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茶淀农场到北京，大约有两百多华里路程。为了探望受苦受难的母亲与儿子，又为了节省几个钱，作家放假探亲时，不坐火车，却每每骑着自行车跑“马拉松”。他常常清晨五点钟就骑车上路，晚上九点才到家。由于腿部的超常运动，以致膝关节神经失灵，有时便摔倒在路上。母亲生气了，不许儿子骑单车回来：“再穷，咱们可以卖桌子椅子，你也要给我坐火车回来。”
想到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了自己，又因为自己而受到株连，惨遭灾难，作家难过地落下无声的苦泪，决心以文学成就医治母亲的伤口，报答养育之恩。
作家对母亲与儿子亲情浓重，而对妻子又恩爱有加。他刚到桃园劳动，看见桃花在风中徐徐飘落，触景生情想起了远离自己的心爱的“右派”妻子张沪同样正在受苦受难，又记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几句孟浪的诗来：“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朵万朵迎风开。花从树上纷纷落，人从花中双双来。”心里难受极了，绝好的风景立刻一片肃杀。
与妻子劳燕分飞已经九年多了，终于久别重逢，尽管第一天便夜宿猪舍，但作家仍然庆幸祸事中的福事。凄凉而严酷的是后来妻子受到更加残暴的迫害，她在“一打三反”大会上因为一句话顶撞了军代表而被当众锁上了手铐，严管隔离起来。作家写道：“给她带手铐的一刹那，我的心都碎了。”
尽管作家事前想尽一切办法预防妻子自杀，但天生一身傲骨的妻子还是服敌敌畏自杀了。当作家得知消息后，惊愕，捶墙，捧着手铐捶墙痛哭，眼泪如同开了闸门的小河。妻子偏偏在作家生日的那天夜里选择了死，倍增了丈夫心灵深处的悲凉。
在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劳改地点时，自杀未死的妻子看见山间一只逃遁的兔子，对身边的丈夫说：“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子！”作为丈夫的作家太了解妻子了，他写道：“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内核中蕴藏着的是不屈的灵魂。如果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新。”多么深刻呵！
亲情无限。亲情无价。
文学梦
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在二十二年的岁月里，只许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而不许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只能做着断断续续的文学之梦，其痛苦可想而知。
作家幸而受到有良知的劳改干部所看重，使他本来已经死去而后又孕生了的文学之梦，变得躁动不安起来，仿佛他是怀胎十月的母体，那文学的婴儿就要分娩了似的。
复苏了的文学神经，指使作家给他的文学启蒙老师孙犁写了一封十分动情的信。信中说：“我虽身处逆境，但无论还要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的生命都不会离开文学。”信对所处境况的感慨，以及圆作家文学之梦的期待，深藏在文字之中。但沉重的体力劳动，又一次撕碎了他的梦幻。
作家青少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来信，预言从维熙的生活占有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苦难出真知，作家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磨难。刘绍棠的信中也谈到“文革”时北京文化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帮厨；萧军仍在东直门挖地道……作家自认是贱民中的贱民，劳改期间，曾有过幻梦及对幻梦的尝试，但“文革”开始之后就夭折了。他想自己不过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
在1964年之前，作家仍经常做着文学梦。他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能让他写作就行。到了1964年，他才被迫断了文学梦。那时，他曾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来信，称他的小说因故不能发表，当然是政治之故。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去刘绍棠家。刘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党内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刘绍棠与邵燕祥已失去发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已调往新疆，等等。
尽管遭受重重的打击，但作家的文学梦并没有完全死去。劳改队曾发生一位名叫英木兰的女性的生命传奇。有一天，砖窑四十米高的大烟囱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太多，必须有人到大烟囱的顶部去疏通。劳改队长在男号的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任务，以此主动赎罪。会场死寂多时，没人敢于应承。这时，人群中突然走出了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没有任何表白，便勇敢地向上攀登。所有的男号都惊呆了，面面相觑。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囱，并完成了清扫烟囱顶部的活儿。英木兰从此成为传奇人物。对此，作家产生了强烈的采访与探秘愿望。几位好朋友都看出作家的文学梦又死灰复燃了，尽管作家极力否认。后来，作家经过努力，终于将英木兰的形象塑造出来了。
事实上，在文学之梦中，作家的心态常常是矛盾的。当他睡觉的时候，真我与非我便时常展开灵魂上的对话。真我说：“你的生活占有是个富翁——尽管你现在还没有表现这一底层生活的机会，你要去争取这一机缘。”非我说道：“我只想随遇而安了，因为这个历史的暗夜太长、太长了。”真我说：“你大概早把雪莱的诗忘光了吧？他在诗里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你也学过几天辩证法，古语中说的‘物极必反’，‘文革’走得相当远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寿命的边缘？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当真我将非我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候，作家就会从梦中醒来。
