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远赶不上‘知人度’，知人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来没怀疑过，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是这次去巴黎。我和岳华同行。办理机票时，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大醉侠”，真是有求必应。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不偏不移正在紧急出口处，可以伸开腿睡觉，站起身伸懒腰，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跳伞也抢先。比起前次去美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十四位作家，什么张洁、李存葆、中杰英都是满有度数的，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起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带了位不满一岁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将来肯定是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来嗓门又大，气力又足，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耳朵听着这哭声，两腿重如千斤，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一位女作家实在受不了，求空中小姐换位置。那是新加坡的飞机，空中小姐听她讲华语，又是女性，这才动了恻隐之心，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
这次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法航飞机上的酒好，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开腿闭上眼，腾云驾雾，就有点半仙之体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飞机停在孟买时，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就买了一尊。第二天醒来再看时，竟是一对印度青年男女在拥抱，春色浓艳。毫没有四大皆空的意思。
二
到巴黎是凌晨，出关的人很多，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我这一行进展快，边防人员看看护照，冲我笑笑。说了句法国话。我冲他笑笑，说了句中国话，他盖了个戳我就出来了。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我说的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几个也是中国人，我便问他们：“刚才法国人对我说什么？”他们向我解释，为我翻译，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好懂。我费了半天劲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内容一点不明白。
我站在大厅等岳华。他那队排得很长，等他出来，已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现在上哪儿去？”
他说：“哪儿也不去，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
我问：“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说：“没见过，不过不要紧，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
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见过。
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天还刚拂晓，巴黎人大半还在睡觉，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看狗。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方脑袋、圆脑袋、三角脑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染成各种颜色，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庞克头发。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侬阿是岳华先生？电影上见到过的，还是格漂亮来……”
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三
