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家每户都有晒场。每个晒场都很大。稍稍平坦的、向阳的、通风的空地，全被辟为晒场。山下的平地没了，向山上进军，开出许多梯级平台，一级连着一级……山冈上，田园中，厝前厝后，学校操场边，村道旁，山涧畔，到处搭满倒“山”字形木架，斜排着倚屏。晒上番薯米之后，微微泛白，远远望去，犹如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晚饭后，提着风不动，打着带有酸味的嗝，跟父亲和二哥去收番薯米。这是我每天晚上必做的功课。父亲撮些番薯米，嗅嗅，捏捏，又捻捻，干而脆，就收回；湿而软，先返回，等到凝露之前再去。若是干了，地上铺一张拼接的鱼鳞布。父亲、二哥手头并用，挺来倚屏，半侧身子，将它放下，用手掌拍它，弹棉似的，“嘭嘭”作响。倚屏又长又宽又重，我挺不动。圪蹴着压住鱼鳞布，不让风刮起，或摊开麻袋，装番薯米。未干的，不收，将它码起，盖好，以防回潮和下雨。翌日复晒。
环顾全村，到处灯火闪烁，似天地翻覆，灿若星河，堪比天街。
里里外外收拾完毕，每晚都很迟。父亲一躺上又冷又硬的床铺，就呼呼大睡，一动不动，似乎连转身的力气都缺。
收成之初，足以让每个人吃饱。为减轻擦番薯、晒番薯米的压力，几乎每顿都用生番薯做饭。母亲洗了番薯，有时去皮，有时不去皮，将它置于左手心，右手拿菜刀，“刮哧刮哧”，飞快地剁着，一块块“扑通扑通”跳入鼎里。鼎里除了许多水，偶尔也有一些米，如同少量沉于水底的石子，似乎历历可数。有时烀干饭，有时煮稀粥。
刚晒干的番薯米，可以把它磨成粉，做白粿状的番薯粿。蒸熟的番薯粿，黄褐色，软而不黏，又香又甜。嘴馋的时候，不妨抓一把番薯米，放入口袋，权当零食。若是那种没有洗过淀粉的番薯米，则更为甘甜。
淀粉，不仅可以拌糊、溜片、煎饼；可以蒸了擦丝，做番薯粉面；可以煎了切片，做蛋燕；可以作为调料，勾芡其它菜肴；可以粜了，换点小钱，润滑干涩的手头。
当然也可以挤出一些番薯米、番薯钱，充当一般等价物，跟沿海莆田、长乐等地来的小商贩交换物品，比如陶瓷，比如海产。陶瓷类的有：碗、碟、汤匙、大缸、细碗、钵头。海产类的有：又宽又长的海带、巴掌大的带鱼、拇指粗的淡菜干、围裙似的目鱼干、丫字形的蛏干、肥硕的、新鲜的蛎、干爽的子、浑圆的蛎干、甜美的虾米。可换的还有：各色布料、咸豆豉……
番薯，尽管它没能让我们活得好，但它毕竟让我们活得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生活相对于沿海的人来说，是安逸的，幸福的，不要背井离乡，不要漂洋过海，不要冒死拼搏。因而，这里少了华侨，少了富翁，少了伟业，也少了洋气。
七
我们早已懂得减轻父母的压力。番薯收成时，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扛着锄头，踏着浓霜或冰锥，去捡番薯。稚嫩的手，被粗糙的锄柄磨出血泡，破了，针刺似的疼痛，强忍着，坚持着，仔细翻过可能隐藏番薯的每个角落。毕竟是集体的番薯地，有的社员马虎，不会掘得那么干净。每次出去，都有一些收获。稍大的擦番薯米，中个的晒番薯韧，最小的喂猪。
“千辛万苦，只为腹肚。”但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弥补捉襟见肘的生活。最苦恼的是我的爷爷、父亲、母亲。
