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
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华夏文明，处处都有女性参与过的痕迹，而记于史册，流传千古，受后世万代敬仰的，却是寥寥无几。
在我母亲过十四岁生日时，外婆生下了她第六个孩子，我最小的舅舅。除了自己生养的六个孩子，外婆还领养了外公的哥哥遗留下的三个女儿。九个孩子，外加六亩水田，构成了外婆生命中的所有内容。
外婆曾经是一个小家碧玉式的温婉女子，她清痩娇小的身子，总是一脸隐忍但是安然的微笑。几乎所有的良家妇女都会有这样的微笑，它向世界昭示着生活的宁和，做人的清白。我曾经长久地忽略过这样的微笑，如同世界忽视她们的存在一般。直到现在，才恍然明白，是这样的微笑掩盖了无数沧桑，而所有的沧桑最终都换作了一无所有的空白。除了她的名字。
外婆拥有自己的名字：刘凤。这在外婆的同代人中是很不寻常的。那时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是没有名字的，“老大”“老二”地叫到出嫁，就随夫姓，通常唤作“他婶子”，或者“陈二家的”，如同任一件家中必备的物事，没有谁有兴趣给一张床或一柄锄头取个名字。世俗对女人的剥夺如此的彻底，这让我在每一次的遥望中都会深深悚然。外婆的父亲读过诗书，所以她万幸地有了自己的名字。然而直到今天，她除了能握住自己的名字取暖，什么也没有。
外公的世界不在外婆撑起的家中，从来都不在。他是城里有名的理发师，拿着公家的工资，住着公家的房子，被城里的时髦人物随时需要着，也就渐渐淡忘了需要他的外婆以及九个孩子。虽然从城里到家里的路途不过20余公里，但是外公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了，也都是凌厉着面孔，我向来是很怕他的。母亲隐约说起过外公城里的女人，但没有谁真正追究过这些事，外婆也不。女人们都有个心照不宣的想法：男人有外路是男人的本事，女人应该庆幸。何况他不丢家。我不知道外婆是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外婆始终这么微笑着过来了，从青春到白发。
可是生活并非如外婆的微笑般宁和安详。田间的劳作并养活九个儿女，即使在江南的鱼米之乡，也有无比的辛酸和悲苦。外婆没有指望，除了拼命驱使她的儿女们下田干活，便是自己泥人般地扎根在田地里，锄地，撒种，栽秧，施肥。庄稼长不好当然是女人的错，却也会给家里的男人带来羞辱，虽然外公一辈子都没下过田。所以外婆不能松懈，一点儿也不能。我见过外婆的十个脚趾，它们几乎一样长，而且会有力地朝下勾，抠住土地。站在那里，她就是从土里长出的一棵树，她的儿女，甚至她的丈夫，都是她树上的枝丫。她不得不拼命向土地索要养分，以满足他们的吸吮。
艰辛的耕作毕竟可以豁着命熬过去，可是每年两次的收获却使外婆彻底无助。一担担沉实的稻子垛儿需要往家担，而外婆娇小的身材根本抬不起哪怕一担。看着别人家的小伙子们唱着嘹亮的号子，将地里的庄稼变成了堆在家门口的庄稼垛儿，看着阴沉着脸随时可能下暴雨的天空，外婆眼里已经干涸得没有泪。她叫来她所有能够独立行走的孩子，两个人一支扁担，将别人一次就能担回的庄稼分成三捆四捆，让她的儿女们用幼嫩的肩膀一捆捆往家抬，如同蚂蚁搬家，从天明到深夜。在暮色遮住了别人的笑脸后，她就将庄稼捆成小垛子，两垛两垛地向家担。即便如此，两个垛儿也差点窒息了她。她不敢嘹亮地唱号子，但肩膀的疼痛会使她忍不住地呻吟起来，在月色映照的田埂上，那声声呻吟碎裂成了草叶上的露珠。