朋斯先生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镜，满脸是忠厚祥和的笑容。令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聪明漂亮。先生不大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握手，抢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问好，道歉晚来了一步。说一口地道的上海闲话，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地道的英语或法语。我们在一片热诚中上了汽车，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巴黎。
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为它建筑壮观和繁华，是因为它清静。八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见人。偶然过一两辆车，也是懒洋洋的。在北京拥挤惯了又到香港更加拥挤了几天，到巴黎觉得格外的清静、整洁、从容。远远的看见了铁塔，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朦胧。
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僻静的街，这街上有几家三星级旅馆。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三层小楼，房间不大，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令人想到左拉笔下的巴黎小旅馆。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比左拉小。洗过脸，朋斯先生领我们走出旅馆，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伸手掏钥匙，打开一间咖啡厅的门，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脚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就到柜台后自己动手煮咖啡。我问朋斯太太：“怎么店里没人？”她说：“他们休假去了，店主是我们朋友，给我一把钥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喝完锁上门走开就是了。”
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是颇有名气的摄影师，后来洗手不干，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再后来则不开饭店也不开酒巴了，并且连咖啡厅也卖了出去。这间咖啡厅原来就是他的。买主是朋友，保留了开门自煮咖啡的权利。这次来巴黎拍片，翰祥约他当临时摄影师。朋斯先生重友情，也留恋他的老行当，欣然答允，重作冯妇。只是说：“我没得机器。”
岳华说：“我们去租。”
朋斯说：“八月份，统统休假了，租不到。”
岳华说：“找一架电视摄影机。”
朋斯说：“没有玩过那个东西，怕玩不灵光。”
他们约好睡一觉后去租机器，朋斯先生就锁上门送我们回旅馆。他有一辆新的雷诺车，车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给我们看，他很为这辆车骄傲。朋斯夫妻在巴黎多年，除去那辆车外别处法国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身上总带个小录音机，并且反复放《苏三起解》。我问：“谁唱的？”她说是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票友。我问她有小孩子没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说：“我们的孩子上个月死了……”我抱歉说：“对不住，我不该问。”朋斯先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们孩子的照片，满漂亮吧？”
我郑重接过来看，照片上是一只小狗，满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是公母。同时我也为朋斯夫妇感到一点安慰，这样的儿子我相信还可以再得到一个，不致使这两个善良的人成为绝户的。
四
睡醒一觉后，朋斯夫妇果然来接我们。我们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琴师要给她们说戏。在票房门口我碰上北京来的母女二人，女儿早来定居了，似乎是京剧界的。老太太刚来，一听我说北京话，就跟我谈得很亲切。老太太不喜欢巴黎，觉得什么也不对味。她说：“您瞧瞧，满街都说外国话，咱说中国话倒成外国人了！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问：“您也常来听他们唱几段吗？”她说：“我就来听听中国话。尽管他们说事跟我多不挨边儿，可我全听得懂！比唱的还好听哪。”
我们到拉丁区一家出租机器店问了一下，那里说九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机器出租，但打听到圣母广场附近还有家出租店，这时大家已经饿了，决定先去填肚子。顺便看望岳华的老朋友刘先生和刘太太。