“四五九月，老鼠爬不上壁。”每年的四月、五月、九月，母亲都和父亲盘算着，从传家宝似的谷子中挤出一些，去做那个乍看起来，一点也不公平的交易—用150斤谷子—那些一直舍不得动用的谷或谷，跟别人兑换100斤番薯米，以此来填补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看着那些从乳白变成黄褐，从新鲜甘甜变成霉味浓重的番薯米，看着一串串蠕动的幼蚕似的蛀虫，看着父亲憔悴枯槁的脸庞，心里真难受。
下鼎之前，母亲极认真地，翻来覆去，拣出番薯米虫。但是，每顿都要煮一大栲栳，着实难以拣尽。吃饭时，难免会发现几条煮熟的虫子，干瘪，煞白，令人作呕。我只是皱着眉头，把它当作篾屑之类的杂物搛出来。唯独妹妹会尖叫起来，再也不吃了。
然而，只有番薯米，只有这些蓬松而腻味的番薯米，才能填饱我们的肚子。质量和口味并不重要，数量和体积才是最重要的。
到了顾得了上顿、顾不了下顿的时候，父亲也会筹借一些钱，去埔埕籴些番薯米。怎能装满那么大的麻袋？父亲顺道去他生母家歇脚时，生母口口叫囝，声声唤命。千方百计煮了点心之后，还要伺机拿些番薯米，稍稍喂饱那两条依然饥饿的麻袋—做贼似的。毕竟她不再当家，她家的温饱也成问题，也怕家人有意见。
八
长期单一的番薯饭，使人有些厌食。“几时不再吃番薯米，能吃白米饭配咸带鱼就好了！”这是我爷爷一生的最高企盼。这个可怜的愿望，最终也消逝于1976年的寒冬。
我当然也想吃米饭。能吃上米饭，是一种奢求。只有来了客人，母亲才舍得从盖得严实的米桶里，量出几管米。烀好。盛在饭钵里。饭钵显然是两重天地，一边为白米饭，一边为番薯饭，类似当年的德国，柏林墙的西边是发达的，东边是落后的。饭钵虽不存在有形的樊篱，但存在无形的樊篱—大人的监视，家庭的规矩，同样难以逾越。不过，有的客人会在盛饭时，有意把两种饭拌和起来，让有限的米饭与大家共享；有的客人也会在母亲为其盛饭之际，抢去饭勺，匀出部分米饭，另外盛些番薯饭。
有时我也会趁盛饭之机，偷偷刮些米饭，埋进碗底，盖过番薯米，把脸贴近碗面，小心运作手中的箸，拨出几粒米饭，配番薯米饭。母亲不觉莞尔，或瞪一眼，或努一嘴。这是她对我的警告，也是掩饰她内心的尴尬。
客人离桌后，母亲即把剩余的米饭抖动蓬松了，均分给我们。
唯独生病，吃米饭才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有一天，我和几个弟弟放学回来，那个乌黑的小沙铫正在灴糯米粥，香气四溢。我们不约而同地围坐在茶炉旁，俨然一窝嗷嗷待哺的雏燕。母亲正忙于做饭。我拿起汤匙，抖动着说：“试试看，熟了没。”母亲没反应。我以为她默许，飞快舀出一汤匙半生不熟的米粒，边呵气，边吸食。母亲终于发话：“囝啊囝，你妹生病，已经饿了两顿，米粥是给她吃的。试吃，几粒也就够了吧！”我尴尬地举着汤匙，依次递到几个弟弟嘴边，让他们都分享几粒……
直到1981年高中毕业，我的三顿几乎都是番薯或它的衍生产品。当寄宿生那几年，有时一周也会夹带两三斤大米—这些可怜的大米，大多是母亲硬着头皮向邻居借的。我极省俭地度量着，每顿抓一小把，放在饭罐底下，盖上番薯米，或拌入番薯米当中。加米的番薯饭味道真好。不过，最好吃的，还是饭罐当中—黝黑的番薯米底下的那块圆形米饭。其状如白粿，色泽微黄，仿佛茶油煎过，又香又甜，似饼非饼，清爽可口。直到现在，偶尔相聚的同学还会在摆满山珍海味的酒桌上，集体回忆那块米饭。
九
多少年，多少代，多少人，梦里想的，汗里滴的，碗里盛的，都与番薯息息相关。
