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廷在膳食中列有一道豆腐，是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的规矩，当时大明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崇尚朴素，禁止一切奢华。这位出身农家，又当过游方僧人的明太祖，坐上皇帝宝座后，“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唯恐过奢，伤财害民”。在灾荒之年，更与后妃同吃草蔬粝饭，那时太常寺厨役限制在400名以内，只有明后期的十分之一。朱元璋认为，人的祸害没有比私欲更大的了，私欲并非仅是指男女、饮食、服饰诸方面，凡是利己利私的东西，都是私欲。“作为君主，废礼纵欲，就会给百姓带来灾难；作为臣子，废礼纵欲，就会给家庭带来祸害。”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有司上奏建造皇帝乘舆服御，凡是应该用黄金的地方，明太祖都下令用铜替代。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恢复唐代的衣冠制度。诏书规定士绅百姓都要在头顶束发。朝廷官员的装束为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袍，束带，着黑靴。士子百姓的装束是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两种颜色。教坊司乐工头戴青色卐字顶巾，系红绿两色帛带。士绅百姓妻子的首饰允许使用银并镀金，耳环用黄金并珍珠，钏、镯用银。穿着的衣服为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制成。乐妓则戴明角冠，穿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子相同。（《明太祖实录》卷三十）这些服饰之间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差别很大，等级森严。不仅朱元璋自己节俭，明成祖也有其父遗风。他见宦官用米喂鸡，斥责道：“此辈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之矣。尔等职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罚不宥。”明初几位皇帝的表率作用，使那个时期的朴素之气大盛。
不过到后来，朱元璋的子孙已不复有其祖开国时的窘况，俭朴已如敝屣被弃之沟壑。毛奇龄的《明武宗外纪》云，武宗一生嗜酒成癖，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饮酒的器具。侍奉左右的人，便趁着皇帝酒醉时做自己的事情，等到武宗酒醒，他们再将美酒进奉，于是又醉。毛奇龄还提到武宗的“豹房”，并说，武宗每天征召教坊乐工入内应承。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不少是西域少数民族的女人，“择其美者留之不令出”。“豹房”究竟是个什么处所，这里不必探究，因为不管那个地方是什么，都说明武宗已经不像明太祖那样俭朴了。
不惟皇帝不再克己朴素，上行下效，大臣也同样如此。严嵩的家产被籍没，抄出的餐具中仅筷子一项品类和数量就令人咋舌：金筷2双、镶金牙筷1110双、镶银牙筷1009双、象牙筷2691双、玳瑁筷10双、乌木筷6891双、斑竹筷5931双、漆筷9510双，可见位高权重之家的饮食盛况。万历时的张居正，穿戴极其讲究，“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请客人吃饭时，往往一顿饭的工夫，就要更换几次衣服。到了晚明，一些富贵子弟喜欢用纻丝绸缎做成衣裳的裩，相当奢华。而有一些仕宦家的内人，所戴珠冠，造费达银400余两，甚至有花费千两银子者。所用珍珠，也是“粗巨异常”。
明朝中后期吃食的品种也丰富多彩。曾有人就朝中官吏大食佳肴的情形描写道：“中官玉食四方宋，酸笋香螺杂豹胎。驻马一餐犹未厌，锦盘明旦候门开。”万历年间进士谢肇淛说：“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不止如此，成化以后皇帝的生活日渐糜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正德皇帝在位时常常离开北京，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万历皇帝大婚之后在别墅“西内”夜游成了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万历以后，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能遏制。
“奢侈”一词，几乎人人能解，但很难清晰界定它的边界。达到什么程度为“奢”，何种地步是“俭”，很难用一句话讲清楚。就是奢糜之风的源头，也很难相当清晰地寻到起点。
明朝中后期城市生活日趋奢华，这种风气首先来自宫廷，然后四散开来，扩展到平民阶层，最后互相推动，一浪高过一浪。以宫廷的斋醮为例，明初斋醮时所用果品也不过“散撮”，即散着堆在器皿中，所用不超过八斤。到了成化年间，果品都改用“粘砌”了，即用糖将各色果品粘在一起，弄成一定的花样。用来装果品的盘子，也大至一尺，装满一盘需13斤果品。到了晚明，俗尚奢侈，服饰也追求华美，凡衣必用绮纨制成，如果有人不这样，还穿着袍，反而会被市人嘲笑羞辱。学者陈宝良说，这种奢侈之习，倡导于高层和士大夫阶层。如张居正，穿衣“必鲜美耀目”，御史大夫王大参每次出动游猎，前呼后拥，服饰绮丽，照耀数里。太守金赤城走过之处，百步之外，香气扑鼻。上下相染，层层相习，整个社会便沉浸在奢侈糜费之中了。朴素也好，奢靡也罢，其路径基本是从皇帝到皇宫到大臣再到民间，衍荡之后，皇室、民间又彼此影响。
