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去牵羊，到那里一看，傻了眼—母羊不仅把田塍上的青草啃个精光，居然也把靠近田塍的一溜儿稻蔸全吃了，只剩下秃秃的稻头！这是集体的水稻。“破坏生产就是破坏革命。”我惧怕这样的高帽扣到我们头上，捡个石头，打起羊橛，赶着羊群，飞奔回家。
母亲见我脸色发青，关切地问：“发生什么事？”
我如实相告。
“怎么会把羊揳在田里，羊吃百草，连断肠草都吃，哪有不吃稻蔸的道理？”母亲气呼呼的，用食指重重厾我的额头，“羊不懂事，你也不懂事！”
我低下头，轻声说：“冇人看见。”
“偷吃不瞒牙齿，好坏不瞒乡里。’你总看见了吧。你瞒得了别人，你能瞒得了自己吗？”母亲的声音很大，全然不怕别人听见。
母亲愣了一下，略有所思，马上又说：“走！走！”她带着我，去找生产队长坦白，争取从宽处理。当时的处罚相当严厉：没收羊，用于集体会餐，还要扣发口粮。已有几个先例。
生产队长鉴于母亲认错态度诚恳，决定给予从轻处理：扣发口粮100斤，不没收羊。
父亲回到家里，不等他放下锄头，我就怯怯地蹭过去向他认错。以为他会大发雷霆，甚至用锄头柄打我。可他一句话也没说，长叹一声之后，便是沉默，久久的沉默。气氛几乎凝固，令人不寒而栗。我不敢正视父亲，背贴着墙壁挪走，逃避父亲利刃般的眼神。
100斤口粮在父亲心中的分量是沉重的。我不怨他。我只恨自己，恨自己轻信羊，恨自己把羊揳在稻田里；我也恨羊，恨羊不诚实，恨羊经不住稻蔸的诱惑！
翌日中午，我本想采取惯常的手段惩罚母羊，或用细而柔软的竹枝掼它—一手拉住它，一手狠掼，像大人揪着小孩的衣领，实施体罚；或用羊橛敲它的角，使它脑震荡，使它痛苦不堪；或用稻叶包些泥巴，骗它吃下—使它反胃呕吐。这一回，我念它有孕在身，就用一把稗裹着一只青蛙递给它。受到嫩绿的诱惑，它像饿狗遇上大骨头，嗅也不嗅，一口嚎了进去。咬两下，觉得味道异常。张开嘴巴，像怕辣的人，不小心吃到辣椒，舌头伸得很长，有如蛇信子，使劲摇摆，把嘴里的怪味啐出来，甩出来。它在“咩咩咩”狂叫。
惩罚它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仅没有丝毫快意，反而感到内疚与不安。本想找一片丰美的青草给予补偿。可怎么也找不到。我只发现一块散落有番薯枯藤的空地。番薯枯藤也是它喜欢的食物。只是那空地很小。前边的石塍又陡峭。把羊揳在这里，显然是不妥的。我将羊橛从塍边坠到地面，铁链还坐下两圈。我替它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它敢跳下去，也不至于吊死。
傍晚，我去收羊时，母羊竟吊在塍上！我使出吃奶力气，托起它，解开项圈，放下它，并让它的鼻翼贴着泥土，接触地气。我愣在那里，等待奇迹出现—但愿它也会像濒临死亡的狗，只要接触地气，就能复活。而我等了许久，它还是那样直挺挺躺着—母羊死了！真的死了！连同它腹中两个多月的胎儿！母羊眼睛瞪得滚圆，似有天大的不甘。
石塍上留下一道道母羊挣扎过的痕迹。我捯着铁链攀登而上，探究母羊的死亡之谜—番薯藤早已半条不剩！—想必它食不果腹，饥饿难忍，以树头为圆心，以铁链为半径，一圈，又一圈，在满怀希望中寻找食物，在屡次失望中挣脱，铁链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寸，一寸，又一寸，缩短，再缩短！—它一定想到石塍脚下碧绿的芥菜，也许试过几次，正要跳下，却退缩回来—最终又壮起胆……
说到放羊，不能不说白白弟。
有一个冬季，一天快黑的时候，母亲忽然记起，羊还没牵回来。那是令人焦急的事，不亚于一个小孩的走失。
“你们去牵羊，赶快去牵羊！”母亲担心羊被天狗叼走，大声疾呼。
