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反腐那些事情，在剖析袁氏的文字中，占有的份额并不大。虽然此事不比称帝重大，但与稳定相关，任何朝代，任何体制的社会都要做。不惟如此，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政治人物的措施。袁世凯在清朝和民国都曾与惩贪有所纠缠，官场的光怪陆离，不由让人对官场的反腐俯首深思。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因为光绪帝无嗣，载沣长子溥仪入嗣继承皇位，是为宣统帝，载沣同时被授为监国摄政王。此时的袁世凯位处军机大臣，收买了不少朝廷重臣，比如奕劻。据说，载沣一直想诛杀袁世凯，一是为其兄光绪帝报仇，另一方面，作为摄政王，必须清除袁世凯这个障碍，自己才可能大权在握。然而，杀人虽易，但理由必须得当。究竟给袁世凯戴一顶什么罪行帽子，载沣花了些精力。原本想以贪污腐败的罪名杀掉袁世凯，但觉得不可行。不论古今，杀掉一名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的官员，必然要牵连出众多贪官，像奕劻这样的元老重臣是躲不过的。让人不能不思的是，载沣的目标不是奕劻等臣子，岂可以因为一个袁世凯而毁了国家的栋梁？另外张之洞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奕劻问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必须事前考虑清楚。想来想去，载沣将袁世凯贬回老家养“足疾”去了。
有人说，载沣没有杀掉袁世凯乃一大失误。我们姑且不说袁世凯是不是贪污受贿，假如清朝没了袁世凯，是否会建设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只以政客反腐论，投鼠忌器是必然的心态，反腐常常被扭曲的心态所扭曲。
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第一任大总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的袁氏，在治贪方面虽然没有载沣投鼠忌器的困扰，却有碎器震鼠、杀一儆百的“姿态病”。民国初年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规定，贪污500元可处以无期徒刑，贪污1000元判处死刑。这里的“元”指银元。当时的顺天府尹王治馨被查贪污，贪污的数额一般说是500元，但另有记述说是5000或是50000元。如果按贪污500元计算，则为月薪的1倍，如果按贪污5000元计算，则为月薪的10倍，以50000元计算，则为100倍。据说都肃政史查实证据后，上报总统袁世凯。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
龚育之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曰，王治馨曾就宋教仁遇刺一案代表总理赵秉钧向在北京的中国国民党人解释。王氏有言，应桂馨曾与赵秉钧商量暗除宋教仁一事。“总理谓此事体大，我不敢主张，须问过总统。总理随即对总统言，总统谓人之主张各不同，安可因主张不同，便谋害人，此事绝对不可，故总理亦绝对拒之，可见杀宋一事，总统决不知，总理亦决不知。”又道，“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是言一出，舆论大哗。袁世凯暴跳如雷，说：“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
按，惩治王治馨，不单是个做姿态的问题，还有政治瓜葛。此类旧账新账一齐算的思路，对反腐力度绝对是自我讽刺。为敲山震虎，杀几个撞在枪口上的贪官，已经与制度反腐相去远矣，如果再掺以集团或个人利益，反腐云云，就只能恶性循环了。
顾虑
只要是心态正常的皇帝，反贪治腐是必做的工作。顺治皇帝讲过此事的战略意义：“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简括而言，顺治无非是说：一个贪腐遍地的社会，欲求太平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说，反对贪污腐败关系到统治大权，谁也不会掉以轻心，不管什么社会，都不可能是做一做姿态就拉倒。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批贪官倒下了，新的贪官又强壮起来，前仆后继，无休无止。顺治帝慨叹道：贪官何其多呀。
贪官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顽强？其实不是贪污者像蟑螂一样，有不一般的生理构造，而是社会管理的路数有问题。贪污腐败体现了人性好逸恶劳，见利忘义，利令智昏的一面，仅杀伐、疏导、教育难有持久的功效。但古代皇帝把这几手作为法宝，屡败屡试，一朝接着一朝。
人性的善恶虽然可以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但社会也可以被人性拖曳到恶的深渊或善的高峰。人，并不总是良善的，不是总靠得住。两千多年前亚圣说，如果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快跌到井里去了，任何人都会产生惊骇怜悯的心情，并且非常坚定地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许真如孟子所说的那般有情有义吧。但后来人性多有变化，社会环境也迥然不同，落井的孺子未必都能勾起人的恻隐之情。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对一个吃政治饭的人来说，此时如讲恻隐之心，也许与弱智无异，最重要的是抓取皇权。
