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山
引发火烧山是一件极可怕的事，重则判刑坐牢，轻则罚款公映电影，并给全村人发光饼—姑且不说破财，最丢不起的是面子。
拿起镢锄试掘几下，发现锄銎有些松动。于是，用銎或斧头銎打退铁楔。劈来一片青冈，先揳进去，再揳铁片，“哐当哐当”响着。将锄銎没入水中，冒起气泡，有如打嗝。
“掘”这个词，常常出现在老家的农事活动中，其频率比“挖”或“开”高得多，比如掘田、掘土、掘路、掘堀、掘笋、掘番薯……掘山是开荒的俗称。
农谚说过：“坐贾行商，不如开荒。”这怎么可能呢？
老家人多田地少。大集体时期，全村人都像羊一样揳在人均不足三分的田里。
“青蛙要命蛇要饱。”人为了活命，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哪怕以生命为代价，何况私种粮食作物。
私种的粮食作物，要是被大队干部或工作队发现，难逃毁灭的厄运。但还是有人偷偷地种。我八岁那年就目睹过一个悲凉的场面：夏季的一天，村外忽然涌来两三百陌生人。我从未见过如此浩荡的队伍，忐忑不安。大人说，那是红卫兵。他们套着红袖圈，举着红旗，仿佛赶赴前线。原来，他们是来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只要是个人掘的山，不论种植什么，一律毁坏。他们到我家后山的时候，邻居依姆正在为自己种的黄豆施肥。她孤苦伶仃，患有严重的哮喘病。那地是她自己掘的，面积不大，横竖都不过一庹宽。豆苗长到一拃多高，齐展展，绿油油，含苞待放。十几个满脸杀气的红卫兵包围过去。她像中风似的，双膝发软，跪下，又昂起头，喘着粗气，又哭又喊，一面为黄豆求情，一面张开双臂，如同母鸡遇见老鹰，声嘶力竭地庇护着。那些豆苗，还是被踩得稀巴烂。
“山高皇帝远。”我的爷爷、父亲逃到邻村盘富，一个土名叫坑头的自然村去掘山。那是一个极偏僻的地方，犹如世外桃源。居住十几户人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连绵起伏的山峦，清一色地生长甘蔗般粗壮的管茅。管茅底下全是又宽又长的山坪，层层叠叠，一山连着一山。石塍极整齐，像城墙一样坚固，像驳岸一样精致。不知是哪朝哪代的人，那么勤劳，那么用心，掘出如此精致的山坪。泥土像土制火药一样蓬松、黝黑。银星竹鼠喜欢丰富而肥美的管茅根，常年定居于此，地里留有它们为觅食而开凿的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稍有经验的人，就会据此判断：难得的番薯地。随地压下番薯苗，即使不锄草，不施肥，番薯也会大如钵头。尤其是枫树塆，那里的泥土蓬松、黝黑，呈颗粒状，类似颗粒肥料，即使石头上仅有一海碗的泥土，压下一茎薯苗，番薯叶也会又多又大又绿，高高戗起，蓬蓬勃勃，只有用“青绿乌烟”这句俗语方可道其千分之一；番薯藤也会又粗又长又嫩，活像夏天的蛇，充满活力，到处乱爬；番薯头也会鼓起海碗那么大的番薯—蒂头被日头晒绿的大番薯！只是山路太远，山岭太陡，去一次，怕一次—番薯越大越苦恼，越多越苦恼。
很多人蜂拥而去，“满山尽挥锄，无地有旷土”。驻扎在那里掘山的队伍很庞大。最多时，不下600人。那场面不亚于当年大寨热火朝天的虎头山。山成了人的对头。人成了山的冤家。每一座山都被理成秃顶，丰美的植被，毁了；众多的鸟兽，逃了；清澈的小溪，浊了……
时年64岁的爷爷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掘山，被人秘密跟踪，像冤魂一样的跟踪。跟踪者不是别人，竟是大队党支部书记！
