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黄了
那天晚上，父亲告诉我，记工员给我2工分，本来只能评1.5工分，另加0.5工分，是记工员主张的，算作奖励。当时1个工分值4分钱。换句话说，记工员给我的奖励仅2分钱，相当于2粒糖果，微不足道，但令我感动。
稻黄了
进入小暑，稻穗渐渐泛起绿豆般的色泽。离开镰还有十几天。这段青黄不接的日子，像婴儿断奶一样难熬。盼望割稻，有如盼望盛大的节日。
鸡鸭跟人不一样，它们无法克制自己，有的躲入稻丛，踔起，鹐谷，动作谨慎；胆大的，在田塍上踱着，大摇大摆，伸长脖子，看准稻穗，飞起来，把它拽下，踏着，大吃一番—得意的时候，也鸣叫几声。它们成群结队，厝边的水稻被吃光一片又一片。稻田那么广阔，无论扎篱笆，还是围杉树枝、金缨子，都像筑长城。
省工又省力的办法当属撒乐果药谷（浸过乐果的谷子）。乐果是一种具有中等毒性的液态农药。鸡鸭不可能知道，名称如此动听的东西，竟是自己的命中克星。有人提着盛有药谷的子，走在田塍上，一边撒，一边喊：“撒乐果喽，鸡鸭关紧！鸡鸭关紧，撒乐果喽！”喊声飞入稻田周边的厝檐下，乐果味也飘到人们的鼻翼前。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几个依姆。她们的紧张程度不亚于老鹰、鹞子、鼠鼬的突然到来，攀讲戛然而止。她们一哄而散，跌跌撞撞，噘着秕谷似的瘪嘴，朝着稻田，时而喊：“咀噜—咀噜”，时而喊：“嘎嘎—嘎嘎”；无力呼喊的就借助于鸡筅，在地上反复打出“嚓啦—嚓啦”的声响……所有的举动都是慌张的，所有的声音都是激越的—仿佛在招呼可能惹事的孙子回家。呼喊像根须，扯出一大片，纵横交错，此起彼伏。看着回到跟前的鸡鸭，数来数去，反反复复。怎么啦？总是“九头鸡囝四双奇（jī）”。不对！不对！不对！火冒三丈。喷出比乐果更具毒性的咒骂。
惹不起，躲得起。撒乐果的那些人仿佛犯错，红着脸，低着头，默默走远。跟她们较劲，赢也是输啊。谁不明白这个道理？
乐果是无形的隔离墙，撒到哪里，就算隔离到哪里。乐果也是无声的逮捕令，从撒下那一刻开始，所有的鸡鸭成了囚徒，全都关进鸡罩鸭笼，天天就靠狗气煞度日。直到水稻割完，药谷清理净尽，它们才会重获自由。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仍有一些鸡鸭被药死。“养猪养羊为过年，养鸡养鸭换油盐。”有的女人为此号啕大哭。大多数人会把死鸡死鸭扔掉。有个五保老人捡食一只死鸡，不幸中毒身亡。弥留之际，她还在问：“几时开镰？”
从大暑到立秋，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日头比乐果还厉害，可放倒大黄牛。谁不怕割稻？
晚稻是早稻的连作。农时一刻值千金。“过了立秋半半收。”立秋是分水岭。晚稻布田倒计时从此开始。于是，催生一个动感十足的词语：双抢。这两字的火药味远比农谚“春争日，夏争时”来得浓烈。双抢抢什么？抢割稻、抢布田。还会抢什么？抢速度、抢时间。双抢成为一年当中最可怕的农忙。殷实的家庭会在小暑那天宰一头羊，补充体能，对付双抢。
割稻的那些日子，能下田的全下田了。一个生产队男女老少五六十号涌到一垄田里，各忙各的，如同一窝勤奋的蜜蜂。一大垄田，半天即可割完；堆成小山似的谷子，一天即可掼完。什么叫人多力量大？大抵如此。
我首次参加生产队割稻，是初中二年级暑假将至的一个周末。由于我营养不良，个子瘦小，并不受欢迎。有的说我是去匀工分的，有的说我是去吃粉干点心的。我的父亲去搂稻，爷爷去捆稻草，哥哥去掼稻，都不在我身边。嘴巴长在他们身上，爱说什么，就说吧。我只顾埋头割稻。
