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念是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治天下则非文人不可。有人出于嫉妒，就挑拨说，也不能过于相信文人，太相信了会上当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毁谤，拿话刺人，譬如张九四一辈子宠待儒生，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有人取为“士诚”。朱元璋说：“不错呵，这名字不错。”那人说：“不然，上大当了。《孟子》上有‘士，诚小人也’。把这句话连起来，割裂起来念，就读成‘士诚，小人也’。骂他是小人，他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还不明白，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这番话，从此加意读表笺，果然满纸都是和尚贼盗，句句都是对着他骂的。这段文字颇有趣，揭出了人们为利益互相倾轧的古老现象，但也捅破了中国人颇具“特色”的一个心理：什么阴损的事都是臣子挑唆的，皇帝本来是好皇帝，可惜有的大臣进了谗言。朱元璋也不想搞文字狱，有人看准了他精神脆弱的一面，成功地利用了他。真是如此吗？
其实，朱元璋搞文字狱与别人的挑唆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大关系，只在皇权独裁专制这一点。别看朱元璋自己左一个“布衣”，右一个“民间”，他人说就不行了，是对皇上的不尊。媒体说，前几年的时候，有个法国平民拒绝与他们的总统握手，并且说了很难听的话，忍不住发火的总统萨科奇与他对骂。临了，也没听说总统把那个人“请”到监狱什么的。我就想，那位总统受到的刺激，不会比朱元璋初闻“张士诚”之事时受到的刺激小，他怎么没把老百姓怎样呢？又一想，古今不同，中外有异，岂可对举？
蜕变
如何识贪辨腐，是个很简单也很复杂的问题。《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卷中有康熙帝的一段话，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二月，皇帝会见大学士时说的。帝云：“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
康熙是个头脑清楚的皇帝，关注官员的生活细节。比如从秀才晋升为官员以前，好多人“负笈徒步”，而一旦进入官场，便“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职，举手投足便与以前不一样了，和平民百姓更是不同。这不是自康熙始，自古而然。倘康熙帝只关注这种不同，也就没什么可称道的了。让人觉得这位皇帝清醒处就在于，他除了知道前后的不同，而且知道这种变化需要花费银钱，对资财“所以来”的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而且有贴近实际的认识。他的话，弦外之音就是：那些官的钱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公帑、民脂！可惜，为了笼络官员，他没有追查财富的来源。虽然他并不认为那些多出来的资财是来源不明，但他坐上皇椅不久，可以说立足未稳，从策略上讲，不宜严厉追查这类事。
官员腐败导致皇权失落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是好几代积累的结果。可一旦政治动荡，军事孱弱，政权大厦立马就稀里哗啦倾覆了。因此在封建统治者那里，维护统治是第一位的，反腐败则始终要让位给“立竿见影”的政治行为。尤其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封建时期，哪个朝代的官吏不是吃民肉喝民血？只要官吏还给老百姓一条苟活的路，多大的冤屈都能忍受。《诗经》里说的“硕鼠”，老百姓已经供养好多年了，后来实在不像话了，才敢发发牢骚。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也是因为去戍守渔阳时遇雨误期，按照秦朝法令误期是要斩首的。所以陈胜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然后才说：全国老百姓长期受秦王朝压迫，痛苦不堪。假如没有误期当死的逼迫，陈胜再苦大仇深，秦王朝的官吏再鱼肉百姓，义旗也不一定由陈胜树起来。
康熙对贪官污吏宽仁，其原因在于他的新政权需要一种维护，需要一种认可，哪怕官员的“示忠”充满了虚假，他也认为相当重要。贪墨是邪恶之举，可对初履至尊的康熙来说，抵御远方的邪恶，往往不如急功近利带来的利益巨大。在深层次，康熙把肃贪清污与稳定政权或多或少置于对立位置，在思想深处将惩治贪污受贿的位置后移。在他统治的末期，出现“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的后果，其实是前期这位皇帝“圣心宽大慈祥，未曾将侵蚀国帑、贪取民财之人置之重典”造成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慨叹道：“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康熙四十九年，户部内仓亏空案暴露，涉及该部官员112人，侵蚀银两64万两。