爷爷有个绰号：角庚。辈分相当的人几乎都叫他绰号。辈分小或尊重爷爷的人则亲切地叫他角叔公。我从来没有听过谁叫他的本名立志。爷爷温文尔雅，老实巴交，作风正派，与人为善。我一直没弄明白，他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绰号。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不要说当年，就是现今，作为一个村庄的最高长官，来到山沟沟里，多少还是有些派头的。山民除了笑脸相迎，即使没有酒肉款待，也少不了粗茶淡饭。但坑头人见到他，如同遇到麻风患者，唯恐躲之不及。他要搭伙，谁也不肯。他想喝酒，谁也不卖。
“角叔公掘的山在哪里？”他逢人就问。
“不知道。”回避不过的，只好赔着三分笑脸回答。
他撵着坑头人阿兴带路。阿兴摆脱不掉，随意指示一处。
“这—不是—绝对不是！角叔公掘的山跟别人不一样，不会有草根，不会有脚印！”他真是个鬼精。
“我又冇得工钱，我为什么给你带路？”阿兴转身便走。
他在后面喊阿兴回来。阿兴充耳不闻，越走越快。
这时，我想起一个叫容花的女人，一个善良、聪明、能干的女人，尽管她去世多年，但我们没有忘记她。我们曾经叫她表姐。其实她并不是我们真正的表姐，有些沾亲带故而已，说到底，是被我们“黏”来的。她不仅没有视我们为“难民”，而且善待所有掘山的人。她始终把我们当作自己的至亲，给予很多便利和照顾。比如提供住宿、劳动工具、加工场地，接济饭菜；每逢大小节日，都让我们分享她家殷实的生活—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家珍珠般的白米饭，巴掌宽的咸带鱼。
若非她的帮助，爷爷恐怕难以坚持在那里十年，十个春秋的掘山，十个春秋的压番薯，十个春秋的擦番薯米。
细说那天下午吧。表姐对她的儿子说：“那人一来，你就呼哨。”呼哨是一个暗号，表姐事先告诉过爷爷。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书记果然嗅到一个叫龙崩拖山场的气息—我的爷爷正在那里掘山。那里处于山坳，若非表姐的儿子站在高高的山岩上呼哨，爷爷抓起镢锄，拔腿就跑，躲进岩缝底下，肯定被逮个正着。
书记极不甘愿，有如发疯的野猪，毁了所有坪塍。
面对遍地狼藉，爷爷泪流满面。
他怎能不伤心？掘山的那些日子，出奇地冷。下过一场大雪，紧接着，又是持续低温，时常出现霜、霜冻或结冰。因为严寒，爷爷的手脚裂了一道道伤口，不时渗出血来。没有药物。没有胶布。爷爷只能用土办法：搅一些糯米糊，剪几片旧布，裱褙伤口。有一天，爷爷为拔掉一条树根，由于双手皴裂的疼痛，树根没有拔起，反而翻下山去，昏迷许久。幸亏他命大，苏醒过来……
傍晚返回，爷爷不敢走近道，而去爬野岭。
奇怪的是，爷爷的屁股刚刚挨上架于门口的长板，正在脱草鞋，书记、大队长就来到爷爷面前。
他们探头探脑，满脸堆笑，挨着爷爷两边坐下，像表演哑剧，只用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坦露其共怀的鬼胎。书记的手电来回扫描爷爷双脚，狐疑的眼光跟着狡黠的亮光，像饿狗的长舌在爷爷脚面舔来舔去，企图舔出什么味道。但他很失望，尴尬地问：“角叔公呐，你做什么去了，这么迟才回来啊？”
“做点菜园。”爷爷说。
“做菜园？看你脚上的泥土，不像啊。”书记似乎能分辨山上的泥土和菜园的泥土。
“歞囝，不做菜园，还能做什么？”
叫人歞囝是爷爷的口头禅。爷爷比他们年长得多。他们对爷爷也敬重三分。爷爷始终微笑着。即使他们满腔怒火，也不好发作。
他们无奈地离开。
翌日，爷爷不敢去龙崩拖那里收拾残局。父亲独自去了枫树塆。那天，浓雾如絮，能见度极低。临近中午，有个人从不远处晃过，后影是熟悉的。父亲迅速圪蹴下来。晚上，父亲一到家，就听说一个邻居被大队干部叫去审讯—有人举报他在枫树塆掘山。
书记跟我们同是一个生产队，彼此关系向来不错。他尊重爷爷，小嘴甜得很，路头弄尾相遇，总是左一句角叔公，右一声角叔公。我们也待他不薄，每年正月请春酒，他都是座上宾。爷爷、父亲曾经手把手教他采松脂，帮助他度过生活难关。他当上书记之后，爷爷、父亲并不奢望他关照什么，只希望他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掘山—给乡亲们一条生路。
