的。是人们在俗世的生活中遗忘了它，才有少数神性未泯的人降落人间给人们以提醒和警戒，教人们站到‘彼岸’去反省一下自己。”“想到真有一个‘彼岸’在，我变得轻松起来。因为心灵有了更为流沛持久的动力。”
（《灵魂到底有没有呢？》）这些充满灵性文字的发散，不仅是作者对佛理的修证颖悟，更在于她对人性的复归、神性的再现的呼唤与企望，灵魂深处那颗“无安顿处”的心的皈依。
“可是，打开的心灵已经无法关闭，我实在不忍心在真实的智慧前转身离去。”这是作者在文中真性情的流露。的确，佛教思想确实蕴涵着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学问。它的文化本质是人生的自我觉悟，而绝非流行于世俗民间的祈求、烧香、拜忏或祈升西天。由此，戴厚英彻底改变了过去她对佛教的不成熟的看法。
见仁见智，东西异说，即使在中国以儒释道为主干的精神文化中也不乏众说纷纭，异彩纷呈。诚然，戴厚英不是简单的皈依佛门，也不是忘怀世间、但求山林息影的个人独善，更非万念俱灰、毫无人生意气的枯坐蒲团。而是“我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河边，河很宽，岸也很宽。河水静，我也静。多少年过去，梦境依然鲜活，因为我一直没有明白那是一条什么河，何以无人迹声音，又无水纹波涛？现在，我却突然找到了解梦的钥匙，那不就是我和我的影子吗？那河是我的自性，那岸上走着的就是离开了自性的影子。我何不将影子抛进河里，化为河水，与河融为一体？那样，河也不见、我也不见、岸也不见了。便不需要再寻找什么，不要船，不要桥，不要救生衣。我在河里，河在我里，宁静浩渺，川流不息，岂不就是大自在了？想到这里，泪如泉涌，心大欢喜，一连声地念‘南无阿弥陀佛’，数十声，数百声，无暇去计”（《结缘雪窦寺》）。这就是她结缘雪窦寺之后的宁静心境，与她多年前反复做的梦相通，是寻觅人生大自在的独特体验。此时此刻，怎不使我想起余秋雨先生曾在其《文化苦旅》一篇文章中谈及李叔同时，深以为李叔同的出家为僧，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尴尬。那么，戴厚英之学佛与信佛，抑或是人道主义的一大尴尬么？寻觅这一答案，绝非简易之事。尤其不要轻易地猝下结论。
在文章最后，戴厚英真诚地写道：“过去一想到受过的挫折就心潮起伏，满腹委屈，如今却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切挫折灾难都是因缘成就，该来的已来，该去的已去。当来当去的，亦将自然来去，无用等待，亦不需躲避。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悟与迷的区别大概就在这里吧，她说得真好，“天地间永远是有风有雨，但不再凄惶，不再畏惧，因为总相信自己能够在风雨流变中保持住一方不动的净土，即一颗为信仰浸润烛照的心地”。
“此心安处是吾乡”。乡在何处？乡在心安处，即是在风雨流变中保持住一方不动的净土，一颗为信仰浸润烛照的心地。
渊注院叶安心曳载于叶人道与佛缘曳一书，戴厚英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