外婆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学业一直不错，外婆便下了决心要培养他，并为此令母亲綴学。外婆说：女孩子只要认得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学那么多知识干什么？她有着与当时的社会相谐的狭隘。这怨不得她，因为生活的艰辛早已磨灭了她从她父亲那里濡染的诗书之气。她想的只是如何让更多的儿女投身到她的庄稼地里去。于是母亲在中学老师惋惜的目光中綴学了，成了外婆的得力助手。后来大舅的学业却由于一些原因被“腰斩”了，不得不同样綴学回家，在外婆的田地里消磨着青春，直至结婚、生子。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学习。有时我想，大舅天生就是读书人，这不是哪一场灾祸就能够改变的。他后来成了老三届学员，如愿考上了大学，拥有了一份好工作，在家乡的中学任教导主任。
大舅为外婆带来了无上的荣光。贫民家里能走出大学生，这在当时的江南中下游平原上还是不多见的。同等地，他也给了外婆最彻底的打击。在大舅的丧礼上，我第一次领略了外婆深重的苦难，并开始慢慢地解读着这些苦难。
大舅死于白血病，在45岁的华年。作为女人，外婆的一生没有依恃，这本身是一场无以复加的悲哀。所以外婆把大舅当做了依恃。他是她的长子，亦是她的骄傲。虽然大舅妈泼悍了一些，但大舅是知书达礼的，他的正直善良一直深受人们的褒扬，他从没让他的母亲受过委屈。如今撒手而去，痛断肝肠的，除了大舅妈之外，大概就是外婆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婆的疼痛更无法医治。她的一生，真的就是空无一物了。
大舅去后不过三年，一直患有咳血病的外公也怏怏地去了。丧夫的悲哀使外婆的容颜愈见苍老。我固执地认为，外婆的对人世的信心早已随着大舅去了，现在的她除了悲，已经没有痛了。痛，是触及灵魂的，而悲，只是出于人性。她反复地责问上天：为什么不先收了自己去，她认为那才是合理的安排，因为那边有她牵挂的大儿子。我想，这才是她最大的悲恸所在。
外公去后，外婆便依二儿子而居。那时，我的父母已在广州定居。二舅便也漂泊到广州做生意。因二舅夫妇素来不和，七十一岁高龄的外婆不得不背井离乡，去给二舅做饭洗衣，安排生活。如此过了六年。
算来，这六年应是外婆一生中最安逸的时光了。虽然会时不时地惦念家里的小鸡、小鸭、猫儿、狗儿们，但到底远离了自己扎根于土地的命运，她走过的长长的悲苦岁月犹如一场噩梦，她也有了暂时忘却的空间。每日吃完午餐，外婆就坐在门边，一只眼看着都市里的红男绿女飘来浮去，一只眼照看着二舅的店铺，手里的蒲扇摇啊摇，日子就这样悠闲地滑过去了。有时兴起，会打电话唤两站路之外的我的父母过去陪她抓牌。母亲是知道外婆所有嗜好的，每有好吃的好玩的，必接她过去享受一番。如是一年后，清痩的外婆脸上逐渐丰腴起来，红红白白的年轻了好些岁。
六年后，二舅生意难以支撑下去，只得打道回乡。外婆同样没有选择地跟随着儿子回家了。二舅家及两个阿姨家的房子被拆迁，外婆临到晚年，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拎着包裹随着儿子风吹浪打。好容易在镇上租到一处房子，外婆才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暂住地。
