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啊，番薯！
番薯，只有番薯，才是关乎我们生存的基本物质；精神需求的东西离我们还很遥远，无法兴奋我们的神经。我，我们全家人，我的父老乡亲，所有的期盼归结为一个：番薯及其衍生物。
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我的老家，番薯的地位，绝不亚于前苏联的马铃薯。若将“土豆加牛肉”这句外来名言，演绎成本土俗语，就是“番薯加猪肉”。番薯，成为民生的主要象征，掘了多少，吃了多少，都是衡量家庭贫富、年景兴衰的关键指标。茶余饭后的话题往往离不开番薯。在外人面前开口说话，人家都觉得你有浓郁的番薯味，明显的地瓜腔。
我们的命运跟番薯休戚与共。正如母亲回忆的那样：“那个时候，冇乇吃。冇奶水，给囝天天嗍奶干也不好，索性断了奶。囝饿呀，搂在胸前，讨吃，拱来拱去，冇拱到奶头。啼，啼累了，睡。醒来，又拱，又冇拱到，又啼。囝啼，自己也跟着啼。只得把抹过姜母的奶头掏出来，让囝嗍几口。囝被辣得大啼。只好衔几坨番薯饭，努在手指上，给囝塞一塞。”
没错，是番薯，就是番薯，拯救了我们，塑造了我们，成就了我们。我永远忘不了它的大恩大德。
二
乡亲们按番薯的肤色，起绰号似的，红的叫红薯，白的叫白薯，紫的叫紫薯，黄的叫黄薯。少数人也叫它地瓜。番薯，生吃，像梨，像苹果一样清甜；熟食，有的蓬松如板栗，有的甜软如饴。
番薯是俗称，学名为甘薯。“番”的意思是异邦。番薯究竟从何处来？成了我曾经的疑问。
起初，我从温饱的角度看待番薯，它只是一种极平凡的粮食作物。上初中时，读到明末杰出农学家徐光启的《甘薯疏序》，从那佶屈聱牙的文字里，领略了它的非凡。
后来，我又从陈世元的《金薯传习录》中知道许多：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历年贸易吕宋（今菲律宾），久驻东夷，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思闽省隘山陬海，土瘠民贫”，“偶遭歉岁，待食嗷嗷。”于是，他不顾当地政府禁令，“以利得其藤数尺，挟小篮中，由舟而归”，试种成功。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恰逢闽中饥荒，其子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禀报番薯六益八利，恳求“行知各属，效法栽种。”金巡抚从善如流，通饬栽种。大获丰收，荒不为灾。百姓受益，遍地皆种，足果其腹，出现了“引种一根番薯藤，救活一半中国人”的奇迹。
朴实的民众最懂得感恩。最真实的历史往往隐藏在小巷深处，最感人的事迹往往复活于民众口碑。早在清代中期，福州百姓就建报功祠，主祀金学曾，配祀陈振龙；后来，又有人在乌山建先薯亭，缅怀“甘薯之父”陈振龙的丰功伟绩。直到今天，徜徉于福州某一条街巷，或许还能听到老人讲述他的掌故。为感念金巡抚，番薯也多了一个闪光的名字：金薯。
三
看似平凡的番薯，却隐藏着许多有趣的秘密：
番薯个头大小各异，而芽眼数量却几乎相同。论理是个头大的先萌芽。其实不然。个头大的，萌芽反而缓慢，稀疏的几条，胖嘟嘟的，呆头呆脑，像患了小儿麻痹症。
晚薯萌芽比早薯快，所以薯种多从晚薯中挑选。健壮、修长、根短小、个头中等，无病虫害、皮肤光滑、生于垄边的番薯，作为首选。此类薯种萌发的芽，又多，又白，又壮，又整齐，令人欢喜。
被选为薯种是幸运的。主人把它当宝贝，装入木楻或水缸，盖过新鲜的松针、谷壳或米糠，又叮嘱家人：凡是喝酒的，谁也不得接近它。它害怕酒味。酒味会使它迷醉，溃烂不堪。
