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冷拒”还是“酷拒”，都源于对谏言的不正确理解，至少没有体察谏者的赤诚之情。“酷拒”比起“冷拒”来，声名臭多了，几乎成了昏庸残暴的表征，实际上它只比后者多了一点蛮力，反过来说，后者只是形式上温和一点而已，二者内里都是一样的。谏，从来不是虚饰品，是非常实在的东西，是社会管理所必需的，是“上者”之外的人从另一角度看待人和事所产生的思想。无论它遭到何种方式的拒绝，最终都会导致思想的泯灭，社会的停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不会拒谏，而且会千方百计让人思考，因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的是思想，相反，谁听说过有拒谏而繁荣的社会？
头发与政治态度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头发的历史，几乎是和“沉重”二字相连的。从儒家思想来看，头发是与“孝”捆绑在一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古代的髡刑，“文革”时的“阴阳头”，实则体现了这种民族心理。
历史上凡是风云变换之时，头发样式总与政治奇妙地连在一起。宋朝的时候，金人就曾向汉人下令削发，元初朝廷也让汉人剃发，不过这几次都不如清廷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来得厉害，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太深广。清军进入山海关就下令剃头削发，要求投诚官吏军民都剃发。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的强烈反对，多尔衮被迫收回成命。清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谕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谈到这样做的目的，多尔衮说：“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世人多认为，剃发令是孙之獬本人剃光头发降清以后“奏请”统治者实行的，他曾上书说：“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其实，这一方面小觑了统治者，另一方面太看重了孙某人。孙之獬是谁？他不过是个归降的小臣。宋高宗害死岳飞，秦桧作为丞相似乎还具有“一点”顶罪的资格，孙之獬怕是“一点”资格也不具备。对统治者来说，臣民“心服”是目的，不过他们错误地认为“心服”的标志是“口服”。其实何尝如此？就拿孙之獬而言，在明朝他是大明的拥护者，清兵占领北京后，不是又降清了吗？口和心怎能放在同一种标准下评定？
心悦诚服与外表驯服远远不是一回事，只求其表而忽视其里，未必是明智之举。美国人罗宾·布莱耶尔在《头发的历史》一书中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有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和拿破仑三位领导者。华盛顿当了总统后把头发结成根辫子，在上面用来装饰的扑粉差不多与他的对手乔治三世同样多。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一生都梳着朴素的分头，头发刚刚长及肩下。这种风格跟保皇党人查尔斯一世和奥利佛·克伦威尔的很相近。拿破仑则是另一回事。他在军校当练习生时，常蓄着一根辫子，等到他当上年轻的司令官时，喜欢把头发松松地垂在肩下，前面还有一撮刘海。当上皇帝之后，他的发型又为之一变，短发扫过眉梢，处处都跟罗马皇帝一模一样。罗宾·布莱耶尔最后说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不是式样或政治倾向决定了个人的发型，而是性格真正决定了个人的发型。这话无比正确，不过看你在哪里，有的地方发型等等决不是个人性格决定的。比如，在中国就不可以这样评定头发的事情。
世界上存在着奇怪的心态，即容易把表面的东西看得很重要。晚清的时候，开明人士学习西方，为减轻改革变法的阻力，几乎都用“托古改制”的招数。辛亥革命时，也有人“用竹竿捅掉屋檐上的几片瓦以示革命”。说起民主，有人不得不先说中国古代就有。总之，必须寻求外在的饰物把内里遮盖得严严实实。实际上这是欺人也是自欺。其实只要不损人，不害人，哪里用得着去求表面的辉煌？哪里用得着肤浅的快意？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讲到剃发时说：“从明清间画迹分析，居官有职的，虽补服翎顶，一切俱备，妇女野老和平民工农普通服装，却和明代尤多类同处，并无显著区别。”可见，急速的变化一般限于高层，下层劳动人民变化比较缓慢。然而政策对下层生活的影响，则相当巨大，因为他们所得本来就少，最经不住风雨。不管何时，生活、生存都是第一位的，下层百姓如果只求外表光亮，就可能吃不上饭了。
