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君的天赋不错，应该是万民之福，应该比晋惠帝见百姓饿死而怪他们“不食肉糜”要好。但纣王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以为皆出己之下”，拒谏饰非，为非作歹，“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剖比干”、“囚箕子”，这就使人不得不思了。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这样昏聩，这样残暴？其实，昏聩有两种，一种是天生智商不高，如晋惠帝司马衷；一种是本来聪明，但不听人言，以为天下没有超过自己的人，像纣王。前一种昏聩实际是愚笨又被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装饰，骨子里仍是愚笨，虽然也会给百姓带来不幸和痛苦，但他们自己往往不会做残酷诛杀大臣的勾当。后一种则不然，很容易走向无道和残暴。仅以纣王“剖比干”为例，这一点十分明显。比干只是见纣王淫乱不止，认为“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才劝谏的，完全是一片赤诚，可是纣王却大怒，不仅杀了他，还要取出心脏来观看。这昏聩，这残暴，这无道，几千年后的今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纣王何以至此？思之再三，我觉得其残暴无道与缺乏外力约束关系很大。商朝虽有“帝”、或“上帝”一说，它却不能真切地规范君主的行为。当统治者具有无尚的权力，而自身又不受任何行为规范限制的时候，发生血腥事件也就不可避免。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君主怎么残暴，怎么变态也照样做他的君主，老百姓照旧也得承认他。一位君主，是成为明君，还是成为暴君，全看百姓的造化，别人一点也奈何不得他。纣王残杀了比干以后，直接的结果只是引起了其他大臣的恐惧而不是愤怒，“箕子惧，乃详狂为奴”，没有人抗争。当然，也不可能抗争——专制之下多顺民，也多拍马奉迎者；即使抗争也没用——顶多再多几个人沦入比干的下场。
没有外力的约束，使一部分人逆来顺受，惧怕权力，惟权力马首是瞻，形成畸形人格；另一部分人为所欲为，毫无惧怕之感，天不怕地不怕。这自然不能说没有外力监督的君主都是坏的，唐太宗就没有人约束他，但也出现过“贞观之治”，他手下的魏徵也时不时进谏，命运却与比干迥异。一句话，如果人主自律，世界也会呈现光明。但没有外力的约束，就是明智如唐太宗不也发誓要杀掉魏徵这个“田舍汉”吗！（《大唐新语·规谏》）应该说自律是有作用的，但是不能代替他律。只强调自律，根本没有他律，遇到不讲为君之德的商纣王就毫无办法，充其量后世的明君拿他做反例教育子孙。
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纣王似乎还不算顶坏的，有的皇帝动不动就杀人，根本就没什么原因，一句话：他高兴这样做，“老百姓顶个屁”。没有外力约束，老百姓成为权力者的刀下之肉也就难免了。孔子说“知德者鲜矣”，平民百姓如此，君主、大臣也一样。既然“鲜矣”，就要使用外力使他懂得多一点，而不能只让他轻松地自修。外力的约束，能使好人不变色，也能使坏人不得不有所收敛。难点不是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出现“纣之为纣”，而是谁去把外力加于纣王？说来说去，结点都在于此。
监督与监视
今日说到唐朝的“贞观之治”时，人们最先提起的恐怕是李世民能容纳百川的勇气，以及乐意纳谏的宽广胸怀。其实某一社会或社会某一阶段的繁荣，往往并不是一两项政策在单独起作用，而是符合主导思想的各种政策有机配合的结果。贞观二十年，李世民派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后来亲自去决断，“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资治通鉴》）没有有力的监督，便也难有贞观之治。监督如十字路口交通岗，如指挥交通的疏导员。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些是用不着的，一旦社会发展，监督就必不可少。实际而言，监督是使政权稳固的一种重要措施。不重约束的权力，必然以握有权柄的个人为中心，视整个社会如无物。
不过，监督也极易走入他途，随个人的秉性、思想不同而有大异。明朝朱元璋在社会底层生活了很久，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那类的人物，对官吏贪贿有自己深刻的体悟，因而对官吏不仅严格，简直是严酷。剥皮抽筋那类让人不寒而栗的举动不必说了，只私下窥视、盯梢一项，就足以让人思索他的所谓监督。宋濂性格诚谨，有一次请客喝酒。隔天，元璋问他昨天喝酒了没有，请了哪些客，什么菜？宋濂老老实实回答，元璋才笑着说：“全对，没有骗我。”国子祭酒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吴晗《朱元璋传》）这样的监督，威力是有的，我们看明朝朱元璋统治时期吏治比较清明，与那种残酷、细致的监督不无关系，有人说朱洪武的严刑峻法没有起作用，这是难以让人相信的理论。朱元璋确实曾有点无奈也有点不解的自问，贪官怎么越杀越多？可我们决不能凭此就断定这与不起作用是一码事。有些例子也许可以证明它有正确的一面，但天下太大了，什么样的事找不到？前几年，有人提出“治盛事也当用重典”，另有人认为“贪官不畏死”，想来难解。贪官贪墨，目的在于过神仙般的生活，原因则在于黑手伸向国库时可以侥幸不被捉，即使被捉了，可以做一下深刻检讨蒙混过去，怎么称他们“不怕死”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朱元璋的那类做法是个人色彩很强的行为，与制度毫无关系，虽然治标却没有触及根本。朱元璋去世后，他的那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也随他的消失而消失了。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忽视监督的作用。但各种举措因皇帝的不同而不同，因朝代的变更而有异。监督是作为个人管理手段在社会上推行的，旨在维持社会最低程度的运转；而不是把监督看作“天下公器”，更没有把它看成是社会繁荣发展必需的规则。这种最低目的驱使下的监督，有时变态，有时苍白。朱元璋及其子孙可谓这方面的典范。我国历史上有很好的监督措施，可惜都被用来维系最低程度的秩序，轻浅得很，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被人淡忘了。至于与繁荣的紧密关系就更没有多少人去想。
