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上知道，南斯拉夫的局势不平静。许多国家在帮忙想主意，出主意，改变注意。谁也说不准会发展到那一步。为此我挂念起在那边的儿个朋友来。
对以前的南斯拉夫，我有许多可回忆的地方。1985年我到南斯拉夫时，感到那里自由空气颇突出，商品也算丰富。我在贝尔格莱德住的旅馆窗外就是个露天咖啡酒吧，从中午就上座，晚上是高峰，隔着窗户看到人们围着酒瓶争论政治，讨论经济，也可以看见有人坐在角落里弹吉它给他的狗唱歌。人们总要坐到后半夜才慢慢散去，有的人就一直坐到东方发白，我曾为此有点迷惑不解。“黑夜白天在这坐着，什么时候是干活时间呢？”其实我这是操的八杆子打不着的闷心。因为我去经济联合体看过，生产率水平不低，质量也属上乘。在当时福利也比我们的强些。我在南斯拉夫商店里买了件西装，不久我又在东柏林买了一件。两者相比，南斯拉夫的既好又便宜，还不是便宜三块两块，便宜一半还多。不过那是我初到南斯拉夫时买的。到离开时也涨了一半价钱了，南的通货膨胀也给我留下了印象。
南斯拉夫人直爽，热情。这种性格跟他们的自由空气结合，就给我的印象更深。当然，也有使我这个东方人不太习惯的地方，比如中国人以前时间观念不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点改变。我总以为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特点。到了南斯拉夫才知道，这里通知三点开会四点钟还没开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且会议主持人并不为此道歉。在中国，如果来个外宾表示对我们某位历史名人很崇敬，不管我们个人有何不同看法，对客人的这番好意我们总是感谢。可有次我说要去参观铁托故居，一位自由派作家就对我作出个不屑的表情，冷冷地说：“我只搞文学，不搞政治，也讨厌任何政治权威和崇拜他们的人！”
这些都是人家自己的事，喜欢不喜欢都与我不大相干。
我是去参加在马其顿召开的“斯特鲁卡诗歌节”。我不是诗人，那边的朋友请我去，是有件事要和我协商。
在前一年，我方和南斯拉夫同行签了个协议，各出一本对方的诗集。我们把中国诗稿翻译出来后交给南斯拉夫同行，请他们选编，他们已经出版了。他们的诗稿我们也翻译出来了，可还没出来。他们想快点出来。
我们何尝不想早点出版？可是他们选的诗里，有一位作者算不算南斯拉夫人国际上颇有争议。对这诗人的争议，是由于对与他有关的那块领土有争议。这是场我们既不了解，也不想参与的是非。以前有人把他的诗选人另一国家的诗集里，我们请求对方割爱了，现在这边又编入集中，我们怎么出版？
我就带着这么一脑门官司上了飞机。
8月22日早晨上的飞机。飞了十六个小时，吃了四顿饭，经过莫斯科一站，到布加勒斯特又站了站，最后到达贝尔格莱德时是当日中午。这个帐怎么算法我始终没弄清，只觉得照样过日子，很有点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劲头。
来接我的南斯拉夫联邦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叫波芭。虽然头次见面，互相却都熟悉。因为我们俩是同行，都管外事。我们两家有长期的交流协定。每当访问南斯拉夫的作家回国后，总要在作协谈一下访问经过，参观心得。也带来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要求和意见。他们总要谈到波芭。在他们口中波芭是个又漂亮又能干的女人，而且非常年轻。
有这个印象，一下飞机我就认出了谁是波芭。她站在中国参赞柴先生身后。三十来岁，举止高雅，婷婷玉立，顾盼神飞。她向我一招手我走了过去，握着她的手说：“你是波芭，关于你我知道得很多。”她笑笑指着身旁一个人说：“噢。你不会比她知道得更多！”身边这人是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波芭介绍说：“这是我的女儿。”小姑娘就给我行了个屈膝礼。
波芭宣布请大家到餐厅去吃饭，吃过饭继续上飞机，直接去斯特鲁卡。