专制社会的皇帝，有无上的权力。乾隆时期甘肃发生冒赈贪污大案，那个集团总计贪污赈济银七八百万两。乾隆帝说，这么大的案子竟无一人首先发觉，对官官相护现象感到寒心！其实岂能无人知晓？贪污集团的头目是甘肃藩司王亶望，而王亶望又买通了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勒尔谨，就是乾隆本人也对王亶望宠信不已。有如此政治背景，谁敢太岁头上动土？
因此，无论君臣对贪腐的坏处估计得多么充分，监控组织多么完备，但如果制度设计一如既往，突不破窠臼，所有的反腐设想都不会落实，也没法落实。
为什么乾隆对甘肃冒赈贪污案官员半数免死减等发落？依法律，应该处斩的官犯有一百余名，结果近60人为此被砍掉了脑袋，免死发遣黑龙江、新疆者57人，奉旨査抄者165人，还有不计其数的人获得了较轻的处罚。接下来的山东巡抚国泰贪纵大案，涉及的官员人数更不少，如果追根寻底一直挖下去，有可能把全省官员都牵扯进去。山东全省共亏空帑银约二百万两，这亏空的二百万两银子，除国泰婪索一二十万两外，尚有一百七八十万两银不知道落入哪个手里。按清朝律例，贪污银子一千两者即要问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一百七八十万两赃银，可使数千名乃至万名官员掉脑袋。
惩办贪腐分子，任何统治者态度都会很坚决，说白了，贪污受贿，勒索卡要，是当权者面前绽放笑脸的敌人，是国家肌体的啮噬者。但这种敌人，毕竟不同于两军对阵时的敌手。因此一方面皇帝要不遗余力地清除他们，这是国家根本利益的要求，无论是谁，都不会容许贪官污吏蛀蚀国家的根基；另一方面，官员贪污腐败，肯定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乾隆犹豫、手软。主持审办国泰案的钦差大臣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接到皇上的密谕，说“不忍”再兴甘肃省那样的大狱。办案大员清楚皇帝想什么，于是，好多事情不再深究了，于是，大案接二连三发生。
乾隆究竟顾虑什么呢？他自己说是考虑“国体”和“朕之颜面”。所谓“国体”，指的就是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国家的面子。乾隆查办贪污大案时的这种矛盾心理，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认真严肃办案，对民对君都有益处，哪会损害？世人觉得乾隆执法严格，此种印象还不是源于一个个具体案件？晚清的薛福成就说过：乾隆英明，“侵亏公帑，抄没家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强调“国体”，对杜绝腐败，树立国家形象，不仅没有丝毫积极作用，相反还有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乾隆把贪污案的多少与国体鲜亮还是黑暗联系起来，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大方面讲，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民族矛盾在乾隆时虽然已经缓解，但始终有个合法性问题，如果贪官污吏多且级别很高，清朝能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江山，会成为一种疑问。往小里说，乾隆一直很自负，他力图使人相信他将是历史上的圣明天子和满汉理想的英主。假如国土之内贪贿丛生，“圣明”便没了着落，“英主”更无从谈起。可惜，他误解了。放松对贪污的追查，表面上贪污者的数量少了，实际却起到纵容的功效。
人治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标准，但皇帝口含天宪，标准也就后退了。重典治世、道德劝诫、思想工作等，有用但作用有限，反腐根本还是在于制度。
多才皇帝的悲剧
历史上一些帝王的悲剧，从深层次说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直接的原因则往往与人才的错位有很大关系。一些人，从专业技能角度说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平，可由于生长在帝王之家，有做皇帝的资格，结果这些人把皇宫大内当成施展技术的场所，空有皇帝的名份而不尽帝王之责，把国家弄得一团糟。
比如宋徽宗，这位赵佶先生，皇帝当得实在很糟糕，弄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不少地方燃起了起义烽火，最后连自己和儿子都保不住，被金人掳走，在人家的地盘上生活，直到老死在那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书画却爱到痴狂的程度。他的御前书画所，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光古代的钟鼎就有一万余件，端砚三千余方；他命人整理历代书画家的资料，编辑成《宣和书画谱》；他对所藏的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撰写了《宣和殿博古图》；又用整整三年的时间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37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
