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南10县为名，统帅辽军大举南下攻打北宋。虽然北宋朝廷及时调整了边关将领，并对兵力作出重新部署，但面对辽军迂回穿插、长驱直入的态势，依然震惊万分。在战争开始之初，当宋真宗获悉辽军南下进犯边关的奏报后，表示，既然我军的精锐部队已经部署在河北一线，朕就一定要亲征，和辽军一决雌雄。宋真宗询问文武百官，何时出兵时机最好。此时，群臣对宋真宗是否应该御驾亲征的问题发生分歧。毕士安是一个文弱书生，见不得动刀动枪，出于对皇帝安全的考虑，认为现在军事上已部署妥当，皇帝只要督战就可以了。如果非要亲征，也不要前往战争的最前线，只要到澶州即可。而且御驾与大军不可驻扎时间太长，晚去是为上策。寇准则认为，正因为大军在外，将士们才希望皇帝亲征，前往澶州，这样才能使我军士气旺盛，而且还要早些去。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宋真宗亲征行动的预案制定好了，只是他并没有实战经验，加上自己英明神武的父亲都两次败给了辽军，内心对亲征有阴影，于是，御驾亲征的计划被搁置起来。
辽军南下的消息不断传来，边关告急文奏频频告危，袭岚军、攻莫州、打瀛州，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安。寇准有意扣押奏报，等到事态急迫时再转呈真宗。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来自于江南，他认为，真宗应该南逃到升州（今江苏南京），以保存国运。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是四川籍人，奏请真宗避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宋真宗在听到这些提议后，有些动摇，于是就此事向寇准询问。寇准了解到此中内情，故意装作不知，他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皇帝出此策略，其罪应该杀头。”他认为，真宗皇帝应该亲征，文武官员应团结协作，这样人心振奋，辽兵自会退去。而宋军将领应该不断地袭扰辽军，破坏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壁清野、坚守城池，等辽军疲劳之时予以痛击。倘若退保江南或是巴蜀，则人心涣散，辽军必然乘势紧逼，皇上百年之后如何面对历代祖先？王钦若和陈尧叟听到这些后，无言与寇准辩驳，心中更加忌恨寇准。
于是，真宗考虑到北边重镇大名府乃是河朔中枢，想派一名朝廷重臣前往驻守，以屏障汴京。宰相寇准提名参知政事王钦若，当着王钦若的面启奏道：“应该派王大人前往，现在不是臣子推辞的时候，参知政事当会体谅此意。”王钦若没有办法，只得出任大名府知州，来部署人马抵抗辽军。
景德元年（1004）十月，真宗御驾亲征，由李继隆和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当大军抵达韦城（今河北滑县）时，一些人再次劝真宗临幸升州（今江苏南京）。真宗犹豫不决。寇准说道：“现在辽军迫近，四方告急。只可以进尺，不可以退寸。若要回辇退步，则万众瓦解，敌人尾随，要去江南也不得。”禁军统帅太尉高琼进言道：“禁军将士大多出自北方，若是他们不愿南下升州，惟恐要出大的乱子。”听到这些，真宗只得继续北上，御驾进抵澶州南城（今河南濮阳）。
澶州，因古有称为澶渊的湖泊而得名。州治南北横跨黄河为城，南城大而北城小，而且南城较北城安全，但宋军主力布防在北城。多数随行朝臣见到辽军声势浩大，感到后怕，建议真宗驻跸南城来观望形势，千万不可渡河到北岸。寇准力主要求真宗亲赴北城，以鼓励将士气势，彰显大宋国威。高琼用锤击打驾御辇的车夫的背，说道：“官家如不过河，则河北百姓如丧考妣。”一旁的任签署枢密院事冯拯呵斥高琼说话毫无臣子之礼，高琼激愤地反驳说：“汝以文采升为二府，今日敌骑就在眼前，还指责我的无礼，汝何不赋诗一首以退敌骑？”说完命令将士护卫真宗渡过黄河，登上澶州北城城楼，慰见前线将士。当城楼上出现天子的旗罗伞盖时，城下宋军将士士气高涨，大受鼓舞，立即高呼“万岁”，欢呼踊跃之声闻传数十里。
在巡视完毕后，宋真宗就将抗击辽军的军事事务全权交予寇准来决断，自己则回转南城行宫。寇准在北城镇守，号令明肃，将士们皆愿听从。虽然真宗将一切事务委托于寇准，但心中仍不免担心，如果寇准处理不当，则会使自己陷于险境。于是派侍从前去探视寇准的动静。在闻知寇准与制知诰杨亿一起通宵达旦地饮酒唱乐，戏谑喧闹，真宗高兴地说：“寇准如此，我有何忧愁！”但这是寇准为使真宗安心的举动。寇准在澶州战事中的处乱不惊、力挽狂澜的举措，百年后的陈瓘评价道：“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南北矣。”就是说做得不好，赵构南渡的局面会早发生一个世纪。
宋辽两军列阵相持10多天，辽军大将萧挞凛亲自临阵督战，在开战前前往勘察地形，被宋军藏于暗处的床子弩机发箭射中，萧挞凛伤重而死。两军未战，先折大将，使得辽军气势一落千丈。萧太后痛哭道：“萧挞凛将军智勇双全，现在不幸阵亡，将士们如何是好？”其他将领说道：“太后不必伤心，血债血偿，现在我们带兵杀将过去，为萧将军报仇。”萧太后经过一番思考后，深知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宋军而不利于自己一方，辽军的力量尚未达到直取开封、迫使赵宋统治者投降的地步，想要凭借大军南下的余威，在与宋的谈判上获取尚未得到的东西。因此，她一边传令军队继续向南进攻，摆出鱼死网破的架势；另一边叫来降将王继忠商讨和谈之事。