进到餐厅后我们又见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位希腊诗人，他也不会说塞尔维亚语或马其顿语，只跟着我们一块吃，一块走，我们说笑时他跟着傻笑。还有一位是南斯拉夫联邦作家协会的秘书长伊万·伊万尼。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并无固定的人选，也非专职人员。是由各共和国的作协主席轮流坐庄。但秘书长是专职，真正主持工作的负责人：伊万·伊万尼曾任过多年外交官。他能把精明与善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很好合作的对手。我被安排坐在他对面。我们先碰杯喝了两杯酒。几句寒暄过后，他就说起主题来了，他说：《中国当代诗选》他们已经出了塞尔维亚文本和马其顿文本两种文本了。很受欢迎。但南斯拉夫诗选中国还没出来，这里的人很关心……
我心想还没出机场就开始了，这位朋友未免急了点。就轻描淡写地说：“唔，我们发现有一部分诗和以前我们出过的有些重复，也许要重新选择一下，所以就耽误了时间。”
他冲我笑笑，波芭也冲我笑笑，他们两人的笑都是绝对友好的，连说话的口气都是充满善意的。他笑着说：“唔，怕不像您说的这么简单。其实我并不想和您谈这个，我只是告诉您我们对这事感兴趣，我想以后会有人要找您谈。”
我看看波芭，她作了个手势说：“唔，你们会有足够的时间谈那些的，现在也许换个更有趣的题目谈谈更有益健康，因为你们都累了……”
但是下边谈的一个题目仍然很棘手。这题目是小姑娘提出来的。她问我：“嫁给中国人是件很困难的事吗？听说中国人喝茶不放糖，而且不许养狗。这是真的吗？”
我说：“唔，你为什么要操这个心呢？”
她说：“我妈妈已经把我嫁给中国人了，我不能不打听一下……”
这时坐在一边的柴参赞就说：“是的，这是我儿媳妇，上次波芭和我一起喝咖啡时我们定的亲！”
柴参赞说完又用塞尔维亚语翻译给小姑娘听。小姑娘说她妈妈喜欢中国人，可是她自己不嫁，却把她嫁出去，这不公平。因为中国不许养狗，并且喝茶不放糖！
我安慰她说：“不要紧，按中国法律，你结婚还得再等十年以上，那时中国很可能喝茶就放糖了，而且也允许养狗了。”
吃完饭我们又登上飞机，乘了十六个小时飞机后马上又要登上飞机，实在有点疲劳。可是到了斯特鲁卡后我才知道，对我个人来说这天是最轻松的一天。从这以后，就是一连串紧张，疲劳，而且并不总是愉快的日子。
第二天参加诗歌节的人全去湖边郊游，野餐和参观一个古教堂。正当我兴致勃勃地准备出发，来了位不速之客，这是位我们的同胞，在这里有了点年头，和马其顿文化界以致官场似乎都有点交情。他来告诉我一个消息和给我一个忠告，消息说明天有位不小的人物要接见我们，这是一项殊荣。别的团都不接见，只接见我们，按南斯拉夫的制度，明年这位先生可能要当联邦的政要，这就更加重了接见的意义。他给我的忠告是，“如果谈起出诗集的事，最好痛快答应，不然引起不愉快，反馈到国内，责任就落到你身上。”我说：“照这里的意息出版了，引起另一家不愉快，追根一查，责任不还是落在我身上？”他说，“另一家要不满意，叫他也编一本书，把那位作家也编进去，咱们照出不就平衡了吗？”我说：“那他们两家不又因这本书吵起来吗？”他说：“他们吵他们的，碍不着你了不是？”我谢了他的好意，可也谢绝他的建议。我想中国人交友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件事上还是少跟着起哄好。让他们双方去争吧，他们没争出结果之前我们少掺合，即使帮不上忙也别给火上浇油。
这一来郊游我就没去。不光郊游没去，后来许多游览活动我都没能参加上，因为我必须参加各方面，各级别朋友们举办的宴会、酒会、招待会。这些会上总有朋友对我提出：“我们可不可以亲切地谈谈？”“友好地谈谈！”“坦率地谈谈。”“我们是朋友，不妨谈得尖锐点是吧？”亲切、友好、坦率、尖锐的结果是使我失去了许多欣赏美丽河山、古典建筑，风土民情、美味食品和漂亮女性的情绪和机会，使我成了一个被说服、规观、争取、斗争的角色。一个写小说的人没来由卷进国际是非里去，我为此扫兴。
我就在这种扫兴的谈话之余去观察南斯拉夫生活，了解南斯拉夫人的。