刘先生开的中国菜馆叫“锦丰园”，中等门面，他隔壁一家同样的门面房屋大敞着门，似乎在搬家。有几个黑人坐在便道上弹着吉它唱歌。这时已过了中午开饭时间，又是休假月份，店中只有一个法国学生在吃馄饨。一个中国青年陪他聊天。刘太太和刘先生意外地看见岳华和朋斯先生，高兴得笑不拢口，忙招呼我们坐下，先弄来点小吃和饮料陪我们谈天。刘太太说：“我才买来韭菜，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尝尝是不是家乡味！”刘太太说话倒是我的原籍味。一问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刘先生则是台湾人。攀谈几句之后，大致知道了刘太太的情况：四十年代末上学的时候，随校迁到台湾，在台湾和刘先生相识、恋爱、结婚，随后到了巴黎。几十年下来，事业颇有发展，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工作，一个大学将要毕业，坐在旁边吃馄饨的那个法国青年就是他小儿子的同学。隔壁那个门面房也是刘太太的，她租给了几个黑人作生意，但那几位却赖着不交房钱，刘太太无法只好告状。
我说：“唔，房子腾空后，餐馆可以扩大一倍面积，您的生意更有发展了。”
可是刘太太说：“我不想再扩大，现在收入很好，做两年我们该领养老金了，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们资助，我们要歇一歇，过点清闲日子。”
这使我很意外。我认识几个定居美国的朋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扩大自己的事业与收入，很少见这种“知足常乐”的超脱精神。我对刘太太顿生敬意，并且怀疑这是法国与美国不同之处，记得以前听老师讲过：法国人追求安逸，乐于享受。与美国人那种事业竞争高于一切的作风有所不同。我觉得有些道理。
我和刘太太谈话间，岳华去打电话，拨了许多号码，终于找到了那位称作肥仔的朋友杨安明。韭菜饺子上桌时，肥仔来了。
五
肥仔实在是个可爱的朋友。没见到人我先见到车。这是辆满不错的雷诺跑车，可是天知道怎么弄得这么邋遢，好像不是这里少螺丝就是那里少个零件。若真一查却又什么也不少。肥仔本人和他的车一样，质地很好却邋里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硕大的圆襟衬衫（这衬衫很可能原来是白色的），黑裤子，脚上一双塑胶拖鞋后跟已经磨得很薄了。戴着副黑架近视镜，满脸笑嘻嘻，仿佛还没睡醒，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声音很甜，而且懒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话。这句话没说完又对那吃饭的法国学生说了两句法语，那学生笑了，随后又向门外的一个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语，那孩子正偷偷在捅他的汽车，一听他喊就跑了。这时坐在门外的几个黑人就笑着大喊。肥仔探出头去又用英语喊了句什么，这才笑嘻嘻挤进我们桌前坐下来。刘太太说：“巴黎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肥仔，一样去买东西，他都会比我们便宜些。”
岳华问肥仔现在做什么？他说供应巴黎各中国餐馆原料。这件事只用他早上的时间。我问他：“你要开车给各家送货，一个人忙得过来吗？”他说用不着他送货，告诉菜店、肉店、鱼店要什么，要多少，送给谁家就行了。我说：“这样的采购，各餐馆自己不可以办吗？”刘太太说：“有许多东西别人买不来，只有肥仔才能抢到手。”我问肥仔：“那么剩下来的白天、黑夜还有好多时间，你做什么？”他说：“没事干。事情是有的，不爱干。钱够用了，挣那么多干什么？”刘太太又来补充说：肥仔不断地有新计划，但多半没实行。只有买房子是他的乐趣。买了卖，卖了又买。肥仔并不反驳刘太太，只说好多事干到一半没了兴味，他在枫丹白露买了一大块地，计划挖成水塘养中国金鱼。可是8年过去了，塘也没挖，地还在扔着。不过这几年地价上涨，也许比他真养金鱼赚的钱还多些。他还买了一幢房屋，专门接待中国来的留学生，中国学生住房免费，有的学生毕业了，回国后和他保持通信，请他回国参观。他打算去，总在打算中，但始终不动身。刘太太说：“肥仔，你该成家有个太太，您的生活就正规了。”肥仔说：“我已经托回去的留学生为我找寻了。一找到合适对象，我就去见面，我现在不急着回去。”我问他：“为什么要从国内找对象？”他说：“法国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来作老婆还是要中国人，我们这里的老徐教授，回去找来个太太，过得好美满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个新话题。他们说徐太太是当今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讲得最好，又最会持家的。岳华说打了电话，他家里没人接。肥仔说：“不要找他，我明天开车去把他拉来给你就是。”
吃过饭，肥仔开车拉我们去找旅馆，为翰祥等大队人马打前站。岳华前些年在巴黎住过一家旅馆，是和一位碧眼黄发的女郎一块住的。他想再住那里，可想不起那旅馆在哪条街上，就这样肥仔还是拉着我们找到了。实在不如岳华说的那么好。房间壁纸和地毯都是桃红色的，像《娜娜》中写的那种，房间低矮，楼梯窄狭。甚至走步重一点地板都颤抖。我们把它否定了，我说岳华所以对它有好印象，可能和旅馆本身无关，他说我这大哥不厚道。
肥仔又把我们拉到另一条街，这街很僻静，在闹市的身后，也是二三层的旧式旅店。周围不断有些阿拉伯流浪汉转来转去。我觉得有某种危险性。肥仔咧开嘴大笑，说是“我是叫你们看看，还有比刚才那个旅馆更神秘的地方。这地方当然不能住。今晚我们不找了，去夜总会听歌去，正经事明天再说。”肥仔拉着我们又一次过塞纳河，钻进一个很深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乘电梯升到楼顶，进了一家夜总会。