立春之后，开始育薯种，类似母鸡孵小鸡。选个温暖的日子，在菜园里垒座圆台，铺一层圊肥，盖一些细土，柔软、温暖、肥沃，活像人工胎盘。
育薯种不像孵鸡蛋那样简单，只要能享受到母鸡的体温就行。它喜爱的姿势有两种：竖摆、斜摆。当然也可以横摆。不过，稍有常识的人是不会将它横摆的。竖摆的薯种萌芽多，也整齐，但纤弱，不受欢迎。唯独斜摆—前一个约45°摆放，即薯蒂、薯背向上，薯尾、薯腹向下，后一个依样摆着，济济一堂，萌芽才会如意。摆好了，撒些土粪，以稻草为被褥，以塑料薄膜作外衣—有如这个春天长出来的第一朵蘑菇，说出来的第一个童话。
大约一个月，薯种开始萌芽，嫩嫩的，紫紫的，像可爱的小精灵。它们探头探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在和煦的春风里，薯芽迅速生长。葱葱茏茏，从圆台里簇拥出来，仿佛芳心荡漾的少女，要远足，要寻觅归宿。这时，务必把它剪了，将它“出嫁”到田园里，成全它“做母亲”的美梦。
四
虽说“番薯不怕羞，一直压到秋”，但最好的时节是小满、芒种。这两个节气的雨，似乎明白薯苗的心事，淅淅沥沥，下过一阵，就歇息。日头知趣地躲开，半天也不露脸—即便露脸，也只是开些温和的日头花—几多朦胧，几多羞赧，像一群礼仪小姐，奉命点缀，很快又匿影藏形。赶紧坌地、整垄。赶紧割了薯苗，压入地里。
割薯苗是细活。细长的薯藤从田园里搂回来，堆于走廊或大厅。搬来矮凳，坐在它的面前，或臀下压一把草镰，或脚拇趾与中趾夹着镰刀。刀口向上，尾巴翘着。抽过一条薯藤，双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它。从尾部开始，向下轻轻一压，再轻轻向前一推，割下一茎，便是薯苗。尾部较嫩，可稍长些，四五节，其余部分三四节。有的也用剪刀剪。割好或剪完的薯苗，用稻草捆起来。每捆100条，称之为“一把”。一把薯苗能压多少地，人们心中有数。乡亲们在描述某处番薯地面积有多大时，往往就说“几把地”。
“大自然中，最微小者最卓越。”借一千九百多年前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的这句话来评说番薯也是合适的。番薯不畏贫，不讳贱，随遇而安—只要有些泥土，有少许雨水，有阳光，无论沟边，还是路旁，薯苗都不会嫌弃，都会愉快地生长，更不用说良田美地了。
不过，压薯苗是大有讲究的。左手托着一把薯苗，跨过垄沟，以宗教般的虔诚，弯下腰来，右手抽过一茎薯苗，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以捉笔的方式，捏住一茎薯苗的底端，无名指和小拇指并拢，弯成小锄头状，掘下。薯苗也被带到适当的地方，抽出手来—尽量让薯苗挺立着。倘若歪歪斜斜，将降低成活率，易生小番薯。然后，在其周围扫些泥土，稍稍捏一下，顺势轻轻压实，以保持水分，耐晒。深浅也要适度—关键看节气，夏至之前，整茎可没入土中；夏至之后，则要伸出一节在土外面，以利生根发芽。伴随着手指头与泥土摩擦的疼痛，一茎茎半拃长的薯苗，压入松软的现代诗般的番薯垄，成为数不胜数的感叹号。
从上述连贯动作来看，其关键在于一个动词：压。乡亲们只说压番薯，而不说栽番薯，不说种番薯，也不说插番薯，直接把它归入压条。这是乡亲们的独到见解。一个新的生命往往要在一定的压力下诞生。
几天下来，右手手指有的被泥土啃掉指甲，有的被泥土啃掉皮。说实话，如果仅有这些皮肉之苦，许多人或许尚可忍受—最为痛苦的仍是精神上的折磨。父亲说过，1959年初夏一天的拂晓，他利用生产队的牛与犁，犁番薯园，由于过度紧张，犁铧插入石缝，导致犁镜断裂，被人告密，遭到食堂堂长呵斥之后，全家又被中断三天伙食！翌日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去番薯园撩好垄沟；中午收工后，接着压薯苗，结果被堂长获悉，跑来抢夺薯苗，两人各抢一半在手，彼此哭笑不得。堂长又气呼呼地跑到我家，掠去灶台上煮饭的铁鼎，掠去置于过道用来收集小便的尿桶，意欲釜底抽薪，斩断我们全家的活路，表达他的所谓的忠诚……