其实爷爷完全可以免受这么多苦，这么多难。如果说他没坐享清福的命，至少在隆冬时节，他可以不做任何事情，穿上那件被他视为珍宝的老旧粗布蓝长衫，怀抱一只火笼，招呼几个邻居老人，围坐于避风的墙脚，一边享受阳光赐予的廉价福祉，一边攀讲。别人不会有微词，父母也不敢抱怨。毕竟爷爷已经年过花甲。
放假或周末，我也常常加入到父亲、爷爷和哥哥们掘山的行列。不过，我只能做些小事，比如提茶水或担午饭去。到了山上，帮助清杂，抱些石头。而这也仅限于离家不远的后山。遥远的坑头，我只能背一袋番薯米，提一罐酸菜或虾鲜去，顶多帮忙烧火煮饭。午饭一过，大人就催我回家。临走的时候，爷爷总是微笑着强调：“专心读书，肯读一些！”我默默点头。
1978年以前，掘山像做贼，偷偷摸摸。1978年以后，只要不破坏山林，就没人管，你想在哪里掘，就在哪里掘。
离家不远的坑门里有许多现成的山坪，而且草木茂盛—那地是不瘦的。
掘山前要清除地面杂物。清杂最简单的方法是炼山。炼山是给树木、野草和逃跑不了的野兽和昆虫举行集体葬礼。简单，决绝，省去许多麻烦，少费许多时间和力气。但未必人人都敢炼山，都懂得炼山。只是蓬蓬茸茸的杂草，全割起来，无处堆放，更影响掘山。
不能不炼啊。
用和草镰，一路砍伐，砍出一条丈把宽的防火路。但总觉得它一丈太窄，最好两丈。临时又叫去几个人，手持树枝，清扫防火路上的枯叶之后，严阵以待。
傍晚时分，山风归巢，草木将要安睡。找个高处，划一根洋火，点燃枯草，让火从上往下，慢慢地烧。那叫坐火，是一种相对温和的火，容易控制。炼山大多采取这一保守方法。
岂料，洋火一划，干燥的茅草，如同汽油着火，“噗噜”一声，泛滥开来，势不可挡。隐匿在草丛里的风，像被浓烟呛出来的鲮鲤，忽然滚出来，吓得我们手足无措，胡乱扑打。而烈火绝不像鲮鲤那么胆小，只要抓起一把泥土，猛撒过去，它便缩成一团，束手就擒。火与风，里应外合。风与火，狼狈为奸。火仗风势。风助火力。火越烧越大。风也越刮越大。火焰越来越高。“噼噼啪啪”，分不清是火在叫，还是心在跳。人贫穷，风也捉弄。你看，又有一个燃烧的鸟巢腾空而起，像一颗流星，飞过防火路，落入茂密的草丛，烈焰滚滚，烧红了半边天。
被人称作“多话婆”的灰烬，漫天飞舞，迅速向本村的角角落落传递情报。不一会儿，大队干部带领一伙人赶来。远远地，我就听见随着灰烬飘来的呐喊：“谁烧山，搦（nuo）来煨！”那是大舅喊的。我从小就认得大舅的声音。一路上，唯独大舅喊得最起劲。来到现场一看，大舅噤声了，与他人一道，投入扑火之中。经过一个多钟头的鏖战，终于扑灭大火。
所幸过火面积不大。大队干部没有把我们带走，也不追究责任。但我们心有余悸，不敢马上离开，继续蹲守，清除隐约的星火—冒烟的黑树墩也不放过，一一扑灭。直到天色像树墩一样黑透，我们才三步两回头地离开。
“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引发火烧山是一件极可怕的事，重则判刑坐牢，轻则罚款公映电影，并给全村人发光饼—姑且不说破财，最丢不起的是面子。
受惊还没过去，麻烦又接踵而至。两个邻居来争地盘，一个说这山他早就想掘，有劈倒的管茅为证。他像矮岩羊一样随地屙些屎尿，就声称自己是山主。真的没有发现他所谓的记号；如有发现，我们绝对不会在那里炼山。一个说这山是他老祖宗的，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谁也无权掘它。他们蛮不讲理，纠缠不休，也在那里大掘起来。我们稍不忍让，就会大动干戈。出于息事宁人，我们只好各划一片山坪给他们。事后多年，他们还是耿耿于怀，狭路相逢，仍像爱角斗的牯牛那样，朝着我们打一个充满挑衅意味的响鼻。
