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快要合拢的时候，我们涌到门前，跂望一个个社员从高脚山的山岭下来，沿着泥泞的田间小路，急急走来。大多数人头戴斗笠，身穿棕蓑，空手而回。凭直觉，我认定艰难行进中的那个人就是父亲。他扛着纺锤形的柴捆，远远落在稀疏的队伍后面，不便穿的棕蓑让给了柴捆。我真想跑去为他接替一肩，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眼睁睁看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呈罗圈状蹭过来。父亲全身湿透，顺着脸颊流下的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嘴巴微张，嘴角向两边垂下。“哐当”一声，柴捆扔在大厅。
我们仿佛遇上一堆刚刚煨熟的番薯，连忙围拢过去，动起手来，锯的锯，劈的劈。又像蚂蚁搬家，把它搬进厨房，有的摆放于灶眉，有的斜靠在灶膛前，慢慢烘干。较干的柴心则直接塞进灶膛。不过，柴心仍像煨番薯似的，柴头上的水泡“咝咝”叫个不停。白烟像破棉絮一样塞满整个厨房，密不透气。
多少年来，母亲盯我们最紧的不是读书，也不是写字，而是砍柴。她常在我们面前念叨：“老鼠也藏三日粮”，“晴天不砍柴，雨天烧脚骨”。我也有过不满，但更多的是遵从，合理安排时间，自觉承担责任，既不耽误砍柴，又不敷衍学业。
其实许多人的童年都相似。“放鸭兼捞虾，放牛兼砍柴，放羊兼啼嘛。”这句顺口溜便是我们童年况味的真实写照。至今念及，仍会扯出童年生活的根根须须，扯出许多辛酸的往事。小学放假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用于砍柴。周末也一样。夏天、秋天傍晚放学后，日头仍依于山巅，迟迟不肯落下，似乎也在召唤我去割一担芒萁回来。
也许你会说：“不就割一担芒萁吗？”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老家群山环抱。看似大山对子民挺厚爱。其实它们极不公平。村外的那一面肥沃无比，而村内这一面半山腰以下的却多为贫瘠之地。可耕种的地块一概掘光，剩下的，不是大片板实的石英闪长岩，就是风化、半风化的酸性火山岩，用一句俗话来形容，那叫：“比狗鼻还瘦。”山上的灌木是矮小的，芒萁也是瘦弱的。再加上一年到头，你砍我割，它们活得比韭菜还短命。那些芒萁，貌似茂盛，实是刚刚理过的铁板寸，揪也揪不住。再说，眉毛那么长的时间，也不允许走得太远，只能就近寻找。
最常去的便是油茶林。那里的土地相对肥沃，芒萁比较茁壮。只是那里的坟墓太多，像番薯垄一样密集。而芒萁又喜欢集中在土墓的表面与四周。为割芒萁，我不得不哼几句歌，即使是走调的，多少也会给自己壮胆—在墓埕边缘，一边割，一边竖着耳朵倾听，即便是一只乌鸫或褐翅鸦鹃之类小鸟的动静，也足以使我心惊肉跳，甚至导致草镰从手中掉落—更不用说个头较大的鸟，比如鹧鸪受惊起飞时发出“扑棱扑棱”的响声，比如雉鸡受惊起飞时丢下“咯咯咯”的乱叫。在土墓上面割芒萁，我总担心它会坍塌下去，恨不得双脚像猫那样轻灵，蹑足走过—万一踩塌一个窟窿，落下一只脚，又抽不出来……越想越怕。于是，胡乱割几下，就跑。偶尔也瞥见坍塌过的坟墓黑黝黝的洞口，仿佛有鬼魅踔出，毛骨悚然，赶紧拿钩起芒萁，夹于腋下，逃离—好像什么怪物尾随而来，慌不择路，跑得越快，怪物却追得越紧，怎么也摆脱不掉……
如此这般，所割芒萁肯定是不多的。