繁荣与忧患意识
我们后人寻找清王朝灭亡的原因时，通常不离口的都是那个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等等。无疑，这属于正确无比的话语。问题在于，自大、锁国之类也要讲资格，不是谁想自大就自大，谁愿锁国便锁国。比如夜郎国自大，至今遭人耻笑，而清朝自傲、自大是有基础的。
满族人在周朝时以“楛矢石弩”向中原王朝纳贡，那时并不自大，入主中原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后来的所谓自大。滋生自大的情绪，是在清王朝彻底巩固了政权的时日，尤其出现所谓的“盛世”景象之后。这种自得情绪，在我们历史上不知被重复过多少次，并不是只有清朝如此。前秦的苻坚，攻城略地，功勋累累，统一了北方。自此以后，他颇为骄傲自得。当然，他的结局并不好，不仅身败名裂，死于非命，也毁弃了前秦的大好江山。
自信、自得、自傲、自大本身，界限并不是特别分明，有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以不同的社会背景色彩浸润出它们相应的相异色调。满族人以一个军人数量、社会人口和疆域远远不及明朝，并且政治经济文化都谈不上发达的少数民族打败不可一世的汉族统治者，建立王朝并且将龙椅坐得稳稳当当，还出现了“盛世”，自大一下也是常情。我们通过指北针一事，也许可以猜测出康熙对中国南方的真实情感。康熙认为，人们之所以称罗盘之类的定向仪器为“指南针”而不称“指北针”，是因为“在北方，一切活动在凋萎，在衰亡”；“力量、精气和繁荣都在南方”（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这些话，说明康熙对自己的皇朝是很自负的。
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自大得蔑视一切？主要在经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不存在比较的基础。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这相当了得。今日的美国，以老大自居，它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不过30%。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说，直到19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这个成绩是骄人的，足可以振奋自己的内心。
任何一个有些成就，且又缺乏忧患意识的人，没有几个是清醒的。即使表面平静，胸中也难免激情涌动，自负自得，把别人看得愚蠢。国家亦如是，不仅仅一个清朝如此。不独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1756到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英国取得胜利后，把没有国境的海洋世界作为自己要征服的对象。戈德史密斯曾用这样的诗句歌颂他的同胞：
桀骜不驯的目光，举止高傲，我眼前走过了人类的统治者。
也就是说，英国人同样自傲。——但他们不封闭，一直关注外部世界，也一直寻找机会拓展新的空间。
就清朝而言，从繁荣走入闭关是极容易的。说得直白一点，当时的繁荣，本身就是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底子，关起门来过日子。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田赋而不是工商业的税收。比如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岁入总额为4850万两，其中田赋一项为3000万两，占总收入的63%，关税为450万两，只占总收入的9%，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因此清王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马戛尔尼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日记中说，中国人“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国的范围……他们的书上很少提到亚洲以外的地区”。实际而言，这是小农经济铸造的思想。
世人常云：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烂灿文化的大国，工农业和文化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基于此，封建统治者形成了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加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因素，对外界事物愚昧无知也就成为了必然。但是，封建自然经济不是从清朝开始的，为什么以前的朝代没有出现如此闭关锁国的现象呢？这不能不归咎于清统治者对繁荣和封闭的变态理解。正是这种变态，使繁荣在缺乏忧患意识心态的监控下散漫、畸形地发展。
