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英国为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以为乾隆祝寿为名，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递交了国书，但扩大通商的要求被乾隆拒绝。觐见之时，据说马戛尔尼没有双膝跪地，而仅仅单膝着地，这是当时中国外交上的著名事件。这个事件，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使人沉思不已，有扼腕慨叹者，责骂清朝统治者狂妄自大，痛失良机；也有连连称是者，认为清统治者不与英国人做买卖，是在维护本国利益。后人用各自的目光扫描这一事件，然后给出不同的评价。然而，骂也好，赞也罢，都是人们以后来者的眼光看待那件事情，虽然观点有科学与否之别，但都有相当的道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具体的认识中跳跃而出，可以发现，清统治者的行为完全是闭关锁国造成的。由于闭目塞听，又由于以往所谓的辉煌，当政者就养成了诸事唯我为大的心理，就养成了以僵化眼光看待世界的观念。别人已经前进十步，乾隆仍然以为别人尚在原地。马戛尔尼来华的目的本为通商，但我们看乾隆给英王乔治的信，显然是误解了英国人所为何来。乾隆说：“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乾隆误解英国人，不是他没有理解这个事情的智力，而是固有观念使他将此事轻车熟路地理解为“朝拜”。
与世隔绝和繁荣相结合的时候，就会自负自傲；与世隔绝加上不知世界已前行、自身已落后时，就会唯我独尊，自高自大；一贯与世隔绝，有朝一日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他人时，就会自卑自轻自贱。
中国专制社会带给人们的是光荣还是耻辱，用简单的一两句话并不容易说清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制度未必一定与穷困、饥馑为伍，不一定睁眼闭眼看到的都是血污和残酷。它带给社会的，是颟顸、顺从的民众，带给人民的，是饥饿与果腹相伴的命运。因为闭目塞听，社会不知道天外有天，总以为自己就是“天”，人民不知道人外有人，觉得自己就是唯一的知礼之人。因此世界上别的国家如何做事，别国的民众如何生活，专制体制下的中国民众毫无认识。乾隆就说过，中国什么也不缺，不与外国做买卖丝毫无损，受损的是外国人。要不是外国人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乾隆的子孙会一直用乾隆的观念看待这个世界。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不得不让外国的一些东西进来，古老的专制社会才有了一扇可以向外眺望的西窗。可叹的是，这扇窗户是在涂抹了太多的耻辱和血污之后才打开的。没有开放，自由、民主就会被关在门外，专制就无从显示其小其弱，皇权就会招摇过市。
知而不改，不如不知
宋朝人过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后人只能以地上、地下的史料为据，来一番比较合理的阐述。不过，这是挺冒险的活。因为文字毕竟是宋朝人及后人写出来的，地下的史料也是经过当朝人之手的。倘若他们有意神化或妖魔化某些人或事，我们今天的人难免上当受骗。但，姑且认为古人比较醇厚吧，不会为了体现“强大”而造假，不屑为了“惊人”的数字而使用可笑的计算方法。
于是，在下放心大胆抄下一句北宋末年的谣谚。民谣云：“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这条民谣是批评政府的。说，金兵压境之时，皇帝下诏求言，广开言路，悬赏聘请能够出奇计退兵者，士人、官吏纷纷上书献策。然而战事稍微趋缓，当朝者便千方百计阻扼言路，形成“城门闭（即战事吃紧），言路开；城门开（战事见缓），言路闭”的奇妙景观。士人知道了朝廷的真正意图后，当然也就不再上书了。《宣和遗事》提及此事时说得更直白：“靖康初，金人犯边，求言之诏凡几下，往往事缓则阻抑言者。”“凡几下”三个字，活画出了当朝者玩弄民众的嘴脸。
当时批评政府的歌谣还有一首《十不管》：“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歌谣中的肃王即赵枢；舒王，指王安石；聂山，当时的开封府尹；陈东，太学生领袖；二太子，指金国二太子斡离不。上面的顺口溜批评朝廷政策失误，虑思不急之务，而对危急形势却不管不问。
当时金兵正猛烈围攻太原，宋军几乎弹尽粮绝，河东危在旦夕，朝廷却忙着加强对太学的控制，开除太学生陈东的学籍。金人的秋季攻势迫在眉睫，朝廷却要求学者治习《春秋》，还把祸国殃民的罪名加到王安石（王安石死后被封为舒王）头上，对入金营为人质的肃王不闻不问。开封府尹聂山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后，宋钦宗为其改名为聂昌，意思是希望聂山像刘邦手下的周昌一样为国尽忠，却不顾收复燕山。朝廷对遭受金人威胁下的河北地区不过问，却在争论如何改革科举考试。朝廷对首都东京的安危不加过问，也无人过问金国的斡离不还会不会再次入侵，而宋钦宗却匆忙将自己的儿子赵湛立为太子。正是这种对时局极其麻木的状态，使朝廷制定的政策有如儿戏，缺乏对大局的整体把握。一年之后，金兵卷土重来，结果首都被攻破，徽、钦二帝被俘虏，沦为金人的阶下囚。人力、物力和财力曾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北宋帝国，在金朝的攻击下，覆亡了。
宋、金的这次战斗，以宋朝的败绩而告终，此后赵构执政的南宋小朝廷正式拉开大幕。
史书对金人劫掠的情形多有描述，对民众的苦难也有令人刻骨铭心的述说。《宋史》卷二十三曰：“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笔记《三朝北盟会编》引《燕人麈》云：“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力者，颇足自存。富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娼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余都相若。”战争对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打击太大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祸国殃民的程度胜于天灾。