到家后，我逡巡于厝边，像一只没有找到猎物的猎犬，诚惶诚恐。有时也因为找不到好芒萁，只割两小捆回家交差。看着忐忑不安的我，母亲心情好的话，也会戏言：“不错，不错，两只喜鹊窠，炒了做菜正好。”
说实话，割芒萁的功夫，我是很不错的，只要找到好芒萁，就能割回两捆又扎实又整齐的芒萁。许多时候，肩上的芒萁庞大得看不见路。若在山脚下，就慢慢探索回家；若在较高的山上，往往将它滚到山脚—滚动过程，经常受损，碰到树墩、石头之类的障碍，分散开来，那就更麻烦了，甚至不可收拾。
砍柴也怕山魈。小时候，我常常听说山魈牵人的故事。老人讲起故事来，仿佛现身说法，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神乎其神，如临其境，如见其鬼，可恐可怖，害得我做恶梦。那些故事有的发生在本村，有的发生在邻村。本村的两个主人翁仍活着，一男一女。每次见到他（她），心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往往通过他（她）想象山魈。按老人的说法，山魈是山中最厉害的精怪。它最拿手的恶作剧是迷惑人，像泥蜂诱引蟑螂一样把衰运的人藏匿起来。见过泥蜂诱引蟑螂的人可能不多。我倒是多次观察过泥蜂的这一行为。泥蜂诱引蟑螂的现象，似乎都发生在夏季或秋季的白天。蟑螂习惯于昼伏夜出，白天难觅其踪。个头瘦小、浑身泛着紫光的泥蜂，能耐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它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隐匿深处的蟑螂，而且能像牛牙那样，把个头比自己大数倍的蟑螂，从阴暗的缝隙里牵引出来。我无法洞察泥蜂最初使用的高明法术（可能泥蜂是用螫针蜇蟑螂，使它神志不清，听任摆布的），只能细看泥蜂在洞口之外的奇异表现。泥蜂的头和蟑螂的头挨得很近，一直凑近蟑螂的耳朵，“嘤嘤”鸣叫，不知是哄骗，还是恫吓。反正蟑螂呈现出一副诚惶诚恐、悉听尊便的奴仆相。泥蜂慢慢倒退着引路，叫嚣不停。蟑螂亦步亦趋，爬过沟，爬过坎，爬过平地，爬过陡壁，最后抵达泥蜂家门口。泥蜂会把蟑螂当作新娘迎入家中？泥蜂的家是黏土糊成的，像一片吸附于墙壁的花蛤壳。别说它容不下蟑螂，就是它那黄豆大的圆孔小门，连蟑螂的头也进不了。不过，泥蜂还是运用它的法术，将蟑螂控制在家门口。蟑螂如同一头待宰的牛，被主人拴于户外。过了几天，我再去看时，只见蟑螂残骸横陈一地，却不见泥蜂半缕身影。话说回来，任何一个人上山失踪，都是天大的事，消息有如炮仗，轰动全村。“一人藏，千人找。”失踪者家属沿袭村里一贯的方法，马上发动亲戚朋友上山寻找，敲锣，呐喊，吹螺号，赶猎犬，放鸟铳，无所不用其极。倘若搜索无果，就会转向乞求道士“放兵”—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赴山场，展开篦梳似的大搜索，试图把人篦出来，否则将发生更可怕的事—山魈祭祀：叫人吃“白粿”，即吃泥团；逼人吃“鸡肉”，即吃青蛙；七天过后，山魈就会用烂泥糊住那人的七窍，引上悬崖，推下去，等吃尸蛆……每次上山砍柴之前，我都会回想这些。于是，总要找个伴，没伴，便犹豫起来。
砍柴还有一怕，那就是漆树“咬人”。秋天的漆树叶比槭树叶还红，仿佛涂过鲜血。漆树“咬人”多以一阵风的方式进行，来无影，去无踪，不知不觉，防不胜防。一被它“咬”了，皮肤渐渐灼热起来，潮红一片。脸部反应最为敏感，往往肿得像猪头，眼睛也眯成缝，又痒又痛。即使采用民间偏方：青橄榄叶煮汤清洗，或是韭菜拌人乳涂抹，也要好几天方可痊愈。大人除了教我识别它，叫我远离它，还传授童谣似的“咒语”：你是七（漆），我是八（），你拿刀，我拿，狠狠斫一，使你死了不流血。大人说：“只要在漆树面前念了咒语’，再去砍它，就冇事。”其实我是不怕漆树的。我的表现颇为出色—常常为别人充当开路先锋，砍伐漆树，抛开漆树。有时，我还把它的枝叶扎成草帽，戴在头上，或编成项圈，套于脖颈，甚至折下它的枝叶撩拨自己的脸颊。