§§§第六节 天子亲征，澶渊会盟（下）
实际上，辽朝在兴兵之际，萧太后就通过王继忠，保持着和宋朝讨论和议的渠道。王继忠乃是宋真宗作藩王时的潜邸旧臣，在对辽的一次战斗中被辽军所俘，因此他便成为辽宋议和的最终人选。王继忠在萧太后的授意下，写了有意议和的信函，送给宋真宗，要求宋朝派使者前来议和。宋真宗在亲征之前，想通过谈判来保持边境安宁，便派曹利用为使臣，前往大名府。当时，判大名府的王钦若看出辽军攻势猛烈，未有和谈意思，便将曹利用留滞在大名府。当接到信件后，真宗就派留滞在大名府的曹利用前往谈判。曹利用进入辽军营帐，面见萧太后。萧太后一看宋军派使者前来，大为高兴，大肆摆宴为曹利用接风。宴会上，萧太后对曹利用说：“我派使臣带上国书随你返回。”可以说第一次和谈毫无结果。
辽国使臣来到澶州，宋朝文臣隆重接风，还赏赐了金带、鞍马等一大堆东西。真宗在拿到辽国的国书后，就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和大臣商量，如何应对辽国所提出的条件。大臣们多数认为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关南地区岂能归还，希望通过花钱来买下和平。真宗自己也已经不愿再打仗了。于是再次派遣曹利用前往辽军那里，谈判具体的和约内容。临行前，真宗对曹利用说：“割地是万万不可以的，只能给他们钱财，如果辽国的胃口太大，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是给一百万也行。”当时的北宋经济已是高度发达，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500万贯，而明朝276年间的总铸钱量也仅1000万贯，可见宋朝商业之繁荣。宋的年财政收入，折算为银绢为7千万两/匹以上。故当时真宗鉴于辽入侵对北方的破坏，准备承担“岁币”百万之数，以求和平。但当时也有人指出，辽已强弩之末，可战而胜之。但考虑到即使战胜，双方也势必长期交战，没被采纳。真宗心想果然像原先所想，现在既然议和，那一点儿钱又算什么呢。寇准闻听到真宗的话语，心想本可以一举消灭辽军，现在却要议和，真是可悲，还要给一百万钱，这不是苦坏老百姓吗？因此心里十分不痛快。于是寇准急忙把曹利用叫来，警告地说：“虽然官家已经答应可以凭100万为上限，但是你要是敢超过30万，回来的时候我就斩了你。”
谈判中，曹利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萧太后说：“你们如果狮子打开口，漫天要价，别说地盘捞不着，钱财也得不到，我们只好在战场上相见。”萧太后一看，如果强硬，则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接受通过金钱来换取议和的条件。因为曹利用害怕被杀头，所以和辽军在金钱数目上讨价还价。最终使得契丹所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宋每年送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大大低于宋的估计，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可见契丹确已无力再战，此条件宋接受了；二是要宋归还“侵占”的瀛、莫二州（辽称“关南”之地），被宋严辞拒绝。契丹和平心切，也未坚持。要知道，此二州当时已在契丹军占领之下啊！
曹利用在和议成功后，高高兴兴地回转澶州，进见真宗。当曹利用赶到行宫时，正逢真宗吃饭时间，一听曹利用回来了，真宗一面赶紧吃饭，一面让太监出去问问曹利用，到底给了辽国多少钱。曹利用不管小太监怎样问讯，就是不说，问急了，告诉说：“这是国家机密，必须面见皇上。”真宗在里边等急了，又派小太监来问话，“就算是机密，先说个大概数字”。可是曹利用始终不开口，只是得意地伸出三个手指，往自己的脸蛋上轻轻敲打。意味你要我去谈判，你出价100万，我30万就搞定了，我可是大大的忠臣啊。小太监见得不到回答，就回禀真宗：“他就是伸出三个手指，莫非是300万吗？”真宗闻听，一哆嗦将筷子掉落，脱口说道：“这也太多了。”但他忽然觉得，总算打发了辽国这尊瘟神，只好默默心痛钱财损失太多。在匆忙吃完饭后，真宗召见了曹利用，急忙询问究竟答应了多少。曹利用也真会表演，连忙跪倒叩头，说道：“臣有罪，臣有罪，我答应的财帛太多了。”真宗可真急了，“到底多少”。 曹利用回答道：“30万。”真宗闻听只有30万，高兴得脸都抖动起来，重重赏赐了曹利用。
宋辽两国最后达成的条约为，宋年送契丹“岁币”，契丹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之地，并在事实上承认瀛、莫二州为宋朝领土。两国解除战争状态，各守疆界，互不为敌。边界上不得增加新的军事堡垒，双方不得招纳对方的叛将人员。对宋而言，这已是外交胜利。然后双方共同申明，永结同盟，由“大宋皇帝”和“大契丹皇帝”签约。此后，宋辽120年里未开战事。