这是一家华人夜总会。歌星、乐队、侍应生和客人全是华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认识肥仔，肥仔一一点头问好，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来，点了饮料和食品，也点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来的，肥仔点了两首歌。扔下一千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点的歌时，他却仰在椅上打起瞌睡来了。我推推他。他说：“他的歌我都听烦了，没趣味。”我问：“那你为什么还要点？”他说：“熟人，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常来？”他说：“每天都来坐坐了。”“天天来都在这里打瞌睡？”“是的。”“那为什么要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别处也一样没意思，可花钱比这里多。”
肥仔睡完一千法郎，开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
六
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上午我们决定休息一下。8月份的巴黎雨果广场清静到通街不见人影，不见车迹。广场上有家饭馆，在露天摆了几副桌椅，我们连吃饭带看街，客人除我和岳华外只有一位中年女人，带着一只狗，但她一个人却要了比我们俩还多的饭菜。并且不声不响地把它们全吃了进去。而我们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而止。周围几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卖水果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就买了几个。剥开尝尝，真正味同嚼蜡。岳华看了大笑，说这东西不是这样吃法，应当用来做菜。我想不论做什么我也不会再吃它了，剩下几个就扔在旅馆的垃圾桶内。
中午睡了一会，电话响了，岳华接完说：“徐教授就要来了。”
七
徐教授是下午三时左右来的。
这几年我也算走了十来个国家，最普通的衣着见了，奇装异服也见了，但从没见过徐教授这么普通而又这么奇特的装束，他穿了一身纯粹中国大陆农村家庭缝制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国布鞋，连头发也是中国农村青年农民式的，若说普通，十年前大陆上八亿农民中除去妇女和孩子，其余都是这样的服装这样的发式。奇特的是当今在大陆农村都已少见的装扮竟出现在巴黎，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等中，我敢打赌徐教授这一身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奇装异服。
他的口音是山东味的普通话，性格也是山东式的直爽和执拗，他和我握过手，拉起岳华和我就走，说：“先去办事，有话路上说。”走出旅馆。他领我们去乘地铁。从地铁站出来，他领着我俩东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机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馆，然后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懒洋洋的坐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要了点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柜前割了些香肠、叉烧之类，切成一大盘，先端过来。他说：“我既是这里的东家又是供应商，吃东西钱要照付，但可以自己动手。”
和老徐相识了几个小时，现在才有时间坐下谈家常。他家是山东临沂北乡的汤头。40年代中我在这一带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过，有这么一点因缘，话题多了，壁垒就少了。他是40年代上中学：由临沂而青岛，青岛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湾，在台北戏剧学校受完教育，到大鹦剧团工作，20年前由台湾转到法国，在这里大学教中国文学。我认识的不少法国朋友，都听过他的课。在法国汉学界也算是名人，我问他：“你在法国如此多年，何以还是这身国粹打扮？”
他说，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亲手做的，头发也是太太给剪的。太太8年前离开中国山东农村。这装束、这发式全是当时最时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时髦、最漂亮。老徐爱他的太太，只要太太看着满意，自己没理由反对，于是就成了现在这模样。巴黎这地方对服装是持有兼收并蓄，见怪不怪，越奇特越有价值的观点。老徐这身打扮从没有人认为不时髦，我听了真想把这消息传达给国内那些以洋化、港化为标准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脸像开了朵细瓣菊花：太太名叫兰英。他由衷地说：“我们兰英真好，有了她，我什么都变了。整个家像个家了，她带孩子，还给服装公司绣花，买菜做饭，做衣服理发，从没叫过苦，我娶了她，经济上也改观了，以前一个人生活，也那么多工资。虽不贫乏，可也不富裕，现在我买了幢房子，还有积蓄。”
肥仔说：“最重要的是给你生了三个儿子！”
“那当然，那当然！”老徐毫不谦虚地说：“现在两个在上学，一个还小。会说点话，法国话，两个大的能说点中国话，复杂的不行。在法国孩子也是份财产，生三个孩子，国家每月给母亲和孩子各两千法郎的补贴。等于我一年写本书，而且是销路较好的书。”