我参观了古老的教堂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驿站。这里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尽管历史不长，但对南斯拉夫民族的历史遗迹他们保护得极仔细认真，并为此骄傲。南斯拉夫人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于大国沙文主义恨之入骨。他们谈到二次大战时，总是讲南斯拉夫游击队如何与德国法西斯奋战。不大说：“感谢谁谁谁解救了我们。”因此，对于领导南斯拉夫人取得胜利的铁托，在多数人心目中仍是个英雄。当然因我去参观铁托故居，就呛白了我一顿的那类朋友，也是有的。不过那位朋友真正有趣的地方还不在这里。有趣的是他声称“只搞文学不问政治”，实际上却是个地道的但并不老练的政治家。
有一天，贝尔格莱德一位出版家请我吃饭，吃到中间这位朋友带着情妇来了。头几天我俩在马其顿曾为诗集的事争论过，也算熟人了，我就向他伸出了手去。他却把脸一板说：“我问一个问题，在你没答复以前，我不跟你一起喝酒！出版我们诗集的事，你最后决定怎么办？”我说：“我们有协议在先，中国诗由你们选编；按对等原则，你们的诗稿当然由我们选编；我不认为有必要把我们选编情况告诉你。你们编中国诗时，我们没作这种要求！”他大声说：“不把某人的作品选进去，说明在领土问题上你们偏袒另一方。本来是文学交流，你把它引到政治轨道上去了，这很危险，甚至可能会引起战争，到时候这一切后果你要承担。请你注意，我是某共和国作协的领导人，说话是算数的。”我就对他说：“您应当把你的看法报告联邦作协负责人，请他来和我谈。只有联邦作协才会有和我对等交流的资格。顺便说一句，虽然中国人作事不喜欢别人指手划脚，但有机会听到你的谈话我还是高兴的，你说我把文学交流引上政治问题的轨道，这个说法很幽默，确实使我耳目一新。”
宴会就这么不欢而散了。这事使主人很尴尬，并一再向我们说明，这位先生到来事先绝没通知他。第二天，伊万尼见到我，很难过地说：“我感到抱歉，那位先生的行动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说：“我相信。”他又说：“我希望你能相信，他不代表我和联邦作协。我们主张充分协商，寻找适当的办法。我对你已经有充分的理解，我相信你的好意和友情。”
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什么也没再说。
他也像忘了刚才的话题，换了口气说：“喂，为你安排点轻松的活动好吗？你想去看看风景还是吃烤肉？我们两样都要好了。”于是请我去一个古堡玩了一天，然后到乡村饭店吃了烤肉。
波芭见了我仿佛完全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她说：“我看出来了，你挺爱喝土耳其咖啡，明晚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我煮得比店里好，你试试看。我可以教你。”
我们在她家快乐地度过了一个晚上。她真的教了我煮土耳其咖啡，我还为此买了只专煮土耳其咖啡用的小锅。可惜回来后煮了几次都没成功。波芭是个带孩子过的独身女人，家里外头一个人，绝不轻松，可是她把生活调理得满有滋有味，工作安排得有条有理，总是一副乐天、满足的样子。南斯拉夫地处欧洲的十字路口，各民族交融机会多，是个出美人的地方。即使这样波芭也得算是美的。所以从她家里出来时，我们都由衷地祝愿她也相信她会有更幸福的生活。
除了波芭、伊凡，马其顿作协的主席扎多罗夫斯基、对外交流委员会主任马特夫斯基，都给了极友好的宽慰和帮助。就在我们共同协商、谅解下，棘手的问题在一年之后顺利解决了。在解决这件事的会上，我那位可爱的朋友，他一个人仍然坚持反对到底，而且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有趣的是，按对方的制度，他不签字我们的协议照样执行，谁的事也碍不着。诗集以快速出版，送到了中国读者的手中。
前些年有朋友从那里来，还带来伊万和波芭对我们的问候。近两年来往的人少了，就不知道他们生活得怎样了。近来看报上消息，我又惦记他们，希望会有更幸福的生活。至于那位可爱的朋友，倒意外地在第三国听到他一点消息。据说他越是乱世越能发挥所长，活得满自在，除在南以外的国家发表作品外，已经又换了几个情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