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帝王，夺取天下的手段与其他王朝不同，基本是“和平过渡”。说“基本”，是指赵匡胤坐上龙椅没有费太大的事儿，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为了一把皇椅要进行多年的战争。据说赵匡胤在似醒未醒的时候，部下已把黄袍披在他身上了，稀里糊涂地做了皇帝。虽然这是谁都不信的鬼话，但在后周的点检公署，赵匡胤面对范质等后周辅国大臣还是持这种理由，辩说自己受周世宗厚恩，如今被六军所迫做了皇帝，惭负天地。后来的事不必说了，赵匡胤在崇元殿举行了禅让仪式，让后周小皇帝主动把帝位让给他。不过，赵氏为这个皇位照旧开了杀戒，虽然军民流的血没有达到可以漂橹的程度，但仍有后周人的鲜血流淌在周围，也有孤儿寡母浸满辛酸的无奈。所以说“基本”二字省不得。
赵匡胤所处的是一个崇尚武力和兵权的年代。他能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与他是后周的高级将领有直接关系，更直白一点说，赵匡胤手中的兵权，是指引他走向皇椅的明灯。宋朝替代后周不久，赵匡胤就对典领禁军的将领进行了大调整，对拥兵自重的藩镇，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解除藩镇权力。这位皇帝比一般的人更清楚军事力量对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决定意义，假如他自己不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哪里能够那般轻松发动兵变？从根儿上说，宋朝皇帝不认为文人写几个字、骂几句街就可以把国家断送掉，因此重用文人。
北宋叶梦得在《避暑漫抄》中谈到宋太祖的“祖宗家法”云：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统治者不像其他王朝那样对文人处处提防，最主要在于赵匡胤认识到，军权可以对政治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异己的军事力量对皇位构成的威胁极其巨大。相反，文人的笔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对武将的担心和提防，客观上使宋朝文人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据王君玉《国老谈苑》云，有一次赵匡胤设宴，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喧哗，太祖命人好生扶出。王著不肯走，移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人硬把他拽了出去。翌日上朝，有人启奏：“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周）世宗。”要求对王著治罪。太祖说：他不过是一名酒徒，世宗时我就了解他。何况一介书生哭世宗，又能怎么样呢？啊呀呀，倘若王著生在别的王朝，不知道要被灭掉几族呢！
赵匡胤对文人的宽容，乃是他的治国方针决定的，而他的治国方针还包括对相权的分割。赵匡胤把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号称“二府”，并且不时找机会折辱宰相们一番。比如，宋代以前，宰相和皇帝一起议事时，皇帝要赐茶看座。据说，有一天，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宋太祖说自己眼睛昏花，让他们把文书送到他面前，等到想再坐下的时候，座位已经被撤掉了，只能站着议政。从此宰相站着论事成为惯例，成为制度。有学者说，宋朝宰相的权力大于以前的朝代，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很难某个人或几个人一锤定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视角可以引出不一样的结论。但不管宰相的权力小了抑或大了，都是赵匡胤有意设计的治国方略。
可能赵宋皇帝们尝到了这样治国的甜头，宋朝后代帝王都执行了太祖的文化政策。宋朝的士大夫，基本不必多虑“祸从口出”，不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宋仁宗景祐年间，四川有一位书生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其中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公然鼓吹、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交给皇帝惩治。宋仁宗却说：“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历史上提倡仁爱的帝王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到了真正行动的时候，那“仁”，那“爱”，就飞到爪哇国了。仁宗确实称得上“仁”，能够如此理解老秀才心底私密，这样的皇帝虽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不多。更多则是，先给献诗者戴一顶“谋大逆”的帽子，然后对着他的脖子举起鬼头刀，“咔嚓”一声。于是，结案。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大帝，就是用这类铁性手腕打击诗人的。
