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号召文化工作者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演讲。赵树理花了许多笔墨讲了旧的文艺形式和新的文艺内容之间的割裂状态，指出文化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使两者结合起来，把作品真正打到群众中去。赵树理接着又谈了自己的初步构想，即成立文艺组织来发动大家创作。这段演讲虽谈不上生动精彩，但既向大家阐明了目标，又交待了初步的步骤，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还是很有号召作用的。
二、抓住人心——引起听者的共鸣
紧紧抓住听众的心
（1）开篇让人眼前一亮
演讲时该用怎样的形式开篇才能有更好的效果？自然地过渡到主题，不露丝毫雕琢的痕迹，开篇与全文达到和谐统一，浑然天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但从下面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在青年演讲大赛中一篇题为《强者之歌》的获奖演讲是这样开头的：
我们这些大学生，都像是坐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坐着的是名牌大学的，站着的是一般院校的，挤在车门口的则是我们这些师专生。
坐着的自命不凡，沾沾自喜；站在座椅旁边的，有些愤愤不平，总认为自己应该坐着；挤在车门口的，有人因挤上了车而暗自庆幸，但更多的人则唉声叹气，悲叹怀才不遇，错失良机，挤到了这倒霉的教书匠的角落里。
是啊，跟坐着的相比，没有那般舒适与可靠；与站着的相比，也似乎是低了一大截。
朋友，假如生活像一辆车，载着我们这些还算幸运的乘客。那么，张海迪，她的位置又在哪里？生活赐予她的，也是一辆车，但是一辆轮椅车！可是，就是在这样一辆车上，却书写着光辉与成就。
在这篇演讲中，作者先是打了个比喻，将如今的大学生分了几个档次，对号入座——坐着的、站着的和挤在门口的。生动形象又十分具体。接着作者分析了不同人的不同心态，重点则是那些“挤在门口”的师专生。然后，又引出张海迪与师专生们相比。这样就很容易切入主题——不管你处在什么位置，不要怨天尤人，只要努力奋斗，就会有所成就。这样下来，整篇演讲生动形象，一气呵成，能紧扣听众的心弦。
1962年，82岁高龄的麦克阿瑟应邀回到西点军校，参加母校为他举行的一个授勋仪式。
西点军校是麦克阿瑟少年时的一个梦想，后来当他考入这所军校，成为其中一员时，这里又是他成功的起点。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让他眷恋不已，浮想联翩，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活力的青春时代。
在授勋仪式上，麦克阿瑟即席发表演讲，开头是这样的：“今天早上，当我走出旅馆的时候，看门的人问道‘将军，您上哪去？’我回答他说‘我去西点军校’。‘西点军校？’看门人很吃惊，‘那儿可是个好地方，您从前去过吗？’‘当然去过，而且还很熟……’”
这个开篇极为简单，叙述也朴实无华，但其中饱含了多么复杂的感情。既说明了西点军校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激发起学员们的自豪之情，同时也表达了麦克阿瑟对母校深深的眷恋之情。
皖南事变后，中央派陈毅继任新四军军长。这一天，陈毅率领新四军开进浙江的一个小镇休整。碰巧，当地的抗日组织召开动员大会，组织者非要陈毅讲几句话，激发一下群众的抗日热情。陈毅觉得这也是个宣传革命的好机会，便欣然应允。
当司仪介绍完毕，陈毅走上讲台，声音洪亮地说道：“我叫陈毅，耳东陈，毅力的毅。刚才司仪先生称我为将军，实在不敢当，我不是什么将军，当然叫我将军也可以，那说明我是受全国老百姓的委托，去‘将’日本鬼子的‘军’。这一将，直到把他们‘将’死为止……”
这个开场白自然风趣，幽默传神，活跃了会场的气氛，同时也表现出陈毅作为一代革命家的粗犷、豪放的气概。
演讲的开篇，是架起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第一座沟通的桥梁，所以在开篇的选择上必须多动脑筋。可以运用比喻、借用典故、自我贬抑、即兴发挥等多种形式，力求自然和谐地切入主题，又能引起听众的兴趣。
（2）创造独特的“我”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个性完全相同的人。善谈者总是力求突出自己的个性风格，创造独特的“我”。伟大的政治家都具有自己的说话风格。如鲁迅先生的风格是分析深刻、外冷内热、富于哲理；郭沫若的风格是热情洋溢、奔放不羁、文采华丽。
说话的个性首先体现着说话者自己的个性。影响其个性形成的主要因素有性别、年龄、家庭环境、文化修养、生活经历、职业等。如一位女药剂师在第一次品尝啤酒时，脱口而出：“哎啊，就像喝颠茄合剂一样！”女药剂师的职业敏感性使她把啤酒与颠茄合剂联系在一起。