此番举动对保护传统文化遗产是有好处的。不过这些事应该由学者们去做，由一个皇帝来完成，便让人觉得滑稽。他毕竟不是普普通通的文人、学者，而是掌握国家命运的一国之君。皇帝和学者从事的职业不一样，衡量他们是不是称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唐朝的虞世南说：“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虞氏所言正是每个皇帝应该做的，宋徽宗恰恰没有做到这些，而是恃皇权兴所好。古今都有人称赞赵佶的多才多艺，但这种脱离本职工作的多才多艺又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呢？不过是饥饿、战争和耻辱。
多才多艺是好事，它们本身没有丝毫错误。可人世间是“术业有专攻”的，在没有精通自己的工作之时去搞另外的才艺，无异于不务正业。
就说明朝的熹宗吧，对制造木器有极浓厚的兴趣是很不错的事，但弄到不理朝政，文武百官好几年也见不着他一面的地步，就沦为俗语所说“自己不知干什吃的”那样的人了。《甲申朝事小记》有一节文字记载得颇为传神：
熹宗性善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起，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惟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得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营造得意，即膳饮亦忘，寒暑罔觉，其专意如此。
奸臣魏忠贤就是看准了这个良机，常趁熹宗兴趣最浓时，拿着公文请熹宗御览、批示，熹宗觉着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大明江山摇摇欲坠而一朝皇帝却不知道，从这类记述也许可以找到答案。世人常说魏忠贤如何如何，其实与皇帝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因果关系。又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明史》说：“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不只人君的才气是这样，每个人的多才多艺都应辩证观之，千万不可为才艺而侵害了正业。要知道，爱因斯坦是由于有相对论而名世，不是因为小提琴拉得好。张飞靠勇武出名，不是因为他还擅长书法。我们赞叹他们多才多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主业达到了同行还没有达到的水平。
对皇帝的技艺与治国的关系，人们常常给予关注。万历皇帝10岁的时候，书法技艺进步很快，能够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张居正认为皇帝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可也正是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1578年之后，皇帝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然而，张居正没有寻到真正的根源，也许知道原因在哪里，却只能做到那一步。
缺乏监督的商纣王
商纣王，即帝辛，又称帝纣。他是帝乙少子，天资聪颖，闻见甚敏；稍长又材力过人，深得帝乙欢心。帝乙崩，帝辛继位。《史记》有一大段文字描写纣王的优越之处，如“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历史上也有人替纣王翻案，认为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子贡早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子张》）《潜夫论·慎微篇》也云：“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所废兴也，在其所积。积善多者虽有一恶，是谓过失；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谓偶中。”但从今天市面流行的文字看，陈述他好处的实在没有多少，暴君的形象已铭刻人心。
一个君主是不是暴君，要看他对民众如何，比如是否杀人如儿戏，尤其看他杀什么人，怎样杀人。在这一点上，纣王无论如何摘不掉暴君的“桂冠”。
不过平心而论，纣王成为暴君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坐了天下就如此。从《史记》来看，他的资质不错，否则他的父亲不会把帝位传给他。实事求是地说，不论何种制度下的国家首脑，决没有一个人想使自己治下的领土和人民沦入他人之手，也不可能故意使国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秦始皇曾想使自己的帝位传之万世，根本没有想到二世就完了。嬴政之前的商纣王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