可是家族的矛盾也在此时爆发了。拆房卖地时，不曾对外婆尽过赡养义务的大舅妈抢去了外婆名下的一大半分配额，令二舅妈气愤不已，遂逼令外婆离开，由三个儿子轮流赡养。而可怜的外婆是无路可走的，她害怕大舅妈的蛮悍，也不愿给婚姻不幸的三儿子增添麻烦，走投无路之下，七十八岁的外婆想到了自杀。闻讯赶回的两个阿姨抱着她哭得泪人一般，与电话里同样哭成泪人的我的母亲商议之后，决定由她们三个女儿出赡养费，将外婆托付给二舅赡养，一场风波才暂时平息。
然而外婆的苦终究无人能替代。这样的安排虽然使二舅妈没了发作的理由，但外婆从此有了寄人篱下的悲苦，内中的诸般辛酸都是无人能分说的，她只有独自默默咽下。所以她总是不停地嗳气，仿佛胃里有吐不完的气般。外婆的病，大约也就是那时开始的。
前几日，从母亲处惊闻，外婆患了食道癌。这个消息让我久久不愿置信。按理论上说，过了七十的人，患癌的几率会大大降低，何况外婆身体一向很好。想着她银白的短发，娇小的身子，想着她的愁眉下始终微笑的脸，我怎么也无法将她与绝症联系起来。我不得不这样想：外婆是被白白作践了。年轻时被命运作践；晚年，却被儿女作践（原谅我这样说，可是不这样说，我又能怎样说）！
我知道生命总是充满磨砺，所以我敬重所有种类的生命，然而，面对外婆七十八载的苍老生命，我却读到了太多的悲苦，除了给这世界留下了一屋子的儿女和鸡鸭，她什么也没有。如同这世上无数土地般的女人一样，她们都什么也没有，这世界也就毫不容情地遗忘了她们。几个月后，我将在一块墓碑上看到“刘凤”二字。这就是外婆留给世界的唯一标记了。她来过，她走了，她一生只拥有一个可以刻在石头上的名字，身前身后，都是空无一物。
也许，死亡的背后才不会空无一物。
于是我感到了越来越深的不安：当生存的空间依然狭隘，当纠缠的命运依然苛刻，除了呼唤着自己的名字，我该去哪里寻找独自的天空？什么才是可以依恃的？如果不是捆绑女人一生的土地，不是土地般难以指望的爱情和亲情，那么，它是什么，它在哪里？
想起德国的珂勒惠支的话：“每当我要创作一个女人的形象时，在我脑际浮现的始终是一个看到世界苦难的女人。她凝视这世界，缄默不语。”那么，当我一次次凝视你的时候，外婆啊，除了缄默不语，我还能做什么？
永世长存的毡靴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那双毡靴已经穿了十多年了。而在我还未出生之前，它还穿了多少个年头，我就说不上了。有好多次，我都看到他忽然间看着自己的脚说：“毡靴又穿破啦，得打个掌啦。”于是就见他从集市上买来一小片毛毡，剪成靴掌，上上——结果毡靴又能穿了，跟崭新的一般。
好几个年头就这么过去了，我不禁思忖着：世间万物都有尽时，一切都会消亡，惟独爷爷的毡靴永世长存。
不料，爷爷的一双腿得了严重的酸痛病。爷爷从没闹过病，如今却呻唤不舒服起来，甚至还请了医生。
“你这是冷水引起的，”医生说，“你应该停止打鱼。”
“我全靠打鱼过日子呀，”爷爷回答道，“脚不沾水我可办不到。”
“不沾水办不到么？”医生给他出了个主意，“那就在下水的时候把毡靴穿上吧。”
这个主意可帮了爷爷的大忙：腿痛病好啦。只是打这以后爷爷娇气起来了，定要穿上毡靴才下河，靴子当然就一个劲儿地尽在水底的石头子儿上打磨。这一来毡靴可损坏得厉害啦，不光是底子，就连底子往上拐弯儿的地方，也出现了裂纹。
我心想：世上万物总归有个尽头，毡靴也不可能给爷爷用个没完没了——这不，它快完啦。
人们纷纷指着毡靴，对爷爷说：“老爷子，也该叫你的这毡靴退休啦，该送给乌鸦造窝儿去啦。”才不是那么回事儿呢！爷爷为了不让雪钻进裂缝，把毡靴往水里浸了浸，再往冰天雪地里一放。大冷的天，不消说毡靴缝里的水一下子就上了冻，冰把缝子封得牢牢的。接着爷爷又把毡靴往水里浸了一遍，结果整个毡靴面子上全蒙了一层冰。瞧吧，这下子毡靴变得可暖和结实了：我亲自穿过爷爷的那毡靴，在一片冬天不封冻的水草滩里来回淌，啥事儿也没有……于是我重又产生了那种想法：说不定，爷爷的毡靴就是永远不会完结。