作为兄长的我们几个退避三舍，谁也不肯去。
看着母亲的满脸怒色，白白弟说：“我去牵。”他转身就走了。
揳羊的地方在坑门里，离家有两三里路。那个时候，不要说小孩，就是大人，去那么阴森的地方，也会畏惧三分。我们怎么就忍心让他一个人去？
按照正常的速度，他应该在天暗透的时候回来。可是，当我听到他回家动静的时候，我们早已围坐在昏暗的洋油灯下吃饭了。
他关了羊，也不来吃饭。我感到蹊跷，扒拉几口饭，去找他。
他坐在僻榭的墙脚下饮泣，缩头缩脑，微微颤抖。我低头问他。他没答。举起衣袖，擦干泪，进了厨房。
他爬上饭桌。坐在他常坐的圆木墩上。拖过那碗冰冷的番薯饭。颤颤举箸，搛一块番薯，塞进嘴里。两行眼泪顺着鼻梁流下，落入碗中。
父亲以为白白弟嫌饭不好吃，便大声呵斥。白白弟觳觫着，目光呆滞，脸色苍白。他有气无力地扒拉几口，就说饱了。放下箸。走出厨房。
我们继续填充肠胃，个个神色凝重。
吃完饭，我又去找白白弟，从里弄找到僻榭，再找到大厅，最后在房间里找到他。
他躺在床上，脸上挂着泪痕。他怕弄脏棉被，两脚露在外面，垂下床沿，脚露着，小腿也露出半截，冷得像冰。我为他擦净脚掌，移进床里，盖好棉被，又拿来火笼，将冰冷的棉被烘热，将他冰冷的双脚烘热……
翌日上午，日上三竿，他仍在昏睡。这使我忐忑不安。那天，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浑身难受，旷课在家。我把他背到厨房。我一边帮母亲烧火煮潲，一边搂着白白弟靠近火炉取暖，照看陶壶里正在为他熬的稀粥。他依偎在我的怀里，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不时像叩头甲一样从我的膝盖上弹跳起来。我深感情势不妙，但又束手无策。
到了午夜，白白弟时而惊叫，时而大喊：“伊好！伊好！”时而抽搐，猛咬牙关，紧握双拳，蹭踢两脚，反复辗转，泪水涟涟，像在跟死神抗争。父母深感不妙，背他去梧桐卫生院。
第三天上午，我去梧桐中学上学，走到遛街岭时，听见几只老鸹在岭边苦槠树上“哇啊—哇啊”狂叫。这种声音与明媚的天气极不和谐，跟我的祈望唱反调。也许受“老鸹叫别人死”这一俚语的深刻影响，我从小就害怕老鸹的鸣叫，总以为那是人的恸哭；从小就厌恶老鸹的颜色，它们身体的那种黑，脖颈的那圈白，难免使人想到披纱，想到戴孝，想到一个阴森、冰冷的字：死，或是一个恐怖、哀痛的词：死亡。上课时，我一直挂念白白弟的病情，烦躁不安，想跑去医院看，又不敢请假。
终于挨到放学。我和老四回到宿舍，抓紧吃饭。我正在想，吃完饭，就去看望白白弟—就在这个时候，传来噩耗！
我们扔下饭罐，一路哭嚎，狂奔到家。此时的他不可能在厝里。按习俗，人死于户外，是进不了厝的。他僵卧于踏碓边一块黏有水泥的模板，被完全褪色的床单罩住。我扑过去，掀开床单，眼睁睁的他，似乎等待已久，想说什么。从他眼里，我看出他的痛苦，他的困惑……也许还有怨，还有恨。我为他弥合了双眼，跪下，用我的脸紧贴着他的脸—不，是用我的心紧贴着他的心！白白弟再也不会怕痒，不会朗笑，更不会像平时那样搂着我的脖子嬉戏了—只有他的鼻血在流淌，汩汩流淌！
白白弟，死了！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他年仅五岁—五虚岁啊！
冬至时节，天寒地冻。白白弟没有袜子，没有帽子，没有鞋子。装殓时，仅有的几件破衣服，母亲给他全穿了；仅有的一双破布鞋，母亲也给他穿了。
我真想去买一双袜子、一双鞋子、一顶帽子、一件衣服，还有他爱吃的白粿—就在前两天，他看到邻居为过冬至碓的热乎乎香喷喷的白粿，还问母亲：“能不能拿一块来吃？”母亲说：“那是别人的，等过年吃吧。”他说：“过年我吃不到。”
一语成谶！