在人们心目中，明朝是淫靡的，是奢侈的。奢靡为什么不好？因为它可引起许多并发症。可以说，其病不仅仅在于本身，更在于它是一个征兆，一种路向。昔者商纣王用了象牙筷子，他手下的大臣便恐惧起来，因为那决不仅仅是一把象牙筷子的问题，而在于从此走上了一条享乐之路，亡国之路。司马光训诫子弟说：“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又说：“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眼界虽然只局限于己身和家庭，却很实在，没有空疏的大道理，把多欲和贪贿、偷盗的关系非常明了地说了出来。实际上，身、家、国在奢侈面前是一样的，没有大小之分。历史上哪个朝代不是先无度享乐，最后让别的人推翻？隋亡之后，历代有人分析其中的因由，尤以唐朝为甚。魏徵曰：炀帝“侍其富强，不虞后患，役万物以自奉养，子女玉帛是求，宫宇台榭是饰。外示威重，内行险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陨匹夫之手”。
如果把亡国涉及的各个方面归类，大体有五个方面：一是禁绝实话相信假语憎恶谏言，二是自恃其强缺乏忧患意识，三是厚敛赋役搜刮民财，四是骄奢淫逸以天下奉己，五是口言善身行恶以资敌寇。这几条原因，奢靡多欲是一直起作用的因素，唐朝能夺得隋朝的天下，便因隋朝奢靡成风。这种风气一旦兴起，就决不可能只是皇帝一个人糜烂，那里的大臣，那里的国民都会如此。所以说，禁奢靡的关键还是帝王、高层。除此之外，严格的规定不是可有可无，觉悟、自省之类有用但不能夸大其作用，它的力量实际是有界限的。
然而，倘若认为严令成为具文的原因仅此而已，也不全面。立国皇帝多艰苦朴素，原因往往有两个：一是易代之初，皇帝深受战火洗礼，对贫民百姓被剥夺生存权之后的巨大毁灭力量记忆犹新，对老百姓思安思治的心理体悟深刻，因此皇帝本人多能克己自束，他带领的班子也就做事比较公平，用尽全力建立法律和秩序，不敢也不愿欺压宰割百姓；二是新朝立国之初，焚烧的战火已经使旧朝破败不堪，政治、经济、文化萧条凄凉。换句话说，客观上新王朝的皇帝及其领导层，已经没有享乐的可能。比如汉朝建立之初，天子连四匹同颜色的马都找不到，将相上朝只能乘坐牛车。《史记·平准书》曰：“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这几句话道出了汉王朝初立之时的经济状态。
享乐，需要四个要点，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其二是特权阶层放任自流，其三是没有实质性的监督，其四是等级制度的衰微。如果四者之中具备了三点，特权阶层便会如逐臭的苍蝇，坚韧不拔，勇往曲折地奔向享乐。
就朱元璋来说，他是不具有享乐条件的——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他都不能享乐。元末的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凋败枯残不说，人们的信心一片狼藉，重整河山是他面临的首要任务。作为一个创业者，他关注的不是个人如何享乐，而是如何经营好已经到手的产业。在封建专制社会，“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需要艰苦创业。他的子孙就不同了，自明代中期以后，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商业比较繁荣，建国初期的窘境已经远离，国内没有战争。承平日久，苦尽甘来，百废俱兴，初期百业凋零的局面已经让位给瑰丽繁华，朱氏子孙不必如其祖那样如履薄冰。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明武宗遭遇明太祖的生存环境，他也未必吃喝玩乐；设若朱元璋处在武宗环境中，他也未必那样自束。人是一样的，无论是疏庸愚钝之人还是恭谨贤良的盛才，无不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无视环境的变化，依然使用朱元璋的老办法，武宗之类的皇帝未必买账，奢靡之风也许表面一时好转，实际却依然故我，毫无起色。说白了，明武宗生活的年代，已经与建国时期的环境大相径庭，如果用朱元璋的法令约束武宗君臣，肯定捉襟见肘，明确反对者虽然不会有，阳奉阴违者一定不会少，结果就是非常认真地“走过场”。
《明史》中记载了海瑞七十二岁那年的上疏，大略谓：“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礼，而民则何辜哉？”并举太祖剥皮囊草之法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海瑞的奏本引起了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不可收拾。万历皇帝于是亲自作出结论：“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万历皇帝的结论，最终会引出什么样的社会效果，那是历史研究者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必过多思索就能知道的是，万历皇帝不同意海瑞的意见，而是认为“有乖政体”，大概就是“不适合当前大局”的意思吧。最后因人制宜，海青天只做了“镇雅俗、厉颓风”方面的官。