宋仁宗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方式，我们不能单纯从他个人品性的视角去看，最好看到他坚持祖宗之法的坚定性，从巩固赵宋政权的深邃目的去关注此事。后人谈及此事之所以欢呼雀跃，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太多的、无意义的杀戮，宋仁宗思考的角度充满“特色”。《宋史》记录了他与大臣郭申锡的一次谈话。仁宗说：“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卿勿为也。”我们姑且抛开鼓励臣下直谏的这层意思，只说“指陈时事”，仁宗对人性的理解就不一般。实际中，不是什么人都想推翻皇椅，讲一些不中听的话，有些人本为皇帝好，但拙于表达，有些人说东道西，则为求得官禄。历史上的大奸大恶，既有高唱颂歌的“喜鹊”，也有常做义愤填膺状的“乌鸦”。赞美和贬低，怀恩与怨嗔从来也不能成为评估一切的标准。
宋朝因为诗文导致的文字狱也有，但毕竟没有伤及更多的人，与后世比较起来也不惨烈。这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几乎可以唱赞美诗了。
《宋史》评价宋仁宗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诚哉！
仁宗不是有意识的变革者，但他有自己评人论事的思路和标准，对人有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可惜后代“矫其所为”。
丞相制，说没就没了明初，中国是有丞相的。丞相，又称宰相、相国，秦统一中国以后，设置了丞相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丞相是天子的辅佐，助理万机。在下猜想，当初秦始皇也不是想设立一个制约自己的职位，而是对皇帝的绝对权力太有把握了。
然而事实一经出现，往往就有理论不曾想之处。丞相一方面是皇帝的最高助手，对皇权俯首低眉，一方面则对皇帝的权力有所限制和约束。秦汉以后各代的政治框架，大体是按“皇帝—丞相（宰相）制”的模式构建的，直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这种模式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稍微仔细点说，朱元璋建国初期也是设立丞相的。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即皇帝位后，国号大明，建元洪武，立马氏为皇后，世子朱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后来，胡惟庸当上了丞相，在任上专权恣肆、收受贿赂。洪武十二年（1379年），有人指控胡惟庸谋反。第二年正月，朱元璋以谋危社稷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受牵连而死者达三万余人。朱元璋认为丞相制度是妨碍君主“躬览庶政”的障碍，毅然决然将通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给废掉了。洪武二十八年他下令：“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胡惟庸是否谋反，史家见解多有不同。清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认为确有其事，云胡惟庸诡言家中井出醴泉，邀请朱元璋去观赏。去的时候，有内使云奇冲跸道，“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朱元璋顿然醒悟，登城望胡惟庸的宅邸，只见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于是逮捕了胡惟庸，考掠具状，磔于市，受牵连的凡万五千人。《明史·胡惟庸传》则云：胡惟庸被处死了，他谋反的罪行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吴晗对胡惟庸一案有详细的评述，认为此案是一个冤案。
今日看来，“皇帝—丞相（宰相）制”良窳共现。优长之处是专制之下，皇权可能受到些许制约，最大的缺陷则是君权与相权缺少明确界定，极易造成政治的不稳定。朱元璋就是感到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才凭借胡惟庸之事废掉丞相制的。而且只是一句话，朱皇帝就把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给废掉了。这种变革效率之高，在享受了一些民主空气的人眼里，是很难理解的。一般来说，听证、考察、辩论，是决策者必须履行的步骤，可在朱元璋那里，这一切都不需要，他只须凭借自己的感觉做事即可。
曾读到一类文字，云：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对皇权还是有一些约束的，可惜没有坚持下去，否则……云云。其实，从朱元璋轻而易举废掉丞相制可以看出来，专制皇权下的所谓监督是多么脆弱！它是不是能起作用，就看你监督谁，监督无权无钱复无拳无勇的草民是刚强有力的，对权势者尤其对皇权而言，你还没有监督，就先被拿下了。监督云云，只是理论上的，纸面上的，与实际关系不大。