我被夹在两个大人中间。他们割得蔸数跟我一样。我知道公平是什么，更明白这又意味着什么。我拼命向前割去，镰刀“嗖嗖”响起，稻丛如风刮过，“哗啦哗啦”倒伏。他们当然比我快得多。他们一边割，一边喊“加油、加油”。焦急的我更焦急了。“嗖”一声，糟糕！左手无名指被镰刀割破，指甲翻开大半，鲜血直流。我忍着钻心的疼痛，右手食指抠入衣襟破孔，扯下一缕，由牙齿配合着，包扎伤口。他们全然不知。我咬紧牙关，继续割稻，只是速度有些减缓。他们圪蹴在田塍上，乜斜满头大汗的我，皮笑肉不笑。
他们收工走了。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二哥在远处大声喊我回家。
坚持割完剩下的几蔸稻。日头像熊熊燃烧的火球，吊在头顶，白晃晃的阳光，镰刀一样划过我的手，伤口的疼痛，脉动着，一阵比一阵厉害。头开始晕，眼睛也闪金星，站立不稳。赶紧拿下斗笠，反扑于湿漉漉的田塍，坐在斗笠边上，泪水、汗水一起滴落。
这时，我开始后悔，后悔自己撕了T恤衫。小学毕业那年夏天，在我再三请求下，父亲粜了十几斤黄豆买的。棉质。洁白。短袖。圆领。几乎整个夏天都穿着它，从星期一穿到星期五。礼拜天换洗，若遇阴雨，母亲就拿出炒黄豆那一招，把它放入鼎里，慢慢炒干。它让我凉爽了两个夏天，也让我风光了两个夏天。虽有米粒状的小破孔，若不撕它，小心地穿，小心地换，小心地洗，就能穿过这个夏天，或许还能穿过明年夏天。明天穿什么衣服去学校？除去那件卡其蓝冬衣，再也没有别的外衣了。大热天穿冬衣上学，罕见，扎眼，我不怕；闷热，出汗，我也不怕—我只怕同学异样的目光……
母亲看到我血红的包扎，双手颤抖着，脱去破围裙，立即送我去医疗站，清洗、敷药、包扎，总共花去一角五分钱！
那天下午，我留守在家，像一头离群的狮子，默默地，用眼神轻舔自己的伤口。
那天晚上，父亲告诉我，记工员给我2工分，本来只能评1.5工分，另加0.5工分，是记工员主张的，算作奖励。当时1个工分值4分钱。换句话说，记工员给我的奖励仅2分钱，相当于2粒糖果，微不足道，但令我感动。
第二个礼拜天，父亲不让我参加最后一片烂泥田的割稻。我执意要去。
下到烂泥田割稻，几乎都穿短裤。我不想脱去长裤，只把裤脚卷到膝盖之上，先割田塍边的水稻，再小心翼翼地踏着稻头下田。
嚯！好深！
陷入泥淖，没至裤裆。脚底的泥土是冰凉的，好像有强大的磁力，死死吸着。尽力挪动双腿，好不容易割完触手可及的水稻。拔出一条腿，踏着稻头，以为它能助我一臂之力，一踏，而它却像泥鳅似的，“沙拉”一声，共赴深渊。双手在烂泥表面拍打着，如同一只惊慌失措的小鸟，腾挪许久，才触及坚实的物体—想必是木头。听老人说过，烂泥田里有不少木头。木头可能是祖先特地埋下的，也可能先前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由于某种原因，有些木头埋没地下。正是这些来历不明的木头，让我觉得踏实，让我的双膝露出烂泥，能够自由活动。正前方那些矮小的水稻，绿意还浓。他们知道那里又是泥淖，一个个绕开。我伸手扯了扯稻秸，稻蔸底下的烂泥觳觫着，微微起伏，有如喘气的牛腹—肯定不是一般的崴泥之地。那几蔸半青不黄的矮稻，没有什么好可惜的，留给鸡鸭吧。还是学乖些，也绕开它，到别处去。
上丘也是烂泥田，但它没有瘌痢状的水稻，应该不会有泥淖，即便有，也不会深到哪里去。只是田塍边的水稻已被人割光。聪明的人往往这么干。在田塍边割稻最安全，即使发生意外，也来得及抱住田塍，化险为夷；更何况割了稻，即可置于田塍，省去搂稻的麻烦。如果远离田塍，每割一把稻，都要先码在旁边待割的稻丛上，再搂出来，进进出出，深一脚，浅一脚，累不必说—最可恶的是，许多尖锐的稻头，从小腿表面杵上去！还有锯齿般的稻叶，隐匿于稻丛的剑叶草，任意切割手臂、脖颈和脸颊，经过汗水一齁，又痒，又痛，揉不得，摸不得。