无论怎么说，砍柴都是童年最烦恼的事。苦和累均不在话下。烦恼在于走了很远很坏的山路，耗时半天，却砍不到好柴。山上有许多树木，有成片的松树，也有成片的杉树，但由于看管太严，实在不敢砍伐。若去砍伐，被大队干部逮着，非“放血”不可，不仅要分发光饼，而且要公映电影。分发多少光饼，公映几场电影，依砍伐数量而定，凭大队干部良心而定。这样的处罚，给当事人的打击是双重的，既破钱财，又损颜面；给公众的教育也是深刻的。所以我们异常谨慎，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才会爬上松树，斫些树枝，或劁下树尾巴，藏在柴捆中间，裹上小灌木或芒萁，伪装一番，障人耳目。当然，内心还是虚的，路上无论遇见谁，都会惊悸。大队干部和护林员常常埋伏于砍柴人必经之路的转弯处。等你听见他们的断喝，为时已晚。逃也没用，谁不认识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还是老实些，乖乖把木头扛到村部去，听候处理。有的人以为，三十六计逃为上，扔掉肩上的木头，溜之大吉。可你刚踏进家门，大队干部也接踵而至。他们不为别的，就来抄家。所有的木头，无论在厝内，还是在户外；无论新木，还是旧料；无论原木，还是柴爿，统统搬走，跟洗劫没有什么两样。
砍柴大多是二哥带领我们去的。二哥比我大四岁，他辍学之后，大部分光阴都消耗于砍柴。他似乎比同龄人更有经验，砍柴不囿于地上活着的树，喜欢寻找地下枯死的树墩。那时，能压番薯的山地，不管树木多么茂盛，一概砍光掘山。番薯地里遗下不少树墩。掘掉它，并不容易。留着，也就一直留着。对于我们来说，那些没烂掉的树墩都是宝贝。一个树墩等于一堆柴爿。带上尖嘴斧和镢锄，即可劈树墩。我只负责掘土，使它显露，让二哥来劈。他的力气比我大得多，无论结构多么复杂、个头多么庞大的树墩，只要瞄上一眼，就能动斧，或敲裂，或劈开，或砍断，不用几下，树墩便随着訇然的巨响，四分五裂，露出一片鲜艳的色泽，喷出一堆馨香的气味。他直起身来，微笑着，颇具庖丁解牛毕的那副怡然神情：“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遇上特大的树墩，劈出来的柴爿，堆成小山似的，别提有多高兴。
一年，两年，三年，许多年，附近番薯地里的树墩，全被我们劈了。后来，转战于油茶林。再后来，我们简直从事一项业余勘探—依凭记性，追忆哪片园地曾经生活过李树或柿树。若有，那里可能留下它们的遗产—树墩。
李树墩常常有人找，而柿树墩却不大引人注意。柿树枯死一两年之后，树墩、树根的表层腐烂变质，仿佛被浇灌过的木炭，许多人都以为它没有燃烧价值，不去掘它。它一直隐匿于园地，无所作为，除了妨碍耕种，至多在春天长出几株笔直而细长的半夏、南天星或狗尾巴草。其实它并没有彻底腐烂。只要刮去表层，它就会露出新鲜的木质；再用斧头或镢锄进行深度发掘，说不定可探明令人兴奋的矿脉—又多又粗又长的根系。一个柿树墩便是一座富矿，将它逐一劈开，呈现出清一色的金黄，有如新锻的金锭，铺陈一地。它的材质一般，燃烧值并不高，但总比芒萁、番薯藤、麦秸耐烧。柿树墩并不多，我们找遍所有园地，总共不上五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