如果持续放晴，薯苗是受不了的。头几个傍晚，最好给它们浇水安根。那是件难事。番薯地大。薯苗数量多。地里大多无水，要到远处的山涧、水渠或泉眼去担。路也难走。有的地方根本没路。好不容易担来一担水，极省俭地浇，也浇不了多少。其实那不是浇，是斟，斟酒似的，对准它们饥渴的小嘴，淅沥几滴。它们感恩似的，“叽里叽里”地鸣谢，又像醉汉打嗝，口气里充满泥土味和幸福感。萎靡不振的叶片，也会在夜间露水的勉励下，焕发精神，舒展开来。
五六天后，它们举着几片新旧夹杂的叶子，酷似漫卷的旌旗。
过三四十天，要做一件事：中耕。中耕之说，似乎过于委婉。还是乡亲那种直白的好：锄番薯。当然，新地的番薯，即使不锄它，不施肥，也会有令人欣喜的长势。而旧地则不然。不锄，别指望有好收成。锄番薯颇有道道。泥土太干燥的，不宜锄，否则会伤及薯苗；太湿的，也不宜锄，否则会造成板实。杂草蓬茸的，要先拔除。先锄垄底，再斜着锄头，锄松垄沟的两侧泥土，深度以不伤害薯苗主根为限。对于薯头周围的泥土，只能用锄銎轻轻敲松。锄好之后，施些肥，或一小撮化肥，或一小把土粪，或一小团圊肥，或一小勺粪便，乃至那些拔除的杂草，番薯都会笑纳。接着撩垄沟，不是每沟都撩，而是隔一沟撩一沟，盖住肥料，闷死杂草。
再过十多天，施肥也好，不施肥也罢，都要把另一半垄沟撩起来。心满意足的番薯兴奋着，快速发蔸，郁郁葱葱。
薯藤爱长纤维根，也爱长牛蒡根。这些根须很贪婪，旁逸斜出，吮吸营养，偷生小番薯。主人并不感激。因为它违背了主人的初衷，浪费了土地肥力，分散了主根精力，长不了大番薯。
薯藤乱爬之际，必须抽出时间，到薯地里，与压番薯一样，弯下腰来，拔去所有争夺养分的杂草，托起茂盛的薯藤，拢一拢它们散漫的行为，收一收旁骛的心思，随手扯断多余的根须—侧重于抠去头部的杂念，预防“计划外生育”。如此这般，前后需要两三个月，每月侍弄一次。细心的人会把每垄的薯藤梳成长辫，从塍边披下来，或长或短，墨绿墨绿的，在风中飘逸。这叫牵番薯。
牵番薯是一种苦活。别说整天弯腰劳作，单是地里冒出来的热气，就让人受不了。何况还有许多蠓虫。最可怕的是一种土名叫大头垢的蠓虫，吸血手段异常高明，钻入肌肤，不痛，也不痒，直到它吃饱喝足，远走高飞了，你才渐渐感到肿痛—长时间的肿痛。还有垄沟里生有孑孓的秽水，也会“咬坏”手脚，先是奇痒，继而溃烂—非用腌制的杨梅或青梅涂抹不可。不过，那会齁得你龇牙咧嘴。
农历七月半以后，有的人开始割薯尾喂猪。那是上等饲料，深受猪的喜爱。有时也可以择些嫩叶，炒了配饭。
中秋过后，三餐难保的人会到薯地里去，像老鼠一样顺着垄沟，找些较粗的薯头，从裂缝处插入手指，探索着，发觉稍大的番薯，把它抠出来，充饥。
五
进入白露，薯花盛开，或淡紫，或乳白，平添薯地的几分妩媚。那是一种成熟的美。好色的昆虫，嗜蜜的昆虫，不经意间的授粉，也会留下情种—褐色的蒴果。
番薯的成熟是艰难的。除了主人，它的好友仅剩阳光、月亮和雨露。而它的敌人却越来越多。
番薯地常有一种酷似茶籽蛀虫的小虫，俗称茶籽虫。个头不过两粒米那么长，软体，苍白，看似孱弱，而它却是番薯的头号天敌。混账的它钻入番薯，一直躲在里面，搞它的隐蔽工事—开凿隧道，边开凿边享受，番薯里头留下一条条极其糟糕的臭洞！如此的番薯，即使个数再多，块头再大，外观再好，也是废物一堆。无论生的，还是熟的，啃它一口，满嘴恶臭，满嘴辛辣。