有意思的是，不仅清廷把头发的式样与是否归顺联系起来，汉族的民众也把剃发看成奇耻大辱。胡蕴玉的《发史》记述过一个卖菜的佣工，无名无字，人们只叫他邢疯子。满洲人公布剃发令之后，严命剃发，否则当死，邢疯子便削发为僧，最后不知所终。据史书说，因拒绝剃发而自杀者极多。底层百姓同样把头发和政治相连。可见民族文化心理对人的制约。侮辱一个民族，用强力迫使那里的人民改变文化习俗是最为有利的手段。剃发令颁布之后，各地民众强烈反击，江阴、嘉定、苏州等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朝廷内弹劾那些倡导剃发汉官的行动也很激烈。
更令人深思的是，清兵入关以后虽然也想让明朝人剃发易服，但并不是特别坚决，曾经罢剃。据说，请求朝廷罢剃发令的人是吴三桂。剃发令罢而复行，与一部分降清的汉官推动有关系。剃发令颁行的初期，先降的已经剃发，罢剃之后投降的则没有剃发，因此官吏中满官和关东旧臣剃发，新降的汉官则没有剃发，结果朝堂之上就出现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景象。一部分汉官建议，清朝既然已经代替了明朝，礼乐衣冠制度就应该沿袭中国历代成法，满洲的官员也应该从汉；另一部分汉官为了博取满洲贵族的欢心，便倡言恢复剃发，全国官民应衣冠从满。主张剃发者为当时的内院学士李若琳、冯铨、孙之獬等。反对剃发者为绝大多数汉官，以御史赵开心为代表。谁能想到，打击汉民族文化心理极端严重的剃发易服，竟与汉官有关！旧书上常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此事看，心之异同，与族类没有关系。眼前可有香花，天涯也可有芳草，远近、民族都不是问题。
任何政治，国富民强都是目的。丢掉这一点，不管什么人的意见，对国家和个人都是不利的。
“意见”叵测吗？
屈指算来，专制社会的历史虽有几千年，圣君名臣却不多。不多，原因有多种，只以专制社会君主为所欲为的脾气而论，名臣就不会多。如果胆子不大，又缺少讲话的智慧，“谏”与“死”的联系程度就相当紧密了。人们提起魏徵时，总怀有崇敬之情，往往不在于老魏那些具体意见，而首先在于“敢”字。史上的君主提倡臣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多得是，但真要有人提点像人话的意见，砍人头者不少，把人家发配到远处者更多。明智如李世民，最后不也把魏徵的墓碑推倒了吗？后来念及老魏的好处“复立碑”，提意见的险恶于此可见。除非你翘着兰花指说：领导，我对你太有意见了。你为了国家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是危害革命。老魏的意见不是这类没有人味的话，全是皇帝怎样做才可以治国安邦的。敢披逆鳞又能全身者，老魏怕是古代第一名臣。当然，老魏再能，如果不遇到李世民，也可能小命不保。因此，后人一提老魏，必然想到李世民；说起李世民的时候，也忘不了“魏徵”。君臣捆绑如此紧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魏徵一生也不算顺利，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曾出家当过道士。在隋朝做过小官，投奔过瓦岗起义军。唐立国后，先为太子李建成效力。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没有杀他，也没有怪罪于他，而且委他以谏官之职，询问政事得失。贞观元年（627年），魏徵被升任尚书左丞。贞观十七年（643年），病逝家中。老魏追随李世民17年，一生给李世民提了200多条意见，粗算一下，一个月一条。他的意见质量很高，不是某地名不好需要更名之类，也不是某处有裸体纤夫，可大力开发其旅游资源那类混账话。他的意见，对皇帝而言是关于长治久安的，对老百姓来说是关乎安居乐业的。在我国的历史上，魏徵是提供重大意见最多的臣子，自然唐太宗可能是接受臣下意见最多的皇帝。
唐太宗践皇帝位以后，虽然知道魏徵有思想有见解，但对他的意见并不是特别认可。《资治通鉴》载：“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虽然李世民“深然之”，但看那样子，只是觉得魏徵的意见比当时的宰相封德彝的正确，经过内心反复斗争、酝酿，才“卒从徵言”。不惟如此，有一次李世民回寝宫后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原因则是：“魏徵每廷辱我。”什么是“廷辱”？字面的意思是“朝廷上当众侮辱”。其实，那是李世民的错觉，魏徵不过是当着朝臣的面提深刻的意见而已。提意见，往往指手画脚面红耳赤，猜想起来，李世民可能觉得很没面子。执权柄者都有这毛病，一方面征求意见，一方面认为提意见者居心叵测，压制意见。真是伴君如伴虎，伴权如玩火啊！后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在意见的包装上下功夫——意见外层裹着甜腻的糖衣，让听者听了很舒心。世上是否有这样的好事，不得而知。实际中好像那个“太监劝谏法”并不顶事。记得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做好皇帝的门面。”此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诛心之论，于理论可能有益，对实际生活则未必有什么好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李世民虚怀纳谏，从善如流，于己于人都有好处。没有李世民，焉得出一个魏徵？