“繁荣”，如果缺乏了忧患意识的提醒，极容易走入闭关锁国。我们以平民之心揣测那时统治者之意，“闭关”决不是为了失去繁荣，而恰是为了永保繁荣，为了长治久安。一般而言，穷困潦倒可以导致闭关锁国，因为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之后，人们就要闭目塞听，“不知有汉”，不知道别人过怎样的日子，甚至会以为他人比自己惨得很，会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于是人们安分守己，以手加额；繁荣富庶同样可以与闭关为伍，用金钟罩罩住一切，外来的撼动就无计可施，现有的一切就可以守住。没有正确忧患意识统率的“繁荣”可以导致自大，自大可以导致闭关，闭关可以导致愚昧，愚昧又进一步导致闭关。最后如鸡生蛋蛋又生鸡一样，搅在一处，成了一笔糊涂账，弄不清楚了。
不过，清朝统治者也具有忧患意识，闭关锁国就是出于对自己统治权力的捍卫，就是出于对殖民主义势力的防御。然而这个忧患意识是幼稚的、破损的、病态的。他们使用的这种自卫，只能孤立自己，把中华民族隔绝在世界大势之外，会使我们自己根本不了解世界，误以为只有自己在前进在发展，不知道别人也在发展，落后了还不自知，别人打上门来才大惊失色。
袁世凯为何称帝
对于袁世凯称帝这件事，多年来人们一直述说不尽，也一直把华盛顿建立美国一事与袁氏的个人品质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有点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之嫌。《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一段文字称，作为总统的袁世凯，“虽然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论述着眼点不是完全集中于袁世凯的个人品质，而是袁氏所身处的社会环境。的确，我们前人留下的专制统治足迹太深刻了。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得悉清帝退位及袁世凯赞同共和，遂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同时举袁自代。此事与华盛顿不恋权力，一任届满即萌生退休之念一样伟大。
1781年，美国胜利已成定局，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有着世界性的声望，他的部将——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路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致信华盛顿，建议建立君主制，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华盛顿在新堡司令部接信后立即叫来秘书，口授了一封措辞严厉、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来信所述意见，我仔细阅读，不胜骇异。你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非常，自从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的。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斥之为大逆不道。目前我暂守秘密，如再有妄论，定予揭发。
“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会，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你所建议之事，谁也没有我这样感到厌恶。为表明心迹起见，我必须补充一句，我诚心希望军队充分受人敬爱，超乎任何一人。而且就我的能力与影响而论，亦必竭尽所能，使军队受人敬爱。是以如果你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者仍然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类谬念，勿再任其流传，有厚望焉。”
华盛顿之后美国的体制没有改变，一直到现在。可孙中山先生把权力交给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不久就易色了，复辟了封建帝制，原因难道仅仅是袁氏投机取巧蒙蔽了孙中山？
在个人身上发生作用的因素往往有两种，一个是社会环境，另一个是自己的信念。就普通人来讲是如此，对大人物而言尤其这样。所谓大人物，往往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会使无数人欢乐或忧愁。袁世凯最终的选择，与其说是个人品质问题，毋宁说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环境催促袁氏踏上专制之路。
若说风范，华盛顿、孙中山二人难分轩轾，可见中国即使有华盛顿之风范者，也不一定产生美利坚的社会效果，因为土壤不同！我们常常惊羡美国只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实质而言，美国的强大，是一种制度上的强大，并非来自于哪一个个人。
严令如何变成具文的
明朝成化年间的某一天，皇宫的主人正在准备用膳。只见荤素菜肴齐备，珍馐美味无数，其中有一盘豆腐雪白无瑕，颇为诱人。你道这是什么？这看似豆腐的菜肴不是由黄豆制成，而是用百鸟脑酿成，一盘这样的豆腐，需要近千只鸟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