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元朝金融改革失败与治理黄河工程是引发起义的重大因素，但从根本处来讲，起义实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结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过是一个契机，即使没有它们，也一样会有这样那样的起义。《南村辍耕录》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元史·河渠志》认为：“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度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真是有力的一问。
忽必烈灭掉南宋以后，发动了频繁的对外战争，人民遭受元廷及其各级官吏的压迫相当沉重。据元朝政府的官方统计，仅至元二十年（1283年）这一年，江南的大小起义“凡二百余所”，到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陡增为“四百余处”。对那时平民百姓的生活，《明太祖实录》中的一段文字可成为注脚。《明太祖实录》云，朱元璋的父亲是“勤俭忠实”之人，靠佃种地主的几十亩地为生，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打下的粮食，除去交租，剩下的往往不够一家人糊口。遇到灾荒年月，粮食歉收，生活就越发困苦。怪不得朱皇帝忆起早年往事，常常眼含泪花，心潮澎湃。
人生苦况如此，社会怎么能稳定？对于百姓而言，高层的政策和方针是重要的，因为这从政治方面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关乎他们的存亡；然而只有政策远远不够，因为但凡政策、法规之类，只有到达基层才算有了生命，如果基层官员对它秘而不宣，或者任意缩小或扩大，任意曲解，高层的政策再好也无济于事。基层官员的品质虽然不高，作用却很大。一般来说，基层政权是与老百姓密切接触的官方代表，具有强化和削弱王朝政策的功能，百姓可以凭借身边官僚的行为，亲近或者分离他们对高层政策的亲和程度。事实上，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地方府衙里的官员乃至那里的吏卒。相对而言，皇帝、朝廷虽与百姓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接触的机会则要少得多。朱元璋曾说：“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真是明智之语。朱元璋做了皇帝后特别重视基层官员的操守，与他早年的生活大有关系，严厉惩罚贪墨者，也可以从元末地方官员的贪鄙行为的泛滥中找到原因。
吃尽人间穷苦味道的朱元璋，在元朝立国之初并没有搞起义，因为那时还能忍还想忍，实在忍不下去了又想活着，才参加了义军。有人把朱元璋与逼上梁山的那些好汉相比，细想想，到梁山去的那些好汉，根本不存在忍受饥寒的问题，而是更高层次的“被逼”，朱元璋们却连最低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似乎很难与他们同日而语。朱元璋举义旗，首先追求的是生存权，而梁山好汉追求的是政治权利。
欲使朝政稳固，社会安定，当政者必须睁大两只眼睛：既要看清朝廷大臣的所作所为，也要关注下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否则国强民富的愿望不止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引出朱元璋们。
监督似奴婢
元代的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说过一句我们听起来有点气馁的话。他说：“御史台、按察司弹纠贪污，申明冤滞，实省部诸司之药石也。省不知与己为助，反视之如仇讐，百端沮抑。是以近年以来当是任者全身远祸，闭口不言。”这可能是针对地方不理解监督所发的感慨。他又说：“按察司今已三四岁，不过翻阅故纸，鞭扑一二小吏细过而已，不闻举动邪正，劝激勤惰。”监督的领域极其宽广，法律规定了监督者的各种权力，如言事谏诤、弹劾官吏、司法监察、财政监督等等。胡祗遹发出的慨叹，初看与理论有些许相悖，实际却透出一种无奈，是现实的一种写照。我们常说监督之难，究竟难在何处？不是理论上难以表述清晰，而是实际执行起来掣肘于无形，不能对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不能监督，而偏又不得不做出监督样子的时候，就只能翻读一下旧书报，抓一抓小案子。
胡祗遹在元朝出任过许多官职，以精明干练著称，颇具声誉。他的叹息，不仅仅说明元朝监察官员的生存状况，更是专制社会监察体制的境遇。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监察官员常被驱如奴婢。譬如唐景云二年（711年），僧人慧范自恃有太平公主撑腰，为非作歹，逼夺百姓店铺，州县官员见了不敢依法治理。御史大夫薛谦光，觉得此时正该他说句公道话的时候，于是上章奏弹，不料反为太平公主诬陷，被贬为岐州刺史。唐睿宗慨叹连连：“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比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若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监察官员要行使正当权力，非得依靠皇权的保护才行，否则便在求公道之前，先做了奸佞小人的盘中餐，这种情景下监督者除了寻几处“小吏细过”之外，还能做什么？
