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在家的母亲妊娠反应厉害，别说无法出工，就是去食堂提饭罐的力气也没有。只好托邻居的“细弟婆”捎带。但食堂堂长坚决不肯。那饭本来就少得可怜。大人一天的份额仅8.43市两（没有戥子，只有杆秤，尾数0.43市两怎么称）。小孩更少，一天只有2市两。即使领回来，也仅够塞牙缝。看着年仅四岁的大哥饿得像霜打的茄子，软塌塌地垂泪，绝望的母亲反锁门窗，挂起背带，意欲自缢！所幸大哥拼命呼救，“细弟叔公”撬开泥篱墙壁，把母亲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白妹姆”劝大哥别哭。“我不哭。”大哥期期艾艾，“我饿。”
“白妹姆”转身离去。没过多久，她拿来两个熟番薯，一个给大哥，一个给母亲。番薯不大。大哥两口就把它吃了。母亲还把它握在手里，噙着泪看正在舔嘴唇的大哥。“白妹姆”劝母亲趁热吃下。母亲没有动口。那两个番薯是“白妹姆”跑去生产队地里偷抠的，差一点被人逮着！
过了几天，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姑姑回来。这是她首次归宁。可她哪里知道，娘家这边只剩下一些干薯叶。母亲向当食堂保管员的邻居借来半米管，约三市两的大米，再加些干薯叶，像猪潲（shao）一样熟，款待她。她吃得津津有味，还说：“好久冇吃这么饱。”
到了允许私压番薯的年代，捋完番薯叶，即可掘番薯。较远的，一天只能担回一两趟。稍近的，一天可担回五六趟，甚至更多。扁担“嘎吱嘎吱”地响，犹如爆米机摇动的叫声。仿佛那叫声可使堆于墙脚的番薯膨胀起来，迅速变成小山似的。
不过，有个地方的番薯很少担回家。那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奇特在它的名字：三个石；奇特在它的土壤：如土粪，疏松，肥沃；奇特在它的番薯：由于山高，风透，薯蔓总是长不了，像松鼠的尾巴，矮丛，呆立。如此模样，若在别处，番薯必定小得可怜，而在那里，却是另一番情景—硕大，表皮极薄，近乎无皮，光滑，干净，宛如清洗过。只需选个好天气，直接擦成丝状的番薯米，晒于广大的山岩，当日即可收起。若刨成片状的番薯钱，那就更省事了，可一边掘，一边刨，撒在地上—也许你会嫌它脏，不瞒你说，那才是好东西，不沾土，易熟，甘甜，绵软，可口。
番薯最好在冬至之前掘回家。它怕霜冻。若遭霜冻，露头的番薯就会腐烂，要是戗地—地面冒起冰锥，深藏土里的番薯也会烂掉。即使不烂，掘起来，擦成丝，清洗出来的淀粉，也不会有多少黏性。由于忙不过来，许多番薯不能及时掘起。
父母疲于奔命，收敛了笑意。我们天天都在他们冷峭的面前，领受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庭作业”：捡番薯、洗番薯。
那个时候，洋油、洋火、胰皂十分紧缺，一律按月按户分配。家口少的还能凑合，像我们这样的大家庭，难免捉襟见肘。最缺的是洋油，常常向供销社预支。而预支总是有限的，常常点油桐籽照明，摸黑做事。
我总想在天黑之前赶完作业，一来可节省洋油，二来可避免夜晚洋油告罄，不能如愿，翌日上课时被罚站，放学后又被留下。于是，常常趁天色还朦胧，父母还没回家，站在窗台前写作业。嵌在土墙里的窗台，与我的肩膀等高，写字时，必须稍稍踮脚。窗台由四块大小不同、厚薄不一的木板铺成，高低不平，没有箧盖的铺垫，那是写不了字的。而箧盖为梧桐板，纹理稀疏，木质欠硬，笔画稍重些，就会刻入其中。
有一天傍晚，扁担的叫声越来越响了。我本该立即收摊，由于作文尚未结尾，才搜索到一些自以为会赢得老师赞赏的好词好句—被画上红色波浪线，或在班上朗读，或张贴于学习园地。我正亢奋于这样的臆想，奋笔疾书。父亲已通过最简单的语言—倒番薯的轰响，传递对我的不悦。那响声胜过冬雷，从木楻里跳出来，滚入木条窗棂，激荡着我的耳膜。父亲的动作从未如此沉重。我赶紧收起作文簿，推进箧盖—慌乱之下，书箧脆弱的榫眼裂了！我又将书箧夹于腋下，像母鸡守护小鸡一样守护书箧。
我仔细观察过，全校五百多人，用书箧的仅三个。与其他两个相比，由于材质的关系，我的书箧最轻—只是尺寸偏大，做工也粗糙。尤其是箧（p3n），极不牢固，掉落过多次。每次都是我自己找些旧铁钉，将它复原。
钉弯的铁钉，拔不出来的，也就铆在上面，像曲张的静脉，极不雅观。但我并没有感到委曲，也不觉得低人一等。它给了我这样的暗示：命运就像书箧的箧，无论怎样，最终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父亲终于走进漆黑的房间。看不清他的脸色，但我从他沉重的脚步声中，预感要来一场暴风雨。我倚于墙边，迎接父亲的惩罚。只要父亲不摔书箧，不撕书簿，任何方式的惩罚，包括抽打、责骂、不准吃饭，乃至于不准上床睡觉，我都愿意。