野猪似乎看透了人的无奈。早已知道那些七倒八歪的稻草人，偶尔作声的破铁桶，统统是吓唬它的把戏。即使光天化日，它也敢为所欲为，依靠獠牙，拱出番薯，饕餮一番。
刺猬则委婉些，先将自己蜷缩成仙人球，耍赖一般，翻滚起来，凭借身上戗起的棘刺，挑出番薯，边吃边滚，边滚边吃……
遍地狼藉，触目惊心。
比起野猪和刺猬，老鼠危害则小得多，属于尚可原谅的那种。老鼠以它灵敏的嗅觉，探测番薯，挥动利爪，坌开泥土，大快朵颐之后，使出浑身力气，啃下几块，叼回去，填充空荡的巢穴，打磨发痒的牙齿。被老鼠咬过的小番薯，有的慢慢溃烂，有的因中断与主根的联系，沦为“孤儿”，萌出几条弱芽，有如三毛的头发。
番薯像人一样，也会生病，比如瘟病、疮痂病、丛枝病，比如黑斑病、白绢病；也有寄生虫，比如卷叶虫、斜纹夜蛾、天蛾，比如蛀藤虫、象鼻虫……
番薯的成长，既要忍受太多太多的疾病折磨，也要抵抗不计其数的虫害侵扰。
那两只螳螂，可能是薯地最后的守望者。薯叶捋的捋，枯的枯，那些巴掌大的油桐叶，也不能庇护它们了。它们差一点被威猛的红嘴蓝鹊叼走，被凶残的棕背伯劳鹐死。在柔和的冬阳下，它们举行告别仪式。螳螂以一片即将掉落的薯叶为掩护，相互嬉戏，瘦的那只举起前脚，向胖的那只屈屈伸伸，胖的那只也举起前脚，向瘦的那只伸伸屈屈，相互致意之后，各自走开。没走几步，胖的那只走不动，瘦的那只踅回来，靠近它，耳语几句……
这一小品是偶然窜入我的视线的。我没有兴致多看。毕竟我关注的只是地里的番薯，那些目力所不能及的番薯，即将揭开谜底的番薯，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有无麻蛆，有无臭洞。
番薯，只有番薯，才是关乎我们生存的基本物质；精神需求的东西离我们还很遥远，无法兴奋我们的神经。我，我们全家人，我的父老乡亲，所有的期盼归结为一个：番薯及其衍生物。
“人不亏地皮，地不亏肚皮。”番薯最知感恩。谁付出多少，它就回报多少。一到秋天，“子母勾连，如拳如臂”，从土里探出头来，开口报告的每一句，都是丰收的喜讯。亩产高得很，上好的薯地一亩可掘五六千斤，中等的薯地一亩可掘四五千斤，一般的薯地一亩也可掘两三千斤。番薯成熟时，若从薯地踏过，可听见一声声脆响，有如菜头折断的脆响。
曾经听说一个关于番薯的神话：有人压过特大的番薯。那是在烧炭多年，堆积许多灰烬，荒废多年的炭窑地上，压下一茎白薯苗。它迅速生长，粗壮而繁茂，爬满一地，每一节、每一条气根都落下番薯，个头像金瓠似的，总共掘出五百多斤！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现实神话。我多么希望自家地里也能长出这样的神话。
六
掘番薯的时候，无论男女老少，都像适逢花季的蜜蜂，各忙各的活儿。连那些无人照看的小孩，也被大人用筥挑到番薯地里，让他们自个摸爬滚打。
几乎每天都有霜，穿上所有的衣服，也感觉不到暖和。而我们却怕弄脏衣服，只好脱下半新不旧的，换上缝缝补补的，再去捋番薯叶。“穷只是冇，寒只是风。”霜风一刻不停地呼啸，令人瑟瑟发抖。连捋几天，双手沾满叶汁，黑乎乎的，仿佛沾了沥青。天黑回家，如何洗净双手，也成了烦恼事。用灰烬、胰皂，交替搓洗之后，再拿刀片小心翼翼地刮，也无法刮净黏于手掌纹路的叶汁。往往要等春节过后，由于营养改善，皮肤有些滋润，那些叶汁才会慢慢脱落。那段时间，我去上学，双手都尽量藏在口袋里。
捋回家的番薯叶，有的腌在木楻里，有的腌在土池里，用于养猪。
而在大跃进时期，番薯叶也是不能随便捋的。大多由生产队按家口和劳力划分，捋回晒干，作为辅食。爷爷、父亲被大队调去同安尖山水库工地当民工，每天三班倒。母亲担心他们挨饿，晒了许多干薯叶，让他们带去充饥（与每人每顿六市两的番薯米混合着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