另外，专制制度下的监督顶多是多几个魏徵，分外的话是不敢说的。如魏徵那样提提意见，碰上李世民这样素质不错的皇帝，还能获得承认，起一点监督作用。史书说李世民不敢当着魏徵的面玩鹞鹰。假如遇到一个颟顸且暴虐的帝王，老魏的项上人头还在不在就很难说了。没有制度的严格约束，谁也说不准皇帝会怎样做事。
后来李世民离了老魏的规谏很有点食不甘味的劲头。魏徵有一段时间患病请了假，李世民说，你不在的这几天我的缺点多了。老魏死时李世民以镜子喻他，实在是情集与此，水到渠成。设若当初李世民视老魏的意见如无物，设若李世民以为老魏用心险恶，就是魏徵比现在还敢犯颜直谏，他也很难有机会或有兴趣思考很多国家大事，思考了也未必肯说出来；设若李世民求谏有始无终，老魏也不会讲国家社稷。《新唐书》为萧瑀作传时云，萧瑀入拜太常卿，迁御史大夫，参预朝政。但是这个人气量狭小不能容人之短，时或意气用事，对房玄龄等人的小过失，痛加参劾，皇帝不加采纳，由是自失。《资治通鉴》谈及此事时，也说“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罢御史大夫，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萧瑀所弹劾的内容如何，我们不去管它，让人关注的是萧瑀的此后行为。他的意见不被皇帝采纳，很失落，不再议论国家大事了。一个人的意见遭受不理不睬的命运时，谁会不缄其口？不管一个人性格多么耿直，多么迂曲，说出的意见多与少，总和受到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唐朝前期不仅魏徵爱提意见，大臣们大多如此。
有一次李世民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翻成白话似乎就是：近来朝臣为什么不爱议论国家大事？老魏很实在，回答：“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李世民不愧为明君，连连点头称是。这样的问题李世民的儿子李治也问过大臣，只是那位臣子说，陛下做的已经尽善尽美，别人没什么说的了。说这样的话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思想蒙昧。
1896年8月28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赴美访问，9月2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其中谈及了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李鸿章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段话颇有独到之处：一是没有像别人那样强调清朝国情与美国不同，二是把报纸缺乏真实性直截了当地完全归罪于编辑，“倒打一耙”的猪八戒功夫很了得。从表面看，李世民是问：臣子怎么不提意见了。李鸿章在答：清朝新闻为什么没有真实性。细想理路是一致的，只不过魏徵所说的原因不同于李中堂而已。唐朝兴盛，晚清败落自有世界大势的原因，上层思考问题的方式怕也不可忽略。
世事是发展的，意见也就没有停止的那一天。臣子的意见未必很正确，人主也不一定按臣子的意见去推动世事更替，但社会必须理解臣子的苦心，给臣子一个正确的评价。不提意见的人，未必真心热爱江山社稷，意见多的人也不一定有“狼子野心”。爱不爱我们这个国家，与意见多与少不是比例关系。
嘉言还需方行伴
反面教材明武宗是朱姓王朝的一个不肖子孙。他当上皇帝不久，就以天气热为借口停止了经筵日讲，经筵日讲可是皇帝、太子的必修课。不仅如此，他上朝经常迟到，甚至干脆就不上朝了。长期罢朝大概自武宗始，至神宗就达到十几年不出宫闱一步了。至于在宫内办妓院，在外设豹房，在民间骚扰百姓，都是他任内做下的孽事。
然而历史十分有意味。正德十六年三月戊辰，武宗颁布遗诏。诏曰：“朕以菲德，绍承祖宗丕业，十有七年矣。图治虽勤，化理未洽。深惟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弥留，迨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武宗实录》卷一九七）看这段文字，明武宗并非认识不到自己的一生都做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