实际上，贪腐等对政权的削弱能力是强劲的，但它如软刀子杀人，致人毙命而不会淌出多少血。它对政权的撼动，不是暴风骤雨似的摧枯拉朽，而是污水浸濡而致墙体坍塌。贪污受贿，可以引发社会一系列病症，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年轻时康熙就认为：“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主张“凡事俱可缓图，惟吏治民生，最难刻缓”。可惜，贪墨对政权潜在的摧毁力，终于被追求表面的稳定推在一旁。所以雍正即位后说：“朕今日不能如皇考（康熙帝）之宽容。”不管实际如何，表面上对贪赃的治理更加重视了。
不过，康熙的行为也明确了两点：其一，识别谁贪谁腐不难，只需将其合法收入与支出比较就行了。比如，你的同事一分钱掰两半花尚感不足，而你却整日花天酒地，你的银子是哪来的？其二，治贪不是不能，而是心怀旁骛，懒得“为”。
帝制时代的好皇帝
在人类社会中，专制时代比民主时代的时间要长远。仅以中国为例，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到辛亥革命胜利，再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国民都是在封建专制的威权下度过的。专制或民主，对民众的生存究竟有什么影响呢？这是一个宏阔的题目，一言难尽。通俗而言，民主所用的是加法，使人更像一个人，专制使用的则是减法，把人做小。民主制度尽管不是没有缺陷，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完全取代它。
对统治者本身来说，专制和民主带给他们的也是极不相同的色彩。比如，人们往往指某皇帝为明君，某皇帝是庸君，某皇帝则是昏君、是暴君，却不说他们称职不称职，其实所谓明君、昏君等，是以封建社会“君德”为尺度的，与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盖封建社会的皇帝是祖传的，并不是因为有做皇帝的本领，自然别人没有说三道四的份儿。这与民主制度下的领导的产生不仅毫不相同，评价机制和方式也不同。当然，祖传只是和平时期的事，在风云变幻的战争年月，随时可能出现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这时，刘邦、朱元璋们也许就会以底层之身坐上龙椅。唠叨这些陈言旧语，是因为人们常常好心劝告干部要“为政以德”，看似很严厉，其实还是劝人自我反省，劝人树立德行。
封建时代有电视剧中康熙那样的好皇帝吗？有，不仅有，而且有好几个，像汉文帝刘恒、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等。可惜，这样的帝王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屈指可数，在500多个正宗的皇帝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其余的那些帝王，或昏聩或残暴，平平庸庸就算很不错了。
康熙8岁即位，在61年的帝王生涯中，功绩卓著。这位皇帝对西方先进的数学运算、天文历算很感兴趣，并且掌握得很牢固。从宫中的西洋传教士那里学会了西洋乐理知识，对水稻新品种的研究也有很深的兴趣。乾隆皇帝在一首诗中曾对自己不通自然科学自嘲说：“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诗里的“皇祖”，即指康熙皇帝，“勾股弦”指勾股定理。不独乾隆，在中国的封建帝王当中，这样热爱自然科学的，也是绝无仅有的。
但历史上只有一个康熙。加上另外王朝的几位不错的皇帝，也只在皇帝群中占百分之一的样子，细究其因，根本在封建专制一端。盖封建皇帝，不受任何拘束，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最后是好是坏，是恤民是昏庸是暴虐，全看百姓的造化，一点办法也没有，有的只是隐忍，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起来造反，如果成功了，一个名字全新、灵魂依旧的王朝就算建立起来了，然后就是人们惯见的统治手段和统治方式，然后进入下一轮循环。起义失败了呢？当然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人们过着更悲惨的生活，之后，还是起义、流血、新皇帝新王朝。鲁迅曾有“两个时代”之论，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难道历史的典籍中，就没有约束皇帝的条文吗？有，并且很多。但那些不顶什么事，比如告诉皇帝怎样爱民啦，怎样勤政啦，等等。不是条文不正确，问题是执行者是主宰一切的皇帝，他爱不爱民，勤不勤政，全看皇帝自己领悟的深度，别人奈何不得。至于大臣，不管面对的是多昏庸的皇帝，也只能说他“圣明”，也要山呼“万岁”。要不就死谏，也就是宁可丢了小命儿，也要对皇帝加以劝谏。久而久之，还有好多大臣以此为荣，认为作为谏臣，让皇帝杀了是一生的幸福。如此社会结构，如此社会精神，条文能有用吗？
某个皇帝再好，也纯属个人行为，不能保证他后面的皇帝都好，连最起码的称职也保证不了。原因何在？社会制度使然。任何一个人，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都可能变得暴虐无常，实在不只是皇帝如此，也实在不只是东方皇帝如此。
罚非其罪