他的裤子，他的衣服，所有的口袋全被拆开，扔在地上，东一片，西一片。为什么人死了，就不能穿有口袋的衣服？真的像一些老人所说的那样，死人会用他们的口袋带走家产，带走财运？我看看地上的布片，看看白白弟，越看越难过，越想越不明白。我捡起一片干净的口袋布，为他擦净鼻血和泪痕之后，放入自己口袋。唯一可留作纪念他的实物，也就这么一片布了。我要珍藏它！我把它隐藏在厨房的墙洞里。每次回家，我都会把它掏出来，看一看，再包好，放回去，也算跟他见面了。旧厨房改建前夕，我又把它转移到另一密处。每年白白弟的忌日，我都会记起那个地方，那一片布—都跟他见一次面，问问他那边的生活—是否吃饱，是否穿暖，是否长大，是否快乐，是否有书可读……
入殓时间定于当天下午。收埋夭折的人，大多用粗陋的小棺材。白白弟的最终归宿—小棺材没模没样，没有三长，没有两短，更没有翘角；只是个稍长的木箱—临时叫人钉的，不刨光，更不上漆，也不密封，白中带灰—接近白白弟的脸色，接近我们哀悼他的颜色—除此以外，从表面上看不到任何悲哀的颜色—他尚未获得让人披纱戴孝的资格。我和二哥把他抱进棺材，让他平躺着。我们站在一旁，泪流满面，最后看他一眼。木匠搬过一块大板，盖上。随着木板挪动合缝，白白弟从我的眼前消失—彻底消失了！我的心再次揪起，泪水奔涌，失声痛哭。木匠在揳铁钉。仿佛每一锤都打在我的身上，每一钉都揳在我的心上。
父亲、二哥、我和舅舅护送他上山。那个土坑就是他的新家。掩埋之前，我还折些木荷枝，让木荷的枝叶遮住棺材。我又请求舅舅在铲土时，动作轻一些，再轻一些，少让泥土从棺材缝隙，从那些指头大的缝隙漏下，以免弄脏他的衣服，遮蔽他的明眸，打扰他的安睡……
医生也说不清白白弟的死因，只说可能是急性脑膜炎。我不相信这毫无根据的说法。白白弟的死，成为黑色之谜，成为全家的苦，成为我们兄弟心中永远的痛。
三天后，邻居几个女人在诡秘地传播：那时，“红团”去油坊边上的水井担水，天地忽然像被一块黑乎乎的大布笼罩，什么都看不见，也不敢喘气，圪蹴在地上，像一堆番薯，从坑门里上面滚下来的一阵怪叫，一种从未听过的怪叫，夹杂着一个小孩的惊叫，心都融了……
白白弟就是死于惊吓！我相信我的推断。
我不能不承认，是我们的自私，我们的不作为，让白白弟受惊而死！
白白弟的死，使我深感生命的无常与脆弱，也使我倍加珍惜兄弟姐妹的骨肉亲情。
放羊，放羊，一年到头，除了大年初一，我们天天都要放羊，不知苦了多少年，哭过多少回。然而，若非那次母羊意外致死，我们恐怕连羊肉臊味也闻不到。那时的一斤羊肉才值八九角钱，但全村没有几个人能吃得起。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俗话所说的“种姜又放羊，发财冇商量”的那种快活。羊，养不大烦恼，养大了也烦恼—卖给谁？有一年秋天，新学期报名在即，而我们的学费却还在一头大羊羝身上。父亲要牵它到梧桐街去卖，无论多么使劲地拉，而它却死赖在地上，狂咩不停，半步也不挪。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父亲得到邻居老依姆指点，使了秘招。羊羝果然变得俯首听命，不再忤逆。奇怪的是，连续三天牵到街上待沽，都无人问津。直到报名的前一天，父亲得知赤锡荷溪有人会要。父亲也不问价钱，翌日天一亮，给羊过了秤，就启程。去荷溪的路五十多里。羊是不会走远路的。开头还好，它走累了，歇一会儿还能走。后来，它歇了许久，走几步，两腿就交叉着，瘫倒。父亲只得把它扛在肩上，累了，放下，逼它走一程。就这样扛扛走走，走走扛扛，中午到达买主那里。重新过秤，缩水两斤。买主嫌羊太老，咬定一口价—七角五分。这比街上整整便宜一角钱，正如俗语所言：“等猪杀白了再讲价。”那有什么好讲？