我说：“只对母亲和孩子给补贴不公平，父亲也付出劳动了！”
他说：“对父亲也有优待，我乘公共车一律收半价呢！兰英车开得很好，可我还是乘地铁，安全、便宜，比别人便宜一半。”
兰英是他们邻县，莒县人，莒县我也住过，这地方很贫瘠，但是出名人，刘石庵就是此地人，近代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户，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铁修，抗日战争时带着武工队只身打据点。日本人闻名丧胆，后来负了伤被日本军队捉住，用尽酷刑，毫不动摇，终于又被中国军队救了出来。他的事在家乡像传奇故事般到处流传。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个剧团演过戏，而且就演丁铁修的故事。一说兰英是那里的人，自然倍感亲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说：“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们，到我家吃中饭。”
八
老徐有两处住房，一处在塞纳河边距拿破仑·波舒巴特的墓地不远处的一幢楼上。他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子，房东老太太到过中国，十分善良，老徐结婚后，兰英来到法国，第一位法语教师就是这位C夫人，C夫人教兰英法语，发现这个学生这么勤奋、这么聪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这么孤独，于是自愿地当了她的保护人。从兰英生下第一个孩子开始，她又兼了孩子们的教母、养母和家庭教师，一句话三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们吃、住、玩、清洁卫生、入学前的幼儿教育。孩子们管她叫奶奶，老徐和兰英在不在家孩子们无所谓，可这奶奶若不在就没了主心骨。老徐当然很感激这位房东，实际上也是拿她当亲眷看。可山东人的怪脾气实在难改，有时一犯脾气就几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无所谓，孩子们和兰英照样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独立性”，又在圣母院广场附近买了一处房子，这是一幢高层建筑最下一层，把着街角，两个门开在两条不同的街上，如果开商店，无疑这是个好地点，但老徐把前面的铁合页门一关到底，从后门出入，这屋子地面之上，是一大间和一小间，大间有近三十平米，小间十多平米，外加厨房和卫生间。而地面之下还有同样大小的地下室。地面上这间大屋内，放着一个长餐桌，一套沙发，一架电视机，还有个书柜，但没有写字台，在小间里面放了一个折叠单人床，在床、桌、柜之间是各种有用和没用的杂物，如玩具、儿童画册，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还有个儿童车，而偌大的地下室里，几乎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一架录音机和多得数不清的画册和儿童玩具，根据这些陈设，你怎么也猜不出这间屋子做什么用。给我只留下一个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绝对是中国山东农村的。
我问老徐，这栋房子他平时作什么用？他说这里离两个孩子的学校近，他们中午下学可以上这儿来吃饭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边过夜。白天全家和孩子们一起到这儿来。孩子去上学，他就在这儿备课、读书，兰英可以在这儿绣花、洗衣、做针线。不过也不是每天大家都过来。总之要有一个大人陪着过来。如果他们俩都没有空，也有房东夫人陪两个大孩子过来的时候。善心的“奶奶”中午为两个孩子做中饭，晚上再把两孩子带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开车送到这里，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样，自己下厨去浇水，煮咖啡。老徐利用这个时间把扔在地上的画册、报纸和各种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这时后门外有了脚步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用力推开门，大叫着闯了进来。接着又跟进来一个和这孩子一模一样除去喊叫的声音外，其它都小了一号的孩子。再后边就进来一位妇女抱着个又小了一号，和前边两个孩子长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这妇女就是兰英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我肯定见过这个人，甚至从她孩童时代就认识她！因为她的衣着、神态、语言都是我多年来看惯听熟了的。我简直不相信这是在巴黎，连在北京也很少见到，只有在十年前的山东山沟里才能碰上这样的妇女。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红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浅灰裤黑布鞋，头发齐领口，不吹不烫，只在左侧卡了一个金色的发卡。她的身材是标准的中国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称而不夸张。