但是有一次，我爷爷不巧生了病。他非得出去上厕所不可，就在门道里穿上毡靴；可他回来的时候，忘了原样脱在门道里让它晾着，而是穿着冰冻的毡靴爬到了烫烫的炉台上。当然，糟糕的并不是毡靴化出的水从炉台上流下来淌进了牛奶桶——这算啥！
倒霉的是，那双长生不老的毡靴这回可就寿终正寝啦。要知道，如果把瓶子装上水放到冰天雪地里，水就会变成冰，冰一胀，瓶子就得炸。毡靴缝子里的冰当然也一样，这时已经把毡毛胀得松散开来，冰一消融，毛也全成了渣儿……我那爷爷可倔啦，病刚好，又试着把毡靴冻了一次，甚至，还穿了一阵子。可是不久春天就到了，放在门道里的毡靴消了开来，一下子散成了一摊儿。
爷爷愤愤地说：“嘿，是它该呆在乌鸦窝里歇着的时候啦！”他一气之下，提起一只毡靴，从高高的河岸上扔到了一堆牛蒡草里，当时我正在那儿逮金翅雀之类的鸟儿。“干嘛光把毡靴给乌鸦呢？”我说，“不管什么鸟儿，春天都喜欢往窝里叨些毛毛草草的”。我问爷爷这话的时候，他正挥动另一只毡靴准备扔。“真的。”爷爷表示同意，不只是鸟儿造窝需要毛，就是野兽啦，耗子啦，松鼠啦，也都这样儿。爷爷想起了我们认识的一位猎手，记得那人曾经向他提过毡靴的事儿，说早该拿给他当填药塞儿。结果第二只毡靴就送给那位猎手了。
转眼间，鸟儿活动的时节到了。各种各样的春禽纷纷落到河边的牛蒡草上，它们啄食牛蒡尖儿的时候，发现了爷爷的毡靴，一到造窝那会儿，它们从早到晚全来剥啄这只毡靴，把它啄成了碎片儿。一星期左右，整只毡靴竟给鸟儿们一片片全叨去筑了窝儿，然后各就各位，产卵、孵化，接着是雏鸟啁啾。在毡靴的温馨之中，鸟儿们出生、成长；冷天即将来临时，便成群结队飞往暖和的地方。春日它们又都重新归来，在各自的树穴中的旧巢里，还会再次觅得爷爷那只毡靴的残余。那些筑在地上和树枝上的巢同样不会消逝：枝头的散落到地面，小耗子又会在地上发现它们，将毡靴的残毛搬进自己地下的窝中。
我一生中经常在莽林间漫游，每当有缘觅得一处以毡毛铺衬的小小鸟巢时，总要像儿时那般思忖着：世间万物终有尽时，一切都会消亡，惟独爷爷的毡靴永世长存。
数学式子的奶奶
看着她手里拿着扫帚、簸箕、抹布和汤匙，从早上哼着歌儿切馅饼皮，中午往餐桌上送新出炉的馅饼，黄昏时收拾吃剩的冷馅饼。像个瑞士摇铃，用手叮叮当当地把瓷杯摆放整齐。又见她像个真空除尘器，像一阵风似的走过每一间屋子，找出没弄好的地方，又把它弄整齐。只见她手执小泥刀在花园里走了两趟，花儿就在她身后温暖的空气中燃起颤巍巍的红火。她的睡姿极其安静，一整夜翻身的机会不会超过三次，舒坦得像一只白色的手套，但等天一亮，手套里就插进了一只精力充沛的手。她醒着时总像扶正的画框一样，把每个人都弄得端端正正。可是，现在呢？
“奶奶，”大家都在喊，“祖奶奶。”
现在她仿佛是一个庞大的数学式子终于算到了底。她填满过火鸡、家鸡、鸽子的肚子，也填满过大人、孩子的肚子。她洗擦过天花板、墙壁，照顾过病人和孩子。她铺过油毡，修理过自行车，上过钟表发条，烧过炉子，在一万个痛苦的伤口上涂过碘酒……回顾她所开始、进行、完成的30亿件大大小小的工作，归纳到一起，最后的一个小数加上去了，最后的一个零填进去了。现在她手拿粉笔，退出了生活，她要沉默一个小时，然后便要拿起刷子，把这个数字擦去。
“我来看看，”奶奶说，“我来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