“作业，作业，只知道做作业，作业能填饱腹老吗？赶快去捡番薯！”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那是一种被理性控制的恼怒，也是一种无奈，现实生活制造的无奈。
的确，作业不能填饱肚子—至少眼前不能。
其实我的父亲最看重读书。在他的心目中：书是最肥沃的田地，有志气的孩子是最好的种子，读书如同种田，季节一到，势必结出最饱满的子实，挡也挡不住。哪一个农民愿意毁坏自己的良田，毁坏自己的良种？此时的父亲，何尝不想赏给我一个微笑。
12岁的我飞快来到齐胸高的木楻旁边。
洗番薯就用这个木楻。倒入五六筥番薯。从旁边另一个木楻，舀过沉过淀粉的略带酸味的水。拿起番薯抡，搅拌，反复搅拌。
番薯抡竖起来，比我的个子还高，简直是笨拙的桨，划着它，犹如蚍蜉撼树。我撅起屁股，竭尽全力，一抡下去，也只能搅动表面寥寥的几个番薯，带出几粒有气无力的声响。
焦急的父亲撮起几粒油桐籽，扔进壁灯，点燃；夺过我手中的番薯抡，奋力着—每一下都深入楻底。偌大的木楻仿佛缩成一个小小的茶杯，番薯抡仿佛缩成一根小小的木箸，番薯仿佛缩成一粒粒细细的白糖，轻松自如，却又轰然作响！
我愣在一旁，默默接受这另类的训示。番薯旋转着，翻滚着，冲撞着，不停地变换位置，忽而浮起，忽而沉下。沉浮之中，洗净泥沙，脱去表皮，变得光亮，似乎不像番薯，更像菜头，洁白，耀眼。
番薯洗好了。用番薯把它捞出来。倒入筥里，沥干。抱进房间。每次洗三四楻，需要一个多钟头。
鸡鸣而起，孜孜行事，成了乡亲们的作息常态。
鸡橱靠在走廊外的窗口下，与床头仅隔着一扇窗户木门。几只公鸡极端负责，头一遍齐鸣总在凌晨1点4分，连鸣5声；第二遍总在4点7分，连鸣11声。它们的鸣叫比闹钟还精确，比闹钟还响亮。它们的齐鸣简直就在耳畔。那是最具威力的命令。
头一遍鸡鸣尚未结束，父母仿佛受到惊吓，迅速骨碌起来，披衣出去，察看天色—瓦蓝，干干净净，或星星点点，大抵是晴天。有时也听取猫头鹰的意见。后山上的大榕树常年住着几只猫头鹰。靠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猫头鹰既是我们的点钟，又是我们的天气预报员。夜里，它若“咕咚—咕咚”叫着，明天将是阴天或下雨；它若一声不响，必晴无疑。若是晴天，两三点就开始擦番薯，否则十二三担番薯，肯定是无法在天亮之前擦完的。擦番薯时，人手再多也嫌少。差不多擦到一半的时候，还要腾出人手去担水，备着洗淀粉。若等天亮，水井旁早已排起像供销社门前买虾鲜那样的长队，一滴浑水也担不到。
“吼哧吼哧”，擦番薯的阵阵声响，如同一个个番薯，堆满整个房间。
每天凌晨，酣睡的我都被嘈杂的声音吵醒。蒙着头躲在温暖的被窝里，是多么痛快的事—起来吧，再不起来，屁股恐怕要挨番薯礤板搒了。“眼睛是懒蛋，手脚是好汉，不怕慢，只怕站，眼愁手不愁。”再说这功夫，迟早要学，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我刚学擦番薯时，速度缓慢，粗细不均，夹在虎口没能擦下的番薯头也大，右掌的食指、大拇指、大鱼际还被擦破多次。每当遭遇这切肤之痛的时候，我总会思索一个问题，一个几乎不可能有答案的老问题：我这辈子，若是注定的番薯命，那该怎么过？
清洗、晒晾番薯米，都在早饭之前进行。寒气像无数的刺，联合起来，刺进单薄的衣服，刺进少有脂肪的肌肤，直抵骨髓。
而搓洗番薯米，靠的是手，用的是水。四处的水都是冰冷的。唯独老井富有同情心，温暖如汤；但也经不住严寒侵袭，不一会儿，就冰冷了。双手完全麻木，失去知觉。洗出两筥，担走一担。一路淋漓而去。
到达晒场，将它倒于落有厚霜的倚屏。日晒的效果远不如风吹。晒场都选择在风口。霜风凛冽。人站在倚屏旁边，僵硬的像铁叉一样的手指艰难地抖动着，使它均匀摊开。寒风在倚屏底下呼啸着，从缝隙钻上来，像老鼠的利牙啃着手掌，砭骨地痛—人仿佛变成一棵小树，在狂风中瑟瑟发抖。因为寒冷，感觉更饿；因为饥饿，感觉更冷。
下午，要到晒场去做一件事：坌番薯米，即用手指或特制的竹筢，把结团的番薯米摊开，耙松。
晒番薯米，风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虽有草绳捆绑倚屏，但也常被狂风掀翻。狂风一来，许多人就跟风一样跑去晒场，恨不得变成八臂哪吒、千手观音，镇住倚屏。
晒番薯米最怕变天下雨。刚摊上倚屏，还好些，可把倚屏码起。用塑料薄膜或竹匾罩住。等到天晴时再晒。只是晒干之后，僵硬如铁丝，不易煮烂。若是晒到半干，淋了雨，天也不尽快放晴，轻则发馊，重则霉烂；日后晒干，颜色尽变，不再银白，而是暗红，一片片胶着倚屏，不易脱落。其味辛辣，难以下咽。
晒番薯米通常持续两三个月。那是无比艰辛的两三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