辽军这次南侵，其目的只是想对宋进行一次物资掠夺和政治敲诈，因折将受挫，表示同意与宋议和。宋真宗亦希望辽军能尽快北撤，于是遣使向辽求和。十二月，双方达成和议，宋、辽双方互派使者。议定的和约条款规定，宋朝廷每年输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尊辽方太后为叔母。历史上把这次议和称为“澶渊之盟”。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此后宋、辽双方在一个时期内，连绵不断的战争获得了暂时平息。而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对宋而言，“澶渊之盟”不过是以贿赂来取和平，甚至可说是丧权辱国。
不过，“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得双方边境的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契丹人民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为契丹民族最终消失、主流融入汉族打下了基础。
“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仍感觉得到，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澶渊之盟”后，由于寇准坚持抗战有功，宋真宗开始待他很优厚，非常敬重他。但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劝其亲征，是把皇帝当赌注，孤注一掷，简直是国家的一大耻辱。从此宋真宗待寇准便越来越淡薄，不予重用。
下面来说一说为何在“澶渊之盟”中立下功劳的寇准的命运会如此。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生长在一个官宦之家。澶州一战，使寇准的声望提高，景德二年（1005）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这更引起朝中大臣王钦若等人的忌恨。景德三年三月，王钦若对宋真宗说，寇准硬逼官家亲征，经澶州一战订立了城下盟约，这哪是君主的胜利，是耻辱。真宗当时并没有计较，但事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了。不久寇准罢相，出任刑部尚书衔知任陕州。后来，因宋辽关系再次紧张，真宗才召回寇准，以兵部尚书衔权知东京留守。
天禧元年（1017），寇准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出镇永兴军。当时真宗大力崇拜道教，百姓皆不愿听从，朱能遂诈言天书降，真宗访求朝中大臣。有人上奏说，只有平素不相信这种活动的寇准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而寇准不愿意参与，寇准门人也反对。但他的女婿在一些人的授意下致书寇准。寇准陷入圈套，遂上天书。此事颇为时议所非。上天书后，寇准被拜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1019）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寇准性情刚烈，行事无所顾忌。早在太宗朝时，就对得到晋升的官员，多为贤能之士，但也有平庸之辈，却未按顺序而晋升，感到不满，因而引发一场争端。寇准为自己辩解，并在太宗面前表示不服。惹得太宗将其罢免，出任邓州知州。在真宗朝，寇准在相位时，用人不拘一格。习惯于按例升迁的同僚，对此颇为不满。寇准却将这些不放在心上，说宰相的职责就是进用贤臣，退去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只是一个小吏所能做的事。他厌恶丁谓、钱惟演、林特以及曹利用这些人。
丁谓是为寇准起用的，官至参知政事，丁谓奉事寇准小心谨慎。在中书堂吃饭时，见到汤汁溅到寇准的胡须，连忙起身擦拭，却被寇准借机奚落一番，由此二人结下深怨。林特在任三司使时，催缴河北岁绢甚急，寇准素来讨厌他，就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与林特对立，因此积累下了深怨。这些人相互结交，成为陷害寇准的政敌。寇准在真宗得风疾时，进言要求选择方正大臣来辅佐太子，对于像丁谓、钱惟演这些奸佞，小人不可委以重任。真宗同意，于是寇准命令杨亿起草诏书，请太子赵祯监国，以杨亿代替丁谓。寇准生性喜欢饮酒，酒后失言，将机密泄露。丁谓、钱惟演等人将周怀政谋杀他们的事情怪罪寇准，因此将寇准贬为道州司马。乾兴元年（1022）二月又贬为雷州司马。天圣二年（1023），寇准在雷州寓所病故，后归葬洛阳。
宋真宗在弥留之际，还惦念寇准，说他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这说明，寇准在真宗的心目中是一个忠臣。但寇准性情孤傲，在北宋官场上无异于另类，加之自己在某些问题上处理不当，仕途上的坎坷也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