那些年，一只羊对我家来说，是一种依靠，是可以走动的扑满。它是我们的学费，我们的口粮，我们的人情世事，也是我们的油、盐、酱、醋……
头顶一片瓦
在瓦匠手里，一片瓦坯的诞生，不过30秒，犹如击缶飞出来的音节，需要专注倾听，细心捕捉，稍不留意，就会从眼前、身边溜走。
瓦是描述乡村生活的文字。瓦是记载乡村历史的活页。瓦是乡村最古老的乐器。瓦是村民头上最可靠、最威风的斗笠。瓦给视觉以最亲切、最深沉的抚慰……
苫瓦的厝顶，给人以立体感，既有面的稳固，线的婀娜，又有点的灵动，看这像娴静的鱼，看那又像冲天的龙，耐人寻味。它不像混凝土厝顶那样单调、呆板、索然，没有什么审美价值，容易导致视觉疲劳。瓦垄上，朦胧的霜雪，昂扬的瓦松，墨绿的苔藓，曼舞的百灵，轻歌的鹊鸲，纷飞的蜻蜓，穿梭的燕子，淡蓝的热浪，飘忽的雨丝……魔幻似的吸引我，或端详，或聆听，或遐想。
苫到厝顶上的瓦，似乎发生了质变。
换牙时，大人再三叮嘱：“下牙扔瓦上，上牙扔铺下。”说是只有这样，新牙才能像厝瓦那样整齐美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也不会马虎对待。“下牙扔瓦上，上牙扔铺下。”我忍着剧痛，反复默念，像念口诀，却老分不清上与下，每次都握着牙齿找大人核对；对好了，懵懵懂懂，或在厝檐下，或在床铺前，默默地，立正，带着几分庄重，几分神秘，扔自己的乳牙。把牙齿扔进床底，可谓举手之劳。而把牙齿扔到厝瓦上，并非易事，使劲扔上去，往往又“咔嚓咔嚓”滚下。我扔过十多颗牙，有三颗滚回来，重新再扔。后来，恰恰这三颗新牙，一颗凹入，两颗凸出，一颗高，两颗低。百思不得其解。这三颗又是门牙，大煞风景。
曾有一天，与我们共厅的邻居，在厅堂中央大嚗，虽不指名，虽不道姓，但他指桑骂槐，连三岁小孩也能听得出来。“你若嚗天，你敢嚗，就嚗吧。若嚗人，我劝你别嚗！”爷爷只是远远地说。他的妻子连忙从厝里跑出来阻止：“不要嚗了！不要嚗了！”一边哀求，一边推丈夫回去。她可能从我爷爷的话里得到提醒：厅堂厝脊正中的那片瓦，是不久前被大风刮掉的。因风俗禁忌，女儿回娘家分娩，邻里腹诽在所难免。至于使坏，谁不摸自己的良心？然而，他什么时候在乎过别人的意见？别人对他的不满，从来都被他一家人当作软弱的葱苗。他这个人犯有疑心病。厝顶有个小洞，他当然以为是谁在捣鬼。乡间确有这么一种说法：出嫁的女儿回来分娩，会抽走娘家的风水，特别是邻居的风水，以古井漏水的方式，悄无声息；杵破厅堂厝脊正中的瓦，哪怕是一小片，也可致婴孩夭折，保全风水……
我至今仍不明白，瓦在这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发生邻里纠纷，强势的一方，常常叫嚣：“我要使你的厝瓦做蝴蝶飞！”对方仿佛当头淋了滚汤，顿时蔫下半截。可以想象，厝瓦变成蝴蝶纷飞，是何等凄惨的场面。
老家祖厝后面，原有一棵橄榄树。不知是哪位祖先栽的。很大，三个大人联手才能搂得过来。它为所有邻居共有。每年都坐果很多，黄澄澄的，一大串，一大串，流苏似的缀满树冠，仿佛自己的祖先依然健在，而且近在眼前，好像去哪里做客刚刚回来，手里握着诱人的糖果。总是等不到橄榄成熟。小孩，也不乏大人，纷纷往树上投掷石头、瓦砾和木块，企图砸落橄榄。尽管小心翼翼，仍有不少像流弹一样飞到厝顶上，“噼里啪啦”，砸坏厝瓦。主人像草丛里受惊的小鸟扑棱出来，有的站在门口，发疯似的，恶毒诅咒你祖宗三代；有的捡起石头，反攻倒算；有的猛追不舍，企图揍死你；有的则扬言，也去砸你家的厝瓦……最可怕的一次：一个人居然端起鸟铳，瞄起准来，说时迟，那时快，正要扣动扳机时，铳管被他的妻子猛地向上一托，“砰”，一声巨响，愤怒的铁砂射向苍穹，吓得几个顽皮少年魂飞魄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