1925年8月，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要做一次战前训话，大帅府的秘书们彻夜赶写“训话文稿”。谁知张作霖一看10多页的文稿，就发了火：“你们这帮耍笔杆儿的，准叫墨汁灌糊涂了！文绉绉的长玩意儿，多耽误事！说的人费劲，听的人难受，简直是活坑人！重写！”于是秘书们又昼夜加班，八易其稿，好歹交了1000多字的稿。训话开始了，张大帅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军人说话，贵乎明简。军人说话，贵乎明简。呵咳，呵咳！”张大帅干咳了几声，就再也背不出来了。原来，张作霖把“贵乎简明”颠倒为“贵乎明简”，一经颠倒，就再也接不上下文了。全场一片死寂。突然，张大帅把胡子一捋，放开嗓门，来了个即兴演讲：
“他妈个八子！今儿个，咱们就说大实话：前年夏天，咱们跟人干了一仗，大家还记得吧？！（军官们低头不语。稍停片刻）嗯，丢人的事都记在我账上，你们别抹不开。眼下，又找茬了！他妈个八子！你们说说，该咋办？（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打’！）好！打！咱们丑话说在前：这回，许胜不许败，胜的，升官得奖；死的，多给恤金；败的，军法论罪！我说话算数！你们好好合计、合计。我的话完了！”
张作霖的即兴训话，言简意明，结构紧凑，号召力极强，粗鲁而率直的用语正是张作霖行伍出身的真实个性的表现，堪称个性演讲的杰作。
张作霖的训话事例还说明，当讲话人与讲话稿作者不一致时，个性问题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人，大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总是显得生硬牵强；一个平时不苟言笑的人，照念充满幽默情趣的演讲词，总是显得不伦不类。
说话风格的个性化还应体现为说话中涉及人物的个性，对说话中涉及的人物，不应仅仅只是一种平铺直叙的交待，而应通过细节描写、对话模拟、形态模仿等手法，充分表现人物个性。某些讲话无法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听众对讲话主题和基本内容又挑不出更多的毛病，其失败原因往往就是缺乏鲜明的个性。可以这样说，缺乏个性，任何人都可以上台照念一通的讲话稿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普通发言。
（3）说大家都听得懂的话
在演讲的过程中，听众对演讲的知觉还有一个几乎人人皆知而又常常被忽视的特点，就是口语化。按说，演讲主要是口语表达，语言的口语化本该不成问题，但由于演讲总要比一般的随意交谈或在非正式场合说话更规范、文雅和生动，也由于许多演讲者在准备稿子的时候常常要堆砌词藻、雕章琢句或摘抄报章，还有的是讲求文采，这就容易使演讲的语言“文章化”。
那么，怎样做到演讲的语言口语化呢？
①尽量选取双音节的词，并注意词语的音节搭配
口语是线性语流结构，以声传意，瞬间即逝，不像读书看报一遍看过去没弄清，还可以再看两遍，所以同义的词最好用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而不要用单音节的。古汉语之所以难懂，多用单音节的词是原因之一。好在现代汉语的词语大多由原先的单音节变为双音节或多音节了，这就容易让人听清楚，更适合于“口传”或“耳收”。比如说，“我初次谈恋爱时”就不如说“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更为顺口入耳；说“因我没经专门的演讲训练”，就不如说“因为我没有经过专门的演讲训练”显得舒缓清晰。当然，单音节的词并不是一概不能用，而是表达同样的意思最好少用单音节的词，而多用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
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注意掌握好词语的音节多少相互搭配的问题。口语化的词语音节搭配要匀称。一般来说，音节少的与音节少的相配，音节多的与音节多的组合，这样说起来上口，听起来不刺耳，有一种节奏感和音律美。如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有许多话的词语音节搭配都很恰当、匀称：“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这种音节搭配匀称而又句式简短的语言就特别适合于“口传”和“耳收”的口语表达，尤其适合于演讲。
②在用词风格上，多用通俗生动的“现成话”，而不要文白夹杂
口语也要修辞，多用俗谚俚语和选用职业术语、绝妙类比。这也就是说，口语要多用浅易通俗、生动活泼的“现成话”。
诗人艾青按说是十分精通典雅的语言了，但他在《诗论》中强调说：“最富于自然的语言是口语。”他在写诗的时候都注意口语化，他在演讲的时候更善于使用大众化的“现成话”。他在《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讲到艺术家多扎根于生活的时候说：“艺术家离开了生活，像一棵树从泥土中拔出来，会枯死；像鱼离开了水，也活不了；像小孩子失去了奶，是要掉泪的。”这里一连用了3个贴切的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文艺创作离不开生活的道理。他在《和诗歌爱好者谈诗》中讲到“世界开放了，距离却缩短了”的时候说：“我们的时代不是骑着毛驴写诗的时代。一个世纪以前，世界上还没有电影。50年前，我从上海坐轮船到马赛航行一个月；而现在从北京坐飞机到法兰克福只要十几个小时。唐朝杨贵妃要吃新鲜荔枝，要累死多少马；而现在从广州到北京，荔枝叶子上还有露水哩。”这段话使用的全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口语。演讲的语言就应当这样浅显通俗，生动活泼。