掘山要把树墩树根、草头草根掘起来，把土垡敲细，把石子捡出来。掘到隐蔽的石头，手掌乃至整条手臂都会被震得发麻，握不住镢锄柄。时常有肥胖的不知其名的若虫，突然从土里翻滚出来，有的苍白，有的灰褐，蜷缩成一粒小球，虽不张牙舞爪，却足以使人骤起鸡皮疙瘩。最可怕的，要数那种土名叫鸡公蚁的大黑蚁。它们唯一的反抗手段是蜇人。它们所制造的疼痛厉害而持久，意志再坚强的人也会龇牙咧嘴，“咝咝”叫痛，甚至打寒战。遇到大的树墩，折腾半天，弄得大汗流小汗滴，筋疲力尽。而它呢，却依然故我，像一颗松动的老牙，摇摇晃晃，老拔不出来。那就让它赖在那里吧，反正无碍大局。
没有现成的山坪，必须自己砌塍。到处搜罗石头。没有石头，就地掘些方形土垡，砌起来—没有石塍那么坚固，乍看倒也整齐美观。当然，最好的是石塍，几百年之后，便是古迹。那时的情景，可能跟现在的相似—在深山里偶尔发现几堵工整的石塍，除了感叹它的精致，感叹古人的勤劳，还会作考古状，猜测眼前的荒山，当年究竟种些什么作物。
慢工出细活。掘山不是细活，却是地道的慢工。即使有现成的山坪，一个青壮劳力埋头苦干，满打满算，一天也只能掘出“一把地”。收工时，还要担两捆树墩草根回家。再累也要担。
洗手洗脚时，皲裂的伤口痛得钻心，有的还渗出血来，洇红水面。
就这么熬过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耕开始。
俗话说：“鼎囝生耳，镢锄落地，不怕饿死。”只要肯吃苦，背起一口小鼎，扛起一把镢锄，去掘山，种些番薯，种些生姜、木薯、魔芋、蕉芋，种些黄豆、花生或别的什么，发财不太可能，温饱绝对有保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民靠山而不再完全吃山，纯粹为种植粮食作物而掘山的现象不复存在。
开门头件事
那个时候，柴禾的多与少，柴禾的干湿与优劣，无不关乎母亲的情绪，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
柴、米、油、盐、酱、醋、茶，居家七件事中，柴是当头的。柴禾和番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我们，也是所有乡亲生活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在我18岁以前，番薯始终是我家的主食。柴禾从来都是母亲煮饭的唯一燃料。二者缺一，日子就没法过。
某日天色忽然阴沉下来，耳闻一声隐约的雷鸣，神经紧绷起来的母亲首先想到的，不是没带雨具，正在野外劳动的子女，而是晾晒于户外的柴禾。不是她不疼爱我们。雨淋湿了我们，换换衣服，擦擦头发，也就过去了。而柴禾淋湿了，它会跟母亲作对—说到底，是跟我们作对，跟我们的肚子作对；说到底，母亲关心柴禾，也是关心我们。那个时候，柴禾的多与少，柴禾的干湿与优劣，无不关乎母亲的情绪，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
有一年梅雨季节，持续半个月细雨绵绵。柴禾烧光了，连珍藏多年尚可利用的旧木料也全找出来，在犹犹豫豫的锯子之下，锯了；在犹犹豫豫的斧头之下，劈了，散发出最后的芳香。
母亲一天到晚愁眉苦脸。
我也渴盼晴天。冒雨与弟弟去路边拔莎草。取它的三棱茎，一人执一端，默默无语，小心翼翼地将它撕开，希望撕到中间的时候，能形成一个方形—据说那样，翌日便会放晴。可是，我们连撕几条莎草，都不见方形。
焦急的父亲也想冒雨去砍柴，但脱不开身。适逢中稻备耕忙季。备耕的地方叫松兜，是一片离村庄最远的山垄田。田边有许多松树林，挺直如麻，十分茂密。若说“大树底下必有枯枝”成立，那么，“密林之中必有枯树”也同样正确。我曾在那里砍过几棵自然干枯的松树。所以我也希望父亲傍晚收工时，能带回干枯的松树，以解燃眉之急。
山路，那么远，那么滑。父亲的肚子也一定饿了。我不懂得更多的体谅，居然盼他带柴回来！
正如我所想，父亲利用午饭后短暂的歇息时间，去松树林里寻找枯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