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的根源在于朱元璋的分藩政策，当初他本是想分封藩王以拱卫朝廷，从而使得自己的朱明王朝能够千秋万代、子子孙孙的传递下去。他的本意是想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客氏却不料为后来的枝强干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朱元璋一句“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就让年纪尚小的朱棣摇身一变成为了燕王，有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当时朱元璋所封诸王地位很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无敢钧礼。朱棣等藩王的权力和俸禄也是十分优厚的，藩王的年俸可以达到粮万石，在军队指挥上少则3000人，多者1.9万人。 朱棣因属边王，肩负守卫边塞要职，所以拥兵10万，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他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这样，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曾令朱棣“节制沿边士马”，地位独尊。 朱允炆一登基就感到诸王佣兵数量过于庞大，而且又有军事指挥权，这对于朝廷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为了维护皇权的稳固，削藩势在必行。后来在朝中大臣的支持下，建文帝进行了一系列削藩措施，藩王的权益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而对于其中功绩卓著，拥兵又多的朱棣来说，心里则更是不爽。对于燕王的问题，朱允炆也是多加思量的，尤其在削藩顺序上懂了不少心思。作为建文的股肱之臣，齐泰主动为建文帝分忧，提出了先从军事势力最强、威胁最大的朱棣下手，而户部侍郎卓敬则提出了改封燕王到南昌的建议，黄子澄则主张先从那些平时劣迹斑斑的藩王身上下手，以求名正言顺。 周王是朱棣同母兄弟，为了避免朱棣与周王联合起来，朱允炆便借周王次子朱有爋告发父亲谋反的机会先废周王。很快，周王便被废为庶人，举家迁往云南蒙化的荒蛮之地。
紧接着齐、湘、代三位亲王，也均被废为庶人。两个月后，岷王也被废为庶人，发配到漳州。建文前期的削藩政策可谓十分顺利，这是要是因为所削废的藩王都是实力比较孱弱的。朱允文这一削藩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政策迅速激化了朝廷与藩王之间的矛盾。藩王与朝廷开始决裂，而此时，由于其他诸王势力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此时实力最强的燕王就成了真正的众藩之首，于是他也就被推上了政治舞台，逐渐激化了与建文帝之间的博弈。 其实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就有个叫叶伯巨的人指出，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但是朱元璋不但听不进劝告，反而将其下狱囚死。然而现在看来事态的发展，比叶伯巨的预料还要糟糕，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 朱允炆为了避免朱棣造反，命都督宋忠屯兵驻开平，并调走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燕王朱棣见到几位藩王先后被削，明白如此下去必无法逃过此劫，立即诱杀了被朱允炆派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以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的：“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清理祸难之意。正式起兵反抗以建文帝为首的明朝中央政府。这就是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自此朱棣与朱允炆叔侄的权力之争正式以暴力拉开序幕。 提到朱棣起兵，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张信。他原是建文帝的心腹，奉密旨来北平谋刺燕王。张信认为这样做有悖伦理，所以一直很是纠结，但是却不敢透露半点风声。知儿莫若母，他的母亲看出张信有烦恼，便再三追问，张信终于说出实情，听完儿子的话，她大惊，神秘兮兮地说：“你不能那样做！我听人说燕王是该坐江山当帝王的，他是真龙天子，他不会死，你也杀不死他的。”这样也就看出，朱棣身边那些术士给他出了蛊惑人心的注意多么有成效了。这个张信本来就和燕王有交情，听他母亲这么一说便彻底打定主意跟随燕王了，后来正是因为张信的“叛变”，朱允炆才派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 靖难之役中，被朱允炆调走兵马的朱棣以几百家丁节节胜利，然而虽然北方军情紧急，但是建文帝君臣并没有放在心中，他认为燕王朱棣迟早是瓮中之鳖，建文帝天天与方孝孺等大学者讨论《周官》法度，并不着急，甚至征讨朱棣的将领出发前，朱允炆在对将领们训话时说：“从前南朝梁国萧绎为了登上帝座，命令他的属下时有‘六门之内，自极兵威’（怂勇他的手下趁乱杀掉他的三哥萧纲）之语，这样的事情不祥之极。现在你们这些将士将要和燕王对垒交战，千万注意不要杀伤燕王，不要使朕有杀叔父的坏名声留于后世。”这一句话可以说是间接害了朱允炆，他顾及叔侄情谊，但是朱棣不管啊，他这句话说出去就是让手下灭了“擒贼先擒王”的念头，然而留朱棣一个活口始终是他的心腹大患。
所谓战场之上刀剑无眼，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但是托了朱允炆那句圣旨的福，在这场战役中，最安全的人永远是“乱军”主帅朱棣，无论南军士兵多么勇猛，那些火器弓弩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招呼，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之中得以幸免的主要原因。正是朱允文的一道圣旨，使得朱棣多次在战场上死里逃生，这不
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为了增强自己的军事势力，以便更加有效的对抗朝廷前来进攻的大军，朱棣想起了宁王朱权的那支骁勇善战的朵颜诸卫蒙古骑兵。于是，朱棣直接杀向大宁，攻破大宁后，挟持宁王回北平，合并了宁王的部属及朵颜三卫的军队。朱棣带着这些精兵强将于十一月回师至北平郊外，进逼朝廷主将李景隆军营。在两军交战中，朱棣的实力大大增强，再加上李景隆缺乏实战经验，所以朱棣很快就大败李景隆。为此，朱允文为示惩戒，撤掉了其大将军之职，并令盛庸代之。 在靖难之役中，盛庸可以说是个人物，在东昌之战中大败朱棣，成就了他的名声——不畏强敌，敢于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意志挑战意气风发的朱棣，此战朱棣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大部被歼灭，元气大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盛庸打破了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 盛庸名中虽有一个庸字，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相反，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但是仅凭他一个人也不能抵抗强大的朱棣，盛庸几次大败朱棣后，在夹河之战中由于天色突变飞沙走石，狂风四起，也许是天佑朱棣，因为实在无法解释这股妖风为何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刮起来。因为风沙南军的士兵眼睛都睁不开，更别谈什么作战，北军士兵就像赶鸭子一样将他们击溃。失败的盛庸并不需要为战败感到羞耻，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而他也应该从这次战役中间领悟颇多，他完全可以向天喊出：“天要亡我，非战之罪！” 大败盛庸之后，朱棣一鼓作气，连续作战，一路南下直逼南京。朱棣在使用暴力的夺权之术中从来都不会心慈手软，所以，占领南京后，朱棣率军进入宫廷后，便开始了宫廷内外的大清洗。建文四年（1420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正式即位，通过自己的暴力夺权，成了这场权力之争中的最后赢家。
““谋战”术”暴力是解决矛盾的底线 靖难之役是明朝最大规模的一次内战，也是大明皇朝建立不久发生的一起人伦惨变。本来按照朱元璋设计的制度应该能够稳固地支持大明王朝的江山。然而，文弱的建文皇帝未能掌握制约桀骜不驯的叔王的办法，使得朱元璋最初设计的制度终于酿成大祸。朱棣称自己发起的变乱正是为了平息战乱，这不免是一个看点，其实很多时候矛盾到了无法调解的程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暴力，暴力是解决矛盾的底线，在不能掌握事情的进程，不能控制矛盾的时候，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分出谁胜谁负，谁成谁败。 古代打仗如此，现代社会也不例外，只是暴力在经过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变成了法律。身为一个现代人，当我们遇到无法解决的矛盾之时，虽不能大展拳脚，但却可以诉诸于法律，这种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制度自然会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