其实，作家常在断断续续的文学梦之中，沿着苦难生活的足迹，寻找文学的绿茵与清泉。
作家在茶淀农场劳改的时候，常在放假时骑单车穿越两百多华里回北京家中探亲。这“马拉松”之役常从清晨五点钟出发，晚上九点才能回到家里。有一回，作家在回北京半路上的十字路口，竟想拐道到天津看望老作家孙犁，再折回北京。同路朋友劝阻他：这样走，“能把你累死”。可作家坚持到天津看望孙犁。到了天津，作家恋恋不舍地绕着孙犁住的宅院转了几圈，最后还是掉转车把奔向北京，一来一回多绕出去五六十里路程。作家说：“此行至少证明我的梦幻虽然早已破灭，但是严酷的生活，却还没能杀死我燃烧于内心的激情。”
由于调动，作家与苦难生活中的忠实朋友姜葆琛话别时，赠给姜葆琛一本杰克·伦敦写的《野性的呼唤》，姜却石破天惊地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层生活记录。”这话震撼了作家的心灵，激发了作家的责任心与使命感。
在山西临汾文联的日子里，是作家文学井喷前的涌动期。许多文友都鼓动作家拿起笔来。友人刘绍棠更频频来信，鼓励作家“首先挑起历史新时期的文学重担”。
1975年，作家已敏锐地感受到形势上的一丝曙光，并为时光的大量流失而深感痛惜，强烈的紧迫感催醒了他多年来的文学梦，他意识到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的心灵在呼唤：“我要写！我要写！我是生活占有的富翁！”尽管他当时穷得买不起稿纸。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作家又想起了好友姜葆琛对他的赠言：“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作家痛定思痛，终于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是在劳改农场待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他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早已死去了的文学生命！
作家要在长长的文学之梦中醒来，重新踏上艰辛然而却又充满魅力的文学之路。
文学观
我反复地品读着从维熙，深感作家有其鲜明而独具个性的文学观，用简要的语言概括，便是——写梦，写真实，写人性。
作家认为，文学说到底是一种涂梦工作。每个作家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着生活赐给他的各种梦和梦中的各种感悟，都在写梦与画梦。他说：“我所呈现给读者的，只是表现我梦魂萦绕的生活一隅。”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梦。心理学家都把梦解释为生活的折光。作家在德国莱茵河畔竟然梦回劳改生活中的那条金钟河。文学创作是一个解梦、析梦、寻梦的过程，生活是梦境的源泉，写梦其实就是写生活，并且是写作家梦魂长系的那部分生活。
写真实，也就是写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人类历史就是在不断去伪存真中，摆脱愚昧与野蛮而走向文明的。作家在动笔之初就立下写作格言：写真实。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那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受传统文化基因以及时代的制约，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有此残缺，而作家又在作品中表现了这种残缺，才显出那个年代的历史真实。作家说：“我无权美化知识分子自身，更无权美化底层生活的严酷。”
作家在致张光年的信中说他历经的二十年劳改生活，“是中国历史中带有浓浓血色悲情的一页。我的良知要求我不能粉饰它，更不能有任何艺术夸张”。因此，他的《走向混沌》乃是“一部叩访中国的昨天，并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肉残缺（包括自己）的回忆录”。作家的作品留下了历史的真实形影，他说：“不知回头自视民族缺陷的人，正是鲁迅先生笔下所深恶痛绝的。”在《走向混沌》中，作家以不加任何雕饰的笔触，记录了自己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这其中的凄楚、苦涩和绝望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中最悲怆的乐章”。陈忠实就《走向混沌》致函从维熙指出：“在巨大的真实里，许多问题不须言说而明白如镜了。”作家在《走向混沌》“新版前言”中写道：“我在写作此书时的格言则是：不求附和时尚，只求去伪存真。我想，凡是深爱我们民族，并为之忘我奋斗的知识分子，都应具有唯物主义的情怀。”“为了不再重叠历史的喋血，我们才更应该对明天奉献出真诚。”
作家认为：文学的社会功能之一就在于写人性，在于张扬人类高尚美好的精神而不是展示糟粕，更不是以动物性取代人性。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走向混沌》，在显示血泪斑斑的真实生活的同时，展示了底层社会众生的深刻人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深刻人性，塑造了一系列各具鲜明人性的艺术形象，特别是作家自己！
从先生的文学观，除了上述的写梦、写真实和写人性之外，还有两点必须提及：一是中国的文化人尤其是作家，必须是有学有识之士，才是高素质的人才。他非常赞同文怀沙老先生的见解。文老崇敬鲁迅，认为鲁迅伟大之处除了具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性格之外，便是有学有识。中国有许多饱学的大文化人，读破万卷书，但无见识。鲁迅是将学与识结合得最完善、并把它变成行动的一尊民族之魂的青铜塑像。在从先生的作品中，处处都有深刻的感悟与独到的见识。二是作家认为文人好的诗章，多投胎落魄于边缘文人的胸腹之中，这是历史证实了的真理。不信，请看那些在唐代既当过官、后来又被贬发配边塞的诗人之作，无论是白居易还是李白，抑或是柳宗元、骆宾王、元稹、刘禹锡、王昌龄、刘长卿，等等，他们在逆境中的诗作，都超越了飞黄腾达时的自己。为什么？因为他们从社会中心移位到了社会边缘，也许人在边缘，精神才更加清醒，眼睛更容不得沙尘。苦难出真知，逆境出良知，作品便有更加深刻的感悟和更为独特的见解，并且，远离了安逸，创作便会更加刻苦努力，甚至于力求达到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境界。
纵观从先生的文学观，其主线非常明显，那就是——苦难出真知，真知出精品。
从维熙，心中的从维熙，我心中崇敬的从维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