谈到古代监督，人们常常称赞它如何独立，其实那是“张冠李戴”。凭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中国封建时代的监督，只是专制制度内部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在聪明颖悟的君主那里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君主不仅自束，而且给监督者更多更大的权力，可以独立思考、判断，然后直接向皇帝汇报。因此，明君统治时期的监督者，往往给人“独立”的印象。
其二，有人一生依附权贵，具有一般监督者没有的特殊性，他虽有“独立”之名，但那“独立”是依附高层人士的“衍生物”，与一般监督者并不沾边。《大唐新语》载，唐长安四年（704年），监察御史萧至忠弹劾宰相苏味道贪污，御史大夫李承嘉责问御史曰：“公等奏事，须报承嘉知，不然无妄闻也。”萧至忠对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权，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台无此例。”表面说来，萧至忠此举体现了监督者的独立性，但萧氏另外一些工夫，则让人怀疑这种“独立性”到底有多少独立可言。萧至忠最初依附于武三思，武三思败后又投靠韦后，韦氏败后，又立即投靠太平公主。投靠来投靠去的投机行为，与“独立”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三，当君主昏庸无道的时候，或者君主虽然不算昏庸，却不喜欢监督的时候，监督者就不仅谈不到“独立”，个人的命运也很凄惨。明代御史蒋钦三次疏劾刘瑾，遭三次廷杖，最后被活活打死。劾奏严嵩者皆得祸，人们益缄其口。
中国古代的监督，是帝王对朝臣的制约，是一种单方面的制约，目的是皇权不至于旁落或衰落。这种监督，与社会各阶层对统治者的制约不太相同。因此，监督发生“畸变”是迟早的事。所谓“畸变”，就是脱离正常监督轨道，而使用非常态手段进行盯梢、跟踪、谋杀的方法，比如任用特务监督大臣，使用太监监视官员。这样一来，官员个个胆战心惊，人人自危。监察制度本来为了杜绝非法而设，在特务横行的时候，作用正好相反，原先的功能被破坏殆尽。明朝万历中期，监察御史汤兆京亲眼目睹太监污辱礼部侍郎，汤兆京以为自己是御史，于是上书弹劾太监，结果触怒了特务，被廷杖而死。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会有监督？
实际上，在专制的政治框架内，太监也好，特务也罢，都是皇帝的一枚棋子，皇帝要怎么监督就怎么监督，别人奈何不得。在皇帝眼里，监督者如奴婢一样，升迁贬黜一个人说了算，生杀予夺，也与别人无干。“盛世”帝王看重监督，那是监督者的福气，而不是监督制度健全了进步了；末世皇帝胡乱监督，那正是专制统治者丑恶嘴脸的大暴露，正是专制者所谓监督具有的本质属性。
后来呢？
西哲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吧！就中国历史来说，有一千个读者，恐怕也会生出一千种观点。有人说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用“专制”二字概括足矣；有人则大加赞颂，谓中华文化独一无二，不可简单否定。谁是谁非，还是非中有是，是中有非，莫衷一是，且都有史实充作论据。
皇权统治，是不是一定与落后勾连起来，专制社会是不是一定停滞不前、毫无发展，读者诸君自有论断，在下不必饶舌。不过世人切不可忘记两个事实：第一，中国皇帝退出历史舞台的岁月刚刚接近百年；第二，中国社会封建历史有几千年，比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历史多了十几倍或二十几倍，发展速度却落后许多，原因何在？是中华民族人种不行吗？是这片土地贫瘠吗？都不是。显例就是最近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世人瞩目，且多以“奇迹”加之于上。寻其源，还不是民主空气渐浓之故？
何兹全在《中国文化六讲》中说，远古以来，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大系统，在国家形态上也出现了东西不同的两种形态。一般说，西方继承的是氏族部落的氏族一般成员权，走的是民主的道路；东方继承的是酋长权，走的是集权的道路。
谈及民主和专制，常常使人感到困惑之处，即在于民主之下也会找出专制的事例，专制体内也有民主的幼芽。《老学庵笔记》卷一云：“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此处的“高宗”指宋高宗赵构，即杀掉岳飞的那位皇帝。在专制社会，宋高宗算不上特别昏庸无道的皇帝，然而也是可以拿得好名次的。他对宰相的意见竟然如此重视，可见专制之下，某些时候臣子也不是张不得口，尤其唐宋时代之前。不过，不仅每个朝代不可一概而论，就是每个皇帝自己也是此一时彼一时，让人难以捉摸。也是宋高宗，有一次，御厨把馄饨下得略生了些，就被他送进了大理寺。
