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沙里亚本身是神圣永恒的，但是对它的理解和知识却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早在8世纪初就已经存在，并导致持不同观点的教法学派的出现。在逊尼派中，早期的教法学派往往以特定的地域为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有麦地那派和库法派。麦地那派比较注重先知生前言行的指导作用，而库法派在没有经训可循、没有先例可依的情况下推崇灵活变通的“优选”原则，因此，它们常常被分别称为圣训派和意见派①。到10世纪末期，逊尼派中出现了系统的法学理论体系，古典法律学说定型。它承认四个法律渊源，即经典（记录在《古兰经》里的安拉的诫命）、圣训（记录于圣训实录中的先知穆罕默德生前的言行）、公议（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权威法学家们的一致意见）、类比（权威教法学家个人根据已知的前提推导的结论）。在这种理论框架中，《古兰经》和圣训永无谬误；而以此为基础的类比推理和公议则体现了教法学家们有限的理性活动。神圣天启与人类理性在法律渊源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妥协。此后，以四位权威学者及其学说为基础的四大教法学派——哈乃斐学派、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及罕百里学派——之间的对立冲突逐渐缓和，逊尼派伊斯兰教中以古典法律学说为基础，四大教法学派共存的局面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
①对这种界定也有不同意见，参见［英］诺·库尔森，吴云贵译：《伊斯兰教法律史》，第21-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一直以来，有观点认为什叶派教法是以逊尼派教法为基本框架，根据各自教义的需要，做了某些表面上的调整。②实际上，什叶派教法学与逊尼派教法学之间确实存在很多相同之处，但其区别是不可忽视的。从法源角度来看，逊尼派公认四个法律源泉，即《古兰经》、圣训、公议和类比推理。而对什叶派来说，教法的根源只有三个，即《古兰经》、圣训和伊玛目所作的教法判断③。在具体的部门法当中，什叶派教法与逊尼派教法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遗产继承和婚姻制度两个方面。在继承法方面，什叶派以血亲的权利为基本原则，规定了三类顺位继承人，他们分别是死者的直系后裔和父母，兄弟姐妹及其后裔及祖父母，叔伯姨婶及其后裔。这一分配方式强调家族成员的利益，与逊尼派保留氏族成员的特殊继承权利的做法不同。另外，在什叶派的继承原则中，女性和母系亲属都按照女儿或姐妹的份额类推继承因此，女性享有较为有利的继承权（而在逊尼派中，这些人只是最后的顺位继承人）。
②著名的伊斯兰教法学者夏赫便持这种观点。参见JosephSchacht.OriginsofMuhammadanJurisprudence.p.260，ClarendonPress.1953.
③金宜久：《伊斯兰教》，第148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
一、什叶派教法学的两种发展潮流
除了在教法具体规定上的不同，什叶派教法学与逊尼派教法学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潜在的思想倾向的不同。如前所述，在逊尼派教法学中，神圣天启与人类理性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虽然早期什叶派教法学不承认学者的公议和人的类比推理是教法的源泉，强调的三个法源着力于排除人为因素对教法内容的影响，但什叶派教法学自产生之初，就一直有两种不同思想潮流并存，对以后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发展及什叶派宗教学者特殊地位的产生，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两种潮流分别是强调圣训的思想潮流和强调人理性的作用的思想潮流。
根据什叶派的惯例，学者们关于教法学和教义学的争论应该由伊玛目来裁定。因此，在伊玛目进入隐遁状态以前，发展独立法律体系的需要并不迫切，什叶派教法学处于不发达的状况。教义学和教法学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两者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区分，都被称为“斐格海”。但是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框架内，以逻辑分析和推理为基础，做出具体判断的方法已经出现。加法尔的一则著名圣训就说，阿卡尔（’aql，即理性、才智）来自于真主之光，是真主最初的造物。而从诸伊玛目的圣训可以看到，在法律问题上，伊玛目宣告自己的职责在于解释普遍的规则，而实际案例的具体判决和细微的规则都留给有知识的追随者。可以说，理性虽然不是理解伊玛目教诲的唯一方法，但却是最好的方法。①
①MohammadAliAmir-Moezzi.TheDivineGuideinEarlyShi"ism.p.7，trans.byDavidStreight，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4
9世纪中叶之后，什叶派社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什叶派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同是先知家族的阿拔斯人，而阿拔斯诸哈里发太多以消灭作为政治反对派的什叶派为基本策略。另一方面，伊玛目的隐遁使什叶派社团失去了宗教事务和法律事务上的指导，而正统伊斯兰教的体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伊斯兰教的各学科，如教法学、圣训诂和古兰学都得到真正的发展，日后所称的逊尼派在此时定型。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有两个选择。一是严格遵循先知和众伊玛目留下的圣训（即阿赫巴尔，akhbar），以此作为指导；另一个就是依赖人的理性，处理伊玛目隐遁后出现的新问题。自此，强调圣训与注重人的理性的两种思想潮流开始轮流在什叶派教法学的历史上占据上风。
公元9世纪中叶到10世纪，前一种选择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圣训学家继续收集、记录和保存由伊玛目传述而来的圣训，被后世公认为权威的四大圣训集陆续面世，这为以后以圣训为基础的教法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正统的圣训学家看来，圣训已经为人类指引了道路，因此，他们对有关宗教问题的理性主义争论毫不关心。即使出于护教目的，为强化什叶派自身的观点，他们也不愿运用理性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不过，圣训学家内部还是存在分歧。一种观点是只接受经过认真考察、确信由可靠的传述人传述的圣训。对于圣训中包含的那些法律原则，他们予以接受和贯彻。另外一种不重视对圣训的真伪进行检验，接受所有的圣训，对圣训中包含的法律原则也不关注。圣训学家逐渐取得了对整个什叶派知识界的控制权，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推理和分析，压制了教法学和教义学中理性主义的趋势。
真正把理性主义传统发展起来的，是什叶派教义学家和教法学家谢赫穆菲德（al-Shaykhal-Mufid，948/950-1022）。为了恢复什叶派理性分析的传统，他攻击、批判圣训学派的保守主义思想，成功地打破了他们的主宰地位。在伊玛目教义上，以圣城库姆的学者为先锋的圣训学派一直有自己特殊的看法。他们认为赋予伊玛目一些超自然的特质是极端主义的做法，是对信仰的背离。而普通信众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穆菲德利用这一点对圣训学派发动进攻，给他们带来极大压力。11世纪前半期，圣训学派衰落。这场争论非常激烈，许多著作中对此都有记述，此时，圣训学派已被称作“阿赫巴尔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