老徐对她介绍过我，所以进门来头句话就说：“友梅大哥还没到吗？”这样纯粹的山东乡音我已多年没听到了，听了无限亲切。我正要回答她的问话，第二个孩子和肥仔谈话的声音大了起来。他俩都用法语。二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搂着他。孩子说很长一串话，肥仔简短的问了句什么，孩子又指着他妈妈大声说了几句，这时兰英装出一副嗔态，冲他们俩说了起来。她的法语那么悦耳、自然。虽然我听不懂意思，但听得出完全像她说山东话一样地道，何以见得？我是从语气、语感、神态上断出来的。这三个人说法语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的述说；肥仔半开着眼——我怀疑他已有一半在睡着——附合着孩子说些什么同情话，兰英一边在做事情——将怀中孩子交给老徐，理正自己衣服，从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间去洗手，拿着青菜到灶间去洗做……一边假嗔的反驳着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边笑，我问老徐他们在谈什么？老徐说孩子在抱怨这两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浑身是疱；肥仔说蚊子总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妈妈没替他们把门窗关好和没有用杀虫药去杀它们；兰英申述不应当把一切责任全归于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们说中国话，不然我们至少有两个人不能参与他们的讨论。大的和中的两个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议，他们一张嘴我才知道，他们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东土话，他们管“躺着”叫“切着”，称“我”为“俺”，一句长长的这种山东土语，中间还加上不少法语词汇，岳华听了苦笑说：“我听他们的中国话比听法国话还要费力气。”
兰英就在和我们的答话中，洗了菜，合了面，拌了馅，并且动手包饺子，我们要大家动手，她说用不着，这几个人吃饭不够她忙的。
老徐在巴黎住了10年，一度在华人社区以“风流才子”闻名，黄发白肤的女朋友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打定主意：要成家还是找中国姑娘。中国一般地方还不行，必须是故乡山东人。1978年，首次去探亲。他刚到山东省城，还没有回到老家，县里已经有人知道他有意“找个媳妇带出洋去成家”，并且替他认真筹划了。
那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今天还不同。今天有亲戚在海外定居，和有亲戚当官一样，成了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羡慕之事。而10年前谁家有亲戚作了“外国人”，可跟有亲戚在蹲监狱差不多，是个令人侧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儿谁会嫁给个假洋鬼子呢？
农民自有农民的心计，他们一下就把视线对准了兰英。
兰英人好，心好，模样俊，能干活，可是命运不好。她爷爷的爹爹是“地主”，尽管她生下来时整个中国大陆已没有一个地主了，可“四人帮”仍要她为祖宗的剥削行径负责。把她从青年农民的队伍里区别出来，列入黑五类子女中去，让她在众人的歧视、蔑视、敌视下生活。村民背地里同情她，尽量不难为她，但谁也不会拿屎盆往自己头上扣，去和她家攀亲戚。所以尽管已经过了当地姑娘们习惯的结婚年龄，她连个对象还没有。老徐的到来，人们认为这是天赐良缘！一个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错，还会嫌人家住在外国吗？对于老徐方面呢，大家想在外国地主资本家还没打倒，兰英的出身不会引起老徐的顾忌。
果然，人们一提，双方就表示愿意见面一叙。见面谈了一上午，两边就都笑嘻嘻心满意足的把婚约定下来了。并且讲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给兰英办移民手续，护照签证一到手，立刻来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来不了，请个朋友来代他接，只要有徐的亲笔信，兰英就跟着去。
几个月后兰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问兰英：“就见了一面，你怎么就敢答应老徐？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
兰英说：“这人一看就是实在人，出去几十年，还不忘乡下老家；他不嫌弃我我还嫌他什么？”我说：“你以前出过远门吗？”兰英说：“连俺们县城我都没到过，没坐过汽车。”
“那你怎么敢上巴黎这么远的地方来？”兰英说：“嫁鸡随鸡哩，不管多远，他在那里那里不就是我的家吗？”
我说：“你也没问巴黎什么样？”老徐在一边插嘴说：“她问了！巴黎远还是新疆远？坐飞机头晕不？”
我笑道：“她没问问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适应？”
兰英说：“不问那个，再困难也不会比监督劳动我在村里的处境更难，再辛苦也不会比监督劳动更辛苦，没有受不了的罪。有个贴心人有自己的家，别的啥也不怕！”