但是，人们无不企盼着有朝一日离开村庄，离开番薯。番薯成了落后、贫寒、卑微的象征，成了悲酸的历史。
番薯总是跟锄头，跟人的身世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什么时候不吃番薯，不拿锄头，都是人生的重大转折，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人们在评论某人有出息时，往往会说：“这人可快活啦，不要拿锄头，不要吃番薯了。”有位知名企业家家里设有陈列室。你看他陈列什么？既不是名贵墨宝，也不是珍稀古玩，而是他曾经使用过的农具—锄头处于最显要的位置；更有意思的是，他每年都举办一次活动—纪念自己放下锄头多少周年。
从番薯堆里滚出来的发达起来的那些人，在酒桌上畅谈人生经历的时候，也爱说这么一句：“我是吃番薯长大的。”言语间充满着“白屋出公卿”的自豪感。
十
我至今仍然是一个“番薯歞”。无论煮的番薯，烀的番薯，还是蒸的番薯，都是我的最爱。最令我难忘的是，胃口不佳的时候，母亲为我煮的番薯汤：几片番薯，几段葱苗，几滴茶油，几粒盐巴—几分清香，几分甘甜，几分咸味。歠它一碗，快活如神仙。
回到老家，儿子和侄儿们围在老虎灶前，烀一鼎番薯。熟了，他们各抱一个，摇头晃脑地吃。那味道也许不亚于鸡腿、鸭翅，不亚于汉堡、寿司。儿子并不过瘾，又和几个侄儿在厨房外边，挖个土坑，烧些干枯的番薯藤，准备煨番薯。那灰烬，粉粉的，不温不火，煨出来的番薯，熟而不焦，香气扑鼻。番薯只有一个，谁的嘴头都是急的，谁也不让，谁也不等。这个夺过来啃一口，那个又被抢过去咬一口。嘻嘻哈哈，欢天喜地。有什么玩具，会比这更好玩？有什么动漫，会比这更诱人？
我带儿子去后山，寻找曾经的番薯地。然而，留守那里的只是一些萎靡不振的果树，底下杂草丛生；四周的篓竹，占有欲极强，竹鞭纷纷入侵。可以预见，不用几年，那里的果园将成竹林。
儿子问：“怎么荒了？”
我说：“荒了也是好事。”
“荒了也是好事？”儿子一脸困惑。
诗意生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让所有曾被剥过山皮压番薯的丘陵，养育最该养育的生物吧—树木、竹子、飞禽、走兽，哪怕是管茅、芒萁也好，还青山以绿色，还翠涧以清流。还原后的山，还原后的水，回馈给人类的营养，并不比番薯逊色。
何止山地，就是许多良田，既不种水稻，也不压番薯。油坊旁边的那些田地，种的是黑麦草。它是黄兔的最爱。饲养黄兔，经济效益可观，相当于压番薯的十多倍。
成片成片的番薯地仅仅保存在40岁以上乡亲的记忆里。若非为了我，年逾古稀的父亲是不会每年坚持压几把番薯的。那么，我的儿子也就难以见识那一条条长短句似的传统番薯垄，那一堆堆金字塔式的新型番薯园了。
如今，有些人吃番薯，就像吃金豆、燕麦那样的粗粮，就像吃番薯韧那样的消闲食品，只是一种时尚。
为数不多的番薯也像农民一样进城了。它们跟着土制的煨炉，来到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搭着采购商洁净的车辆，番薯跻身于超市华丽的货架，出入于酒店丰盛的餐桌，让那些吃腻山珍海味的城里人调节一下胃口，或许能勾起他们心灵深处关乎番薯的记忆。
如果现在还有人讥笑我说：“你只晓得番薯”，或“你只晓得番薯跟芋艿”，我依然报以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