万历再昏庸，也懂得海瑞是大明的忠臣，了解海瑞的价值。然而明帝国此时已如一辆驶在下坡路上的巨型车，想停住很难，欲不下滑更不可能。以往积累的经验，只适合另一种路况，不适合此时。明月虽然还是那个明月，但已不属于朱元璋，而是他的子孙。他的子孙及其领导集团不仅把过去的法条看得轻，而且知道如何阴一套阳一套，如何作秀。万历称海瑞的条陈“有乖政体”，其实是实话。万历需要一种新的惩处贪官污吏的模式，需要突破旧眼光。可惜的是，万历不可能寻求这一切。一般来说，产生新模式，需要皇帝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朱元璋的子孙几乎都没有这种素质。就明朝而言，所谓新模式，就是跳出古代道德治国方针和不科学的剥皮实草那一套，然而使人不好理解的是，寻找这种模式的人首先要具有道德优势，显然万历皇帝不能当此大任。这正如民主制度下没有威权，可从专制跨入民主之境，第一个倡导者必须具有威权。
找不到新模式或不敢启用新模式，明帝国就很难停止下滑的趋势，甚至连下滑的速度也遏制不住。下滑不止，奢靡就会不断。
谁促成了起义者
不管对农民起义军如何评价，有一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农民不是因为刁钻、因为好战斗狠才起义的。我们中国，低眉垂首的人特别多，农民尤其如此。试看历史上那些成功与未成功的起义者，无不是一忍再忍，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扯起大旗，最初原因根本不是想弄个皇帝当当。
例如陈胜、吴广起义，是由于去渔阳戍边的路上遇雨误期，而按秦朝的法律，误期要被砍头，于是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严酷现实的问题——耽误日期必死，逃跑同样必死，起义可能死也可能活，于是陈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造反了。至于后来一些豪杰趁势而上，那是另一回事，不宜与此混淆。
天下统治者常犯的毛病是，喜欢把老百姓想象成特别愚鲁蠢笨的人，以为老百姓识不破他们的任何花招；老百姓一旦活不下去了，说几句不满的话，便又由愚鲁变成刁恶。换句话说，他们往往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老百姓，总以为自己的智力超乎常人远矣，小民根本不在他们眼里。于是为所欲为，视百姓为无物，以为草民不过尔尔，可以任意宰割、任意驱使、任意欺瞒。元朝后期出现一个布衣皇帝朱元璋，不能不说是统治者自己把他推向皇椅的。
元朝末年，皇室奢侈腐败，贪得无厌，内部倾轧争权。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更换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元顺帝共九个皇帝。到了后来，吏治更加腐败，财政入不敷出。蒙古贵族中书右丞相伯颜独秉国政，任命的官员多是靠行贿而来，台宪也都议价卖官。伯颜前后共受赐田多达两万顷。这些皇亲勋臣并不以得到赏赐为满足，而是在地方上更加贪残。那时高层的靡费也相当惊人，“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高层如此，地方官员更是变本加厉。大批蒙古贵族、官僚通过受贿、圈地、抢夺等方式大肆吞并土地。后来官吏贪赃之风愈演愈烈，发展到贪官污吏竟“问人讨钱，各有名目”。
从泰定元年（1324年）起，有关天灾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天历二年（1329年）发生大灾荒，“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饥，食人肉事觉者五十一人，饿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饥者二万七千四百余人”，江浙诸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遭受水、旱、蝗灾的饥民，南方北方总数不下六七百万。为了防止民众起义，元朝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器，比如禁止百姓“起集买卖”，以防止“妨农滋盗”、“生事不便”。为了防止汉族人的武力反抗，元朝统治者禁止汉人、南人拿弓箭及军器。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规定，“除弓人外，别个汉儿人每弓箭军器不交执把”。至大三年（1310年）七月，御史台又奏称：“但有姓的汉儿、蛮子，弓箭、军器禁了者，拏的人依在前体例，要罪过者。”延祐三年（1316年）的规定更加严厉“汉儿人不得悬带弓箭围猎”，违者办罪。在严密的箝束和酷烈的朘剥之下，百姓苦不堪言，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惨状愈演愈烈，人食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刘伯温长达五百言的《北上感怀》中有这样几句：
逾淮入大河，凄凉更难视。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藟。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兔垒。
……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
元代的土地基本集中在诸王、贵族、官僚、寺院、私家地主手中，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耕地。富户有权有势，作威作福；穷人受尽欺凌，流离失所。
更让人不能释怀的是，尽管当时社会已经沦落到了人食人的可悲境地，贪官腐吏却仍然勒索不止，小民无衣无食。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剩下的只有起义造反一条路了。朱元璋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起义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