兰英到巴黎后头一个困难当然是语言关。老徐想，她连小学也没上过，中国字还不认识几个，这法文她能学会吗？出乎意料，她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成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冠军了。她说她就是用两手抡镐头开山种地的劲头来学法语的；老徐补充一句：她没进中国学校，反而是件好事，她没有任何负担，不用改变思维习惯，现在她给家里写信要用法文写，写好请老徐译成中文；看香港来的电影，有法语对白能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窍不通了。她用开荒种地的精神去学开车，结果车也开的很好，学会法语和开车两项本领，就完全打开局面了。她本来在农村就学会多种手艺。自己做豆腐、腌咸菜，给丈夫和孩子缝衣、理发。有余暇还为一个服装店做手工绣花。她绣的花很受欢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说：“自从有了我们兰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还有了储蓄了！她比我强！”
九
过了三天，李翰祥先生率队来到了巴黎。
这一队共六人。导演夫妇、李小姐、夏副导演、我内子。还有同路来度假的李导演的外孙女。李太太不辞辛苦为我们操办伙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岳华，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六人。这和国内外景队那副浩浩荡荡，大车小车排成阵势相比实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临时工，租车租机，自然是方便和节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细算作法有关。李翰祥先生有个特点：个人生活讲舒适，交朋友一掷千金；但在制片成本上精打细算。自己私房钱放手花，公用投资分厘必争，这是个好作风。
我们从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辆小面包车，岳华当兼职司机，把全队人拉到我们的旅馆吃早饭，岳华报告了准备工作的情况，随后就拉着全体人员和行李去找旅馆，最后选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馆，地处塞纳河边，铁塔近旁。这是个公寓式的旅馆，有厨房可用，李导演几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过。房间分好后，李太太四处一看，大声叫道：“真有这种巧事！”用手指着墙上一颗钉子说：“这还是我住过的那间屋子。这钉子是我钉来挂画的！有此为证。”
安排行李之际，我辨认了一下方位，这旅馆应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东边是日光大厦，西邻是铁塔、拿破仑墓地，南临塞纳河，最近的一条桥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条。要说明的是。我所讲的“东西南北”全由我们的直觉而定，假定面前的塞纳河在南面，以左右为东西。
吃过中饭，我们就去看外景，头一站是“红磨坊”。我看过“红磨坊”的照片，与照片相比，实地要差的多。那个“风磨”实在简陋，完全是块布景片。街道气氛，有点像纽约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拥挤些。由此我们转往香榭李射。八月份的巴黎，百分之八十的人大概都集中在这两条街上。不过巴黎当地人很少，从服饰、语言、肤色分辨，多是外国游客，8月份巴黎人游出去。腾出巴黎让外国人来游。大家就这么游来游去。世界热闹起来，交通业买卖兴隆通四海，满不错。
十
第二天开镜，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个镜头：“邓友梅和李翰祥、岳华三人在香榭李榭闲逛。走进咖啡厅，坐在桌前闲聊。背后是一面玻璃墙。墙外远处是凯旋门，近处是丽都艳舞厅。满街的车，满街的人。满街的时装和欢声笑语。”朋斯先生把个摄影机放在我们对面桌上，开机拍摄，咖啡店的侍应生先有点莫名其妙，闹不清这几个黄种人搞什么名堂。随后就大感兴趣。等他明白过来这是用他的地方进行工作应当收费和制止时片已拍完，李导演说声“麦西”告别走了。当晚看样片，发现自然的街景，行动的群众演员画面十分精彩。导演先生还省下来场租金和临时演员的工资。不能不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为这个片的投资人感到高兴。
这片的主要投资人谢老板，第三天从美国也赶到巴黎来了。
谢老板来的前一天，我们去逛了一下跳蚤市场。这里有几家古董店中陈列着中国鼻烟壶。李导演是“大内行”，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大内行”。我是“二内行”，也是自封的。“大内行”在一家店看中两个烟壶。正在讨价还价之时，肥仔和岳华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发现另一家有个烟壶很不错，有位临时打灯光的华人小伙子还说：“你要买快去，不然李导演看见会抢去。”我去看看，是个料壶，内画“风雨归舟”和残荷，有三条小纹。要价二百法郎。我细看一下，题款是“乐元周氏”。我想法国人不懂中国事，周乐元岂是二百法郎能卖的？故意还他一百法郎，他痛痛快快卖了。当晚回来我们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传阅。只见翰祥买的一个是仿任伯年“苏武牧羊”图，画的颇精。题款是“一壶斋”。我告诉他“一壶斋”是王习三的画室名，他大为高兴。后来细看，有“子艺”二字。刘子艺是习三的登门弟子，也算名家。这个花了两千法郎，价钱公道。另一个是彩瓷的，虽不错，不算精。至于我那个，“大内行”说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一百法郎算什么呢？我们都很高兴。我回国后见到习三，拿壶给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迟疑地说：“假的！”并说：“中国写烟壶的作家，跑法国去买件假古董，传出去未免丢面子，您还是收起来吧。”从此我就把它入了库。