明朝建国以后，出现了许多史少前例之事，其一就是廷杖。廷杖并非明朝才有，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云：“隋文帝听律外决杖，不过施之散员属史，唐时杖人于朝堂，亦偶一为之，然已非盛世所宜有矣，至明乃为廷杖之法，着为国典，流毒缙绅，莫此为甚。”
很多人认为廷杖始于朱元璋，实际这样说未必科学，他不过是把别的皇帝偶尔为之的事，变得成为惯例，使这种惩戒形式极大焕发了青春——明代以前各代的廷杖只是皇帝偶尔为之，到了明代便逐渐成为制度了。朱皇帝虽有不少创新，但也离不开前人的肩膀。吴晗说，廷杖“始于元代”。
说起来，廷杖其实是杖刑的一种特殊情形，不是谁想享受就能享受，而是有级别限制的。一般草民如果遭了杖刑，不管被打得多厉害，也不能与“廷杖”挂钩。“不配”的原因挺简单，廷杖的对象是大臣，老百姓怎能混同于官宦？至于皇帝为什么发明“廷杖”，估计就是用事实告诉大臣：我是主子，我有生杀予夺之权，打人是小菜一碟，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们别惹我发火。这一招挺绝，既无情打击了肉体，又在精神上矮化了臣子，威慑了官吏。因此，自从盘古的子孙建立上下级后，臣子说话便不由自主分成了这么几类：一是不怕死的，仍旧说真话；二是会说假话也会说真话，总之只说皇帝爱听的话；三是只会“今天天气哈哈”；四是先穿靴戴帽讲逢迎话，也就是先大讲皇帝如何圣明，末尾来个“但是”，说一点有用的话；五是专讲阿谀奉迎之语。
洪武八年（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疏奏事，言辞有所触犯，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来当面责问，并在朝堂施用杖刑。据《礼部志稿》讲，茹太素的奏折有一万七千余字，朱元璋令人诵读，读到六千多字还不知所云。朱元璋发火了，于是茹太素挨了打。其实真情不一定如此。《明史》曰，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实际上，茹太素奏折中“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之语，才是朱元璋发怒的真正原因，也是导致茹太素本人被打的根魁。对统治者而言，茹太素那几句话太刺耳也太深刻了，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白话，大意为“几年来，有才能的人侥幸活下来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现在使用的都是迂腐的人”。这还得了？不要说朱元璋，历史上有哪个皇帝能容忍？
茹太素性情刚直，说话不曲里拐弯，被治罪并不奇怪。据说有一次宴会，明太祖给茹太素赐酒并赋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俯首叩谢，按原韵续句对答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太祖听了此句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总之，过了不久，茹太素被贬谪，后来又被处死了。
茹太素的奏折可能有不少大话、空话，但那不一定是茹太素造句行文的本意，也决不是打打屁股就可以杜绝的。文字是表达一个人思想的工具，文风则有社会的影子。朱元璋喜欢别人歌功颂德，文字短了恐怕不行。着眼于对臣下的震慑作用，使臣子失去尊严，树立皇帝的权威，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的。有趣的是，竟有许多人认为茹太素行文啰里啰唆惹怒了朱元璋。古代被责打的臣子中，有几个是因为文章冗长，文风浮躁？
自茹太素去世以后，大臣的奏折有什么变化，鲜有人去研究。我猜想，那将是个枯燥而又充满趣味的过程。朱元璋杀了这个又杖那个的举动，对整个明朝有很深刻的影响，敢于像茹太素那样直指朱元璋用人缺失的人少了。中国王朝一圈一圈转下去以后，最后连所谓的“蕞尔小国”都打不过了。
这就是“震慑作用”不可避免的结果：一方面它可以使国民胆小怕事，唯唯诺诺，可以让统治者耳根清净，满眼所见都是秀丽绚烂；一方面它也使入侵者遭受抵抗之力变小，国民的独立能力、创新能力降低。
鼠与器
袁世凯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是他称帝。袁氏此举让世人心灵震撼不已，感到古老中国要跳出帝制的圈子颇为不易。其实，除去称帝，袁世凯亲历的反腐也值得人深思。
袁氏做了83天皇帝，就不得已宣布取消帝制。细思袁氏此举，超过古代帝王不少。毕竟是受过新事物熏染的政客。历史上不少皇帝，反对声此起彼伏，却没有一个辞职的，只有刀架在脖子上以后，才装出“禅让”的样子，极不情愿地“让贤”。而一些“立场坚定”的皇帝则肆无忌惮地敛财、杀人，任大地流血漂橹，任生灵横遭涂炭，等人家用暴力掀翻皇椅才止住手。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这是浓缩、概括的话语，指袁世凯称帝复杂的轨迹。《袁世凯评传》把促成袁世凯称帝者约略分成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用这段话为唐先生那句简括之言作个注脚，也许不为不当。
袁氏称帝，原因虽然复杂，症结点恐怕还是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所分析的，即袁世凯“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