有个笑话说，一位初上临床的医生说话文绉绉的。他在诊断时问病人：“你的胁痛吗？”病人莫名其妙，只好回答：“我的鞋从来不痛，有时候脚痛。”真叫人哭笑不得，这位医生也很尴尬。
还有个笑话说，一个书呆子，晚上睡觉被臭虫咬了，竟对妻子说：“贤妻，迅燃玉灯，丈夫为毒虫所袭。”妻子莫名其妙，还以为他是说梦话，便置之不理。后来他实在熬不住，不得不改变方式：“老婆子，快点灯，我让臭虫咬坏啦！”早一点通俗说话，不就行了吗？
这类笑话所揭示出的口语应当通俗易懂的特点依然需要倡导。演讲最忌讳不合时宜的文白夹杂的语言和滥用深奥生僻的成语典故，因为它不仅说起来佶屈聱牙，而且听起来也晦涩难懂，即使听懂了意思也叫人感到别扭或是可笑。如有的演讲词中说：“我们都是而立的青年，倘不努力奋斗，成功的希望就会化为乌有。”一句话夹杂了“而立”、“倘”、“乌有”3个文言词，实在别扭。
至于对读书不多的一般群众演讲常用一些“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祸起萧墙”之类的成语典故更是不足取的做法。
语言要通俗不单是为了简明易懂，更不是浅薄庸俗、单调乏味，而是为了既通俗易懂，又具体、生动、形象、活泼。老舍在他的作品中之所以尽量多用口头语言，不仅是为了叫人明白易懂，而且是为了使语言生动活泼。这正如秦牧在《艺海拾贝》中说的：“历代以来，开一代文风的杰作，起前代之衰的妙文，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反因循守旧的书面语的习惯，勇于运用活生生的口头语言。古代的说书人，讲到故事中的人物心头不安时，不说忐忑不安，却说‘心里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讲到羞耻时，不说满面羞赧，却说‘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讲到赶快逃跑时，不说赶快逃跑，而说‘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讲到着急时不说着急，却说‘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所有这些都博得听众的赞赏喝彩，而且流传至今仍有强烈的形象性、新鲜感。”
通俗，不是粗俗；易懂，不是浅陋。显然，口语的通俗易懂应包含有生动活泼的意义。这一点明确了，将会有助于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看待通俗易懂的问题。
人们往往有一种习惯的看法，认为口语简单粗浅，而书面语应当完善而文雅。实际上，现代实用语言在口头和书面两大方面并无多大差别，也不该有多大差别。有些人讲话、致词或答问总要照稿子念。如果你的口语不生动，不善于脱稿讲话，那么你写出来的稿子也往往是平板冗长、干巴乏味的，当然也就不具备口语的特点。不是口语化的东西却又用嘴说，这就是某些人的口语表达既不通俗又不生动的主要原因。而另一种倾向是只求简单明白，不求细致生动，这就流于粗俗和浅陋。正确的理解和做法是，书面语言要尽量多用通俗而生动的口语；而在口语表达上要尽量吸收书面语中那些精炼而严谨的词语。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会通俗易懂又生动活泼。
③句式要简短而灵活
我们先来看一个外国人的一篇汉语作文：
我叫施吉利，加拿大人，很喜欢汉语。我买了许多书，特别是汉语辞典、北方方言辞典、成语辞典等。我发现成语、谚语、俗语很好，准确、生动、幽默、风趣。
有一天，很热，我到楼下散步，看见卖西瓜的，是个个体户。我说：“你的西瓜好不好？”
他说：“震了！”
我问：“什么叫震了？”
他答：“震了就是没治了！”
“什么叫没治了？”
“没治了就是好极了！您看我的西瓜多好！”
这时，我用了两句成语，刚学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的瓜皮儿薄、子儿小、瓤子甜，咬一口，牙掉啦。”“咔嚓”一声，他切开一个。
我一吃，皮儿厚，子儿白，瓤儿是酸的。我又说了两句成语：“你要实事求是，不要弄虚作假。”
他的脸“唰”地红到脖子根儿。我说没有关系，买卖不成仁义在。他一听急眼了：“这个不算。”“嚓”地又切开一个。我一看，皮儿倍儿薄，子儿倍儿黑，瓤儿倍儿甜，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说：“好吃不好吃？”
我一伸大拇哥：“盖了帽儿啦！”
这位老外学汉语也真学得“盖了帽儿了”，一是采用了生动的俗语，二是句式简短。这虽然是用笔写的作文，但语句大多是五六个字，最长的才有十来个字，体现了口语的特点。
早在1947年，新华总社对广播稿口语化提出的要求中就指出：尽量用简短的句子。在这一点上，人们的日常口语和广播语言的特点完全是一致的。长句短化，复句简化，倒装句尽量正装，尽量少用专业术语和怪癖的词，文言词尽可能变成大实话，这才合乎口语的要求，做到语言简洁、通俗易懂。
例如陈建功的小说《丹凤眼》里人物说话：“甭问，问也白搭。人家肯定看不起咱们，咱也不高攀人家。一见面准崩，让乔奶奶再白受累，咱也不落忍。”
演讲的语言就应该这样句式简短，说起来顺溜，不能使用那种带着“书卷气”、“八股味”的过长的句式，也要避免使用仿制的欧式句，即使是写文章也应当如此。但有些人写稿和演讲却违背了口语化的特点，比如这样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