在专制的皇权下，废弃或设立一种制度只凭皇帝拍拍脑袋即可，是不需要研究考察的，更不需皇帝以外的人同意。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告诫子孙，以后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专制制度之下，皇权具有绝对强势，无人敢与之争锋。制度中增添什么，减损什么，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其他人只能诺诺连声。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朱元璋之后，他的子孙虽仍处于强势地位，实施强人政治，却常常大权旁落，太监把持政柄的机会多于以往。有明一代“权阉祸国”现象极其严重，超过中唐和晚唐。
实际上，强人政治有条件限制，简单复制很难发挥效力。当社会不再需要这种决策形式时，却仍走老路，哪有不败之理？
掩饰低微
朱元璋搞没搞文字狱，究竟搞到何种程度，说法不一。这没什么不正常。不要说朱元璋，今天的人和事刚刚过去几十年，解释已经五花八门了，让人眼花缭乱。
历史就如掩映在婆娑树影下的古建筑，总是让人看不清楚，总是隐藏一些秘密。按理，历史本是以往的人和事，不管日子是平淡安逸还是含辛茹苦，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实际发生”的一些事，常常被人有意无意地误记、漏记或粉饰、矮化，再经过岁月尘埃的掩埋，后人就看不清本应清楚的“历史”了。
譬如李世民，一直被史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赞扬他是少有的好皇帝。不论砖头厚的著作，还是图大字少的连环画，都不厌其详说他的好处，但其卑污处却不愿涉及。兄弟阋墙的玄武门之变，他将李建成五个儿子和李元吉五个儿子全部杀死，另外他斗胜以后，便把嫂子和弟妹纳为己妃。这样的事，很难说是圣明之人所为，史家倒是乐意替他排解，以李皇帝拥有少数民族血统来阐述。不过，这类“血统论”完全解答不了李世民何以杀掉他的侄子们，以及用什么手法杀死的。是用刀砍死，还是用箭射死，抑或像秦王嬴政杀死弟弟那样“囊扑”？
自然，用个人品德来解释政治上的事情是不科学的。专制皇权意味着一切，亲情、友情等等在这份大产业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假如李世民只是一介草民，未必对侄子们下毒手。权力使人们泯灭个性，更使人性中的良善迷失、消退。皇权当前，李世民夺取的手段不是最狠毒的，比他面目狰狞的人有得是。
说这些闲话，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历史是胜利者撰写的，那上面不仅有岁月极厚的尘埃，也有胜利者故意做出的姿态。文字有明确的记述，未必就是真；文字语焉不详或是断然不记，未必就是绝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朱元璋大搞文字狱一事，《明史》中没有记载，相反倒是处处为他说好话。《明史》是清朝人写的，他们也许觉得清朝文字狱比朱元璋时代厉害，朱皇帝只能算小巫，懒得记；也许觉得朱皇帝文字狱的水平低，政治内容含量极小，不屑于记。总之《明史》没怎么说朱元璋的坏话。
尤其不可忽视的，大明律中并没有“文字狱”这一条罪状，喜欢“以文字为证”的人只能寻求后人的记载，或是一些笔记。纸页上所有或是所无，实际中却所无或是所有的事物，最难得出子丑寅卯来。以理论为标准，则不能反映实际；用实际作准绳，则与理论龃龉。有名无实或有实无名，很不容易得出一个人人首肯的结论。云是言非，多出于此。不过，以皇权的专制性而论，朱皇帝搞所谓的文字狱是有条件的；同时，以咱们国家皇帝的传统论，朱皇帝搞文字狱不过是沿着惯性走，不算特别。历史上，不搞文字狱的皇帝有几个？还有一点，别看朱元璋出身布衣，实际对出身在乎得了不得，想方设法神化自己，把出身、履历说得神乎其神。草根出身的皇帝最怕别人瞧不起，事实上，贵胄们当上皇帝也确实有优越感。李世民就对他之前一些皇帝出身之低有点微词。生于斯，长于斯，又十分聪明的朱元璋会不懂这种社会心理？
自己坐了江山，出身又低，又不许人提及往昔旧事，一个方法就是让人缄口。因此说，朱元璋杀的人基本有两大类，一是贪官污吏，一是乱用字句、乱讲话的人。杀贪官，虽然狠、多，老百姓不怎么反感，史家也给予不少谅解，只把朱皇帝归入暴君之列，而没人说他是昏君。杀乱讲话的人，就有搞文字狱之实了。
但诸君可以查查历史，朱皇帝的文字狱比起清王朝的几位皇帝来，差得远了。康熙及其子孙的文字狱，多有关涉不服满清统治的政治案子，在朱元璋则极少，多是提及“秃”、“贼”等字的，也就是他自己以为对他这个皇帝不尊重的案子。比如河南尉氏县学教谕许元在撰写的祝寿表文中使用了“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句，这是古文中的话，许先生无非是想卖弄一下，可没有料到，朱元璋以“法坤”与“发髻”（剃光头发），“藻饰”与“早失”同音为据，认定许某是在暗讽自己曾经的和尚经历并诅咒明朝“早失太平”，最后将许先生杀掉了。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说，起初朱元璋挺重视文人，也不挑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