打谷机是脱谷的好帮手，一台一天可打谷三四十担，比三门稻斛和稻梯掼的谷要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它无需掼稻那么费力。虽然一台仅售十多元，但许多生产队都买不起。隔壁生产队率先购买一台，像迎娶良家千金做媳妇一样，供销社给打谷机又披红又挂彩，还派出一大帮人又敲锣又打鼓，浩浩荡荡送来，令人羡煞。我们生产队没钱买打谷机，只好将就着稻斛和稻梯，“扑哧扑哧”，不停地掼。一天下来，掼稻的人整个肩背，整条臂膀，非酸即痛。
割稻过后，所有裸露的皮肤好像被汤烫过，又红，又痛；没几天，我的手臂，我的脖子，我的小腿，像蛇一样蜕了一层皮。
分谷子
生产队长也好，会计也好，仓管员也罢，没有谁真正懂得算术，而他们却把运算法则运用到了极致。会计在无比熟练的拨拉算盘的动作中，在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响声中，迅速得出精确的数字。
天色黑透，牛踱回栏里，吃些草料，悠然躺下，闭目养神，缓缓反刍，津津有味，快活如神仙。
而人呢，仍有忙不完的事。身上的汗水，脚上的泥土，也来不及洗，草草扒拉一碗饭，又要赶去分谷子。
原以为大家忙碌一天，到分谷子的时候，会开心些。
会计根据当天进仓谷子的数量，埋头在隐约的灯光下，“咔嗒咔嗒”，拨拉算盘，计算每个人口的份额。当然不是简单的按人口平均，而是先根据年龄划分成数，再算出各家各户可预分的谷子。所谓成数，就是16岁以上的社员为十成，也叫吃全成；13～16岁的为八成，也叫吃八成；13岁以下的为六成，也叫吃六成。生产队长也好，会计也好，仓管员也罢，没有谁真正懂得算术，而他们却把运算法则运用到了极致。会计在无比熟练的拨拉算盘的动作中，在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响声中，迅速得出精确的数字。这是穷困所逼的结果。这是他们反复盘算的结果。这是他们无数次面红耳赤计较的结果。与其说是计算、是算术，倒不如说是算计、是心术！若有乡土数学家之类的称号，工于计算的会计是受之无愧的。
我们生产队人多田少，亩产又低，收成又要预留五保粮、军属粮、种子粮、征购粮、回销粮……名目繁多，七除八扣，可分的谷子所剩无几。即便是好年景，也不过分得100斤田头谷，即未经晾晒，未经簸飏，尚有不少草屑、秕谷和稗子的毛谷。所以有的人去分谷子，只提一个筥或一条麻袋，不带扁担。
计算之后，开始抓阄。
在计算与抓阄的间歇，社员们无所事事，有的相互调侃，相互取乐；有的挥舞艾草火把，走来走去，明明灭灭，香气弥漫；有的满脸不快，大发牢骚；有的沉默无语，枯坐静候；有的则着腰，用最恶毒、最粗鲁的土话，无端谩骂，不指桑，不道槐，泛泛地，谁都骂，谁也都不骂。谁都挨骂，谁都愤怒，谁也都不好暴发。
阄是邮票般的小纸片，由会计写上阿拉伯数字，揉成黄豆般的小纸粒，或放入竹筒，或撒在八仙桌上。反正要置于三人五眼的虎视之下。即使有障眼术，也难以舞弊。
临近抓阄之际，会计扯开嗓门，征求社员意见，确定几号搅谷，几号铲谷。所谓搅谷，就是用锄头把如山的谷子搅拌均匀，做到干谷子与湿谷子，饱满谷子与不饱满谷子，这个品种谷子与那个品种谷子，拌和均匀。所谓铲谷，就是分装谷子，以备过秤。这么简单的事情，往往也要经过几轮激烈的争执，方告尘埃落定。
抓阄不分先后，谁要先抓都行，或举箸从竹筒里搛出一粒，或伸手从桌面上拣一粒。有的仿佛在下赌注，异常谨慎，举棋不定，挑挑拣拣，选中一粒，慢慢摊开，凑近光线眄视，若非搅谷的号，若非铲谷的号，便笑逐颜开，否则满脸乌云黑暗。人间的公平，只有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犹如夏日的阵雨，只淋湿左边的小路；右边呢？好像跟它不共戴天，咫尺之隔，却一滴也不下—那些庄稼也多么渴望雨呀。抓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是世上最古老，也是迄今为止最公道的办法。可是，也会出现接连几个晚上的搅谷或铲谷都落到一人头上的怪事。阄是自己抓的，还能怪谁？很少有人自认倒霉。大多一边搅谷，一边铲谷，一边发牢骚。