在专制社会，各个朝代虽有区别，但最终还是皇帝说了算，也就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明太祖朱元璋更加不分巨细，要求一切中外奏章都得经他过目。清代皇权比明代集中程度还要高，嘉庆皇帝曾说：“我朝列圣相承，干纲独揽”。从某种程度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专制集权色彩越来越浓厚的记录。在事件众多，头绪繁杂的记录中，寻找任何事例都不困难，不能凭此轻易肯定或否定，更不能对传统稍加增删就以为违背了祖训，就以为远离了国情，那样不仅显得太幼稚，也太草率。后人对古人可以尊重，但不能顶礼膜拜。虚无不好，会变成无根的浮萍；盲目肯定，则会陷入自恋之中，无端陶醉。下结论之前问一声“后来呢”，可能会冷静一些。
“专制文化”塑造了统治者的两种思想，一种是实行独裁统治并宣扬专制独裁合理化，一种是阉割民众独立精神并宣扬奴才思想合理化。这两种思想共同作用，使人们形成扭曲的价值观。战争时期多奸细，和平时代少党论，无不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严复曾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天下、国、家界限的消失，使专制制度在圣君、庸君、昏君、暴君之间无规律跳跃。专制制度如果碰巧遇到昏君暴君，社会就会吹拂凄风惨雨，如果人们恰好碰到一位圣君明主，政通人和的景象就会显现，各项事业就会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体制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制约发展速度，禁锢了人的创造力。曾有一幅漫画，一个被装入坛子的人紧缩手脚蜷身生活在其中，可坛子被打碎以后，那个人却毫无舒展手脚的欲望，仍然缩手缩脚蜷着身团在那里。人育制度，制度育人，长久浸泡于某种氛围，人就会由不适变为习惯。专制制度也好，民主制度也罢，对人都有这种作用吧。
“冷拒”与“酷拒”
纳谏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样的，拒谏则各有各的不同。“冷拒”与“酷拒”作为常见的拒谏方式现于市面的时候，你会非常同意这一点。何谓“冷拒”？又何谓“酷拒”？且容我先摘抄几段旧事。
周厉王做天子的时候，好利又近佞臣，大夫芮良夫劝他不要与百姓争利，也不要任用小人，并讲述了一大堆理由，结果“厉王不听”，还是继续他所做的一切。（据《史记·周本纪》）还是这个厉王，见人民议论他，便派了暗探监视，“以告，则杀之”，用这种方法禁绝了人民的声音。于是召公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两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据《国语》）这番话很有道理，结果却还是“王弗听”。
这是拒谏的一种方式。
1519年，明武宗决定南狩，百余名大臣极力劝谏，其中医士徐鏊还用南狩有碍养生之理上谏。武宗却把他们有的下诏狱，有的罚跪。大理寺的10名官员“自以职在平狱，请停止诸臣留驾之罪，且上疏极留”。
皇帝大怒，下诏狱不算，又降旨这10人和以前的几个人一同戴上枷锁，罚跪5日。不想又有二十多人“上疏极谏”，当然还是下诏狱，并罚跪5日。可能是谏者太多侵犯了皇威，也可能“囚徒满前，观者辄泣下”
的景象使皇帝失了面子，这位武宗不仅怒得杖笞了各位谏臣，而且动用了调任、降级、夺俸、削职等手段，最后有十几个人因杖而死。（据《明武宗外纪》）明武宗和周厉王拒谏的方式是不同的，明武宗以强力拒谏，自己想做的，别人就不能持否定意见，否则就行使自己的权力，让人不死也要脱层皮。此可称为“酷拒”。周厉王的拒谏方式是“不听”，没有采纳芮良夫和召公的建议，但也没有毒打他们，没有扼杀他们的生命。当然，周厉王最终仍是我行我素，你讲了也白讲，说了也白说，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这种拒谏之法没有强力参加，只有冷漠，我称它为“冷拒”。历史上拒谏的事，这种“冷拒”可以说占了大多数。
从谏者的角度说，谏而不用比谏而获咎要好；从社会效果论，无论哪一种方式对社会的发展都不利。以强力拒谏，使人生惧怕之心，难有后继者，“冷拒”则易使谏者产生怠惰之情。人浸入这种感情虽然如雾里行人，衣裳不会大湿，但此时之衣已失了干爽，日积月累必有湿透的一天。《国语》记述，厉王不听召公的谏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尤其重要的是，进谏者如果多次劝谏，“冷拒”者常生厌烦之心，此时若有奸佞者从中挑拨，情势就会发生变化。伍子胥屡谏吴王不听，又加上伯嚭的谗言，吴王便“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要“子以此死”。（《史记·伍子胥列传》）从“不听”到“子以此死”，变化可谓很大，粗看是伯嚭之言起了作用，其实还是吴王自己对伍子胥早有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