“大内行”的烟壶却有了出息。谢老板到了巴黎，我们一起去塞纳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请他当特约演员，把那只好而不精的烟壶塞在他手里，叫他一边观看岸边风景一边闻鼻烟。开麦拉就对他拍个不停。银行家办事大概是挺认真的。又是头一次当明星，尽管不住打喷嚏，还是按导演要求把整个鼻子都抹黄了。片拍完后，翰祥说：“你投资拍片，又上了镜，应该留下烟壶作纪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让给你，上边贴价钱，我一个法郎也不多收你的！”谢老板很高兴，从此那烟壶就归了他。
“大内行”此后又买了几件东西，都是极真极好的。只有一件东西令我发生疑问。那是件孔雀蓝小罐，他说是元朝的，举出各种理由证明确是元瓷，我颇为怀疑。过了两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来访，他叫那位朋友鉴定这是什么朝代的？那朋友不说年代，只说这是波斯瓷器不是中国货。李大导虽不服气，却把这珍贵的元瓷送给徐教授作纪念了。徐拿回家给兰英看，兰英说：“这么好看的罐子用来放盐太可惜了，放别的又不适用，搁在桌上当摆设吧！”不过我认为翰祥眼光不会错，那东西可能还是元朝的，谁敢说元朝时波斯不会烧瓷器呢？后来翰祥在澳门开了间古玩店，名叫“古月轩”。我向他祝贺，并问他：“是你自己鉴定货品吗？”他说不是，另外请了专家主持店务。而他一位女儿在大学学的也是有关文物的课程。这当然就十分保险可靠了。虽然如此，我仍认他为“大内行”。
十一
在巴黎拍摄的重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罗浮宫前边的古玩商场，一个是艾菲尔铁塔。罗浮宫前的古玩商场是个几层楼的大市场，布满了卖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楼上有一家店专卖中国古玩，收有烟壶。老板先生四十多岁，颇有风趣。我们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们拍片，并且现身说法演这个店的经理。剧情是我逛到这儿买古董，碰上李导演和岳华。他们和经理在讨价还价，评论烟壶的好坏，我插上一句话，几个人就认识了。问起我来巴黎的原因，我说来观赏巴黎珍藏在铁塔上的一只烟壶。这烟壶是李鸿章访法时送给法国的。小说里没这一段。这是李导演的再创造。纯系杜撰，那位法国古董商很会演戏，他说他的法国话。我们说我们的中国话，但配合默契、严丝合缝。放映时一定会造成效果，认为我们三个人都会说法语，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这是有准备的，倒还好说。还有一段是我进入另一个店，老板是法国老太太，事先我们没告诉她，摄影师躲在门外，老太太用法文问我话，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无准备听得莫名其妙！笑嘻嘻的又说了一长串法文。我照样回她一大篇中国话。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个怪脸，朋斯先生把这一切拍下来。晚上看样片，竟像我们两人谈得很热烈。我希望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录音。因为我跟老太太说的是全不相干的话。而且一高兴还说了几句日文。我以为老太太是外国人，日文也是外国话，或许她能懂一点。可惜从表情上看她听日文和听中文完全一样，都是一副苦恼的笑容。
上艾菲尔铁塔拍片遇到了点麻烦。不仅要先向文化部登记，而且要收不少的费用。幸亏在法国外交部和文化部我各有几个朋友，他们听说要排我的小说，而且有宣传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帮忙，广开绿灯。隔了一天就发下许可证来。不仅不收拍摄费，连登电梯的票钱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国这项总结十分可贵，这次拍片，若没有巴黎朋友们的热心帮忙，决不会如此顺利。拍戏需用几只好烟壶，徐教授就借来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着箱子陪我们东奔西跑。需用杂物、食品，要人领路翻译，肥仔义不容辞。肥仔自己对拍片没兴趣，开车把我们送到，他就找个地方去“吃点什么”！我的事少，他就总拉我去，他总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摊档。并且总有胃口买东西，还价他也最内行。似乎巴黎摆摊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们还请了位女摄影师和灯光助手，全是华裔，热情干练的很，这位女摄影师住在红灯区，我们要去见见世面她愿作向导。我问她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她说：“单女人住在这种地方最安全，到这里来的人是花钱的，不会发生暴力侮辱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