人们之所以怕搅谷、怕铲谷，是因为吃力不讨好。仓库是一间低矮的古厝，门窗狭小，空气不能对流。本来就闷热，加上谷子散发出来的热量，整个房间简直成了蒸气房。进去的人每隔一会儿，就要溜出来，透透气。无论是谁，搅好一堆谷子，铲完一堆谷子，都会被榨出一身大汗来。说不定还要挨骂呢。那么大堆的谷子，谁能保证搅得绝对均匀？那么多次的铲谷，谁能保证哪一吊不会多几片草屑？
称谷子大多由保管负责，称一吊，合计一吊，连称几十吊，总数报给会计，居然斤两不差。保管员算个奇人。
“人心不公，人心都公。”父亲的额头从小就錾着两个闪光的字：诚实。村里村外，无人不晓。1973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分谷子时，有个老头居然妄说我的父亲抓阄时做了手脚。多少年、多少事逆来顺受的父亲，不知哪来的勇气，第一次用犀利的语言，捍卫自己的尊严，并且引来平时畏惧这个老头的社员们浪涛般的声援。
节外生枝的事情，像混乱的蚊子，从来没有止息过。
分几斤谷子，每次都要熬到午夜，根本没有效率可言。
社员陆续散去，而队长、会计、出纳、仓管员则留下来，准备吃点心。无非是煮粉干或烀肉饭。偶尔也有小肠撩番薯粉（猪小肠与番薯淀粉共煮）或白糊（煮黏有番薯粉的五花肉）。那算高级了。也不是每晚都吃，大约隔三差五。看似吃“阿公”的，其实都是吃社员的。所以只能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地吃。他们当中也会有人去扯一下临走的搅谷或铲谷社员的衣襟。被扯到的心领神会，默不作声，返回。
说来脸红，在父亲当生产队长的那些日子里，遇到分谷子的夜晚，我也会躺在床上，奢想那些点心，乃至舌底鸣泉。迟迟没有等来，昏昏欲睡，不时拧一拧大腿，强打精神—十等九空，好像只吃到一次—半碗的肉饭！
“鸭母蛋再密也有缝。”不管多保密，总会走漏风声，少不了挨骂。“饿犬扑屎”有之。“吃爆肚”有之。“蚀骨虫”有之。“祭尾顿”有之。利刃一般，粗野，刻毒。吃得再多，也是没补的。
通往米饭的路
我至今仍记得小时候历经的情景—母亲一边拉砻，一边为哭泣的弟弟唱儿歌《砻砻谷》：
砻砻谷，谷砻砻
糠养猪，米养人
谷头养鸭母
鸭母生蛋还主人……
说到米饭，自然想起这首世代相传的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事实上，从稻种到米饭的过程，并不比锄禾来得轻松。当我们每天端着白花花、香喷喷的米饭，是否想过水稻的前世今生？谷子又是怎么变成米饭的？
毫无疑问，关于野生稻变成人工稻漫长历程中的诸多细节，只能登临玉蟾岩，或走进河姆渡，或徜徉于别的遗址，端详那些顽强的陈粮，让思绪穿越时空，飞抵18000年前，或是7000年前，猜测产粮的种种可能—我们的祖先在野外采集食物时，偶尔看见跟自己同样饥饿的小鸟也在争相啄食外壳金黄而粗糙的穗状子实，意识到那些小小的子实也是可以充饥的。于是，他们把它采集回去，用石头或木棒碾开外壳，让它露出坚硬又粗粝的子实，或直接吃了，或捣碎了吃。后来，他们又惊讶于掉落在湿泥里的少量子实，翌年居然发芽、分蘖、拔节、扬花、抽穗、灌浆，也结出与上年一模一样的子实。由此得到一个宝贵的启发—那是可以播种的。渐渐地，他们放火焚烧沼泽地，直接在上面播种，等待收成。渐渐地，他们引水造田，年复一年，耕作、播种、收割，拥有了主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