一个国家的毁灭，首先遭殃的当然是平民百姓，但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也难有和平之日。经济脆弱可能遭受入侵，政治腐败也可以导致战争，宋廷汲汲于小事，却对影响全局的大事不愿采取有效对策，要想不败，难乎其难。
不过，对宋廷来讲，踏上正确道路也不易，所谓积重难返。只以党争而言，钦宗时代仍然延续着前代的内耗，没有除旧布新，没有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当时的官僚集团承继哲宗、徽宗以来朋党倾轧的余绪，党同伐异的陋习不断加剧。典型的是朝廷对李纲的态度。李纲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人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他却一再遭到弹劾，先是说他“冒内禅之功以自名”，“假爵禄以市私恩”等，后来又把他与蔡京联系起来，称他“卵翼于蔡氏之门，倾心死党”，结果这位“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的报国者被罢免。李纲被贬，功高震主是一个因素，但他为蔡京所荐引，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李纲一人，凡为蔡京、郑居中、王黼所引荐过的官员都遭到了排斥。其实，这些官员并非都与蔡京等人一路货色，不少人是很正直，很具才能的。党争导致统治集团人事多变，反应迟缓，严重地影响了最高统治集团对军国大计的决策。宋钦宗即位后的三个月内，“凡用四宰相，九执政，列侍从者十余人”。吏部侍郎程振云：“柄臣不和，议论多驳，诏令轻改，失于事几。金人交兵半岁，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战之说未一故也”。
昔者，王安石曾批评“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弊在何处呢？王安石清楚，宋朝所有的皇帝也都知道。然而，知道了而不改正，比不知道还糟糕。
畸形宋朝
宋朝，是个很有深味的王朝，无论赞者还是骂家都不算少。记得汪盛铎先生在《两京梦华——宋代卷》一书中称宋朝是个“令人困惑的朝代”。何处令人困惑呢？实际上与那些人颂人骂之处大有关系。比如，在学术上，宋朝硕果累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恐怕只有《史记》才能与之相比。二十四史中有三史完成于宋代。宋朝人不仅编撰了唐、宋、五代三代的“会要”和《通志》，还创立了史学著作“纪事本末”新体裁；“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是宋人。宋词在中国诗歌史上堪称一绝，与唐诗、元杂剧、明清小说一直相提并论。在其他方面，宋朝可圈可点之处也很多。例如，在政治制度上，宋朝创造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新体制，统治术为明清所效法，成为中国近古长期存在的一种国家制度。
但宋朝也是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朝代。在宋朝与邻国交战的记录中，没有几次是以宋朝得胜为结局的。宋朝打不过北方强大的契丹，只好给人家年年纳贡。党项族建立的夏朝是个只有很少领土的小国，宋朝也要给其年年输送“赏赐”。南宋对金作战，也是胜少败多。可以说，宋朝的军事史简直是一部屈辱史。国人传言汤因比说愿意生活在中国宋朝，但汤因比在哪部著作里讲过这样的话，却语焉不详。
学术上多元是好事，益处远胜于舆论一律。不论赞还是骂，都有利无害。别的不说，在两宋统治的几百年里，仅没有大的文字狱这一项，宋朝就很可爱。据说在皇宫的一个秘殿里面，太祖皇帝有三条遗训刻在碑上，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害士大夫，上书言事者无罪。在封建时代，这一条太了不起了。有人说宋朝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这一点是起了绝对作用的。假如写几句诗作一篇文章，就要遭受“阴谋造反”或是对朝廷“大不敬”的指责，谁会舍命侍弄诗词研究学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三项发明始于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充裕的物质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再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汴京的生气扑面而来，感觉比现在一些城市还要发达，只是没有现代社会的汽车、摩天高楼之类。据说，北宋时期汴梁的人口已超过百万，堪称世界之最。陈寅恪先生对宋朝的评价很高：“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但是，物质和精神的富庶并不能真正说明一切，有个金钱朝哪个方向流动的问题。直白说，各项开支的比例如何，富裕了的是哪些人，贫困者又是哪些人？这些都是必答题，不可忽略。再仔细一点，所谓富，富到什么程度，贫，又贫到何种地步？社会上是饫甘餍肥之人多，还是吃糠咽菜的人多？这些根本不是“富庶”二字可以回答的。然而这些问题比富庶本身重要。宋朝富庶，据说北宋的年财政收入是明朝的十倍，一些人很滋润，比如高官大员。官员的俸禄名目繁多，光正俸就包括俸料、衣赐、禄粟三种，宰相一个月俸料三百贯，月禄粟一百石，还有春、冬衣赐绫等等，各种收入加起来，宰辅一年的收入总在一万贯以上。蔡京一顿饭仅包子一项就要花掉一千三百贯钱。一千三百贯钱，意味着什么？一个中产之家，一年的收入大约在三十贯，四十多户中产阶级一年的生活费总和才抵得蔡京一顿蟹黄包子。还有，宋朝的土地制度与以前不同，可以自由买卖。这不错，有点创新的意思。但最终是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土地，被只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官僚、地主、寺院所占有，占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左右的农民却只占有少量的土地。《宋史·食货志》称：“自阡陌开，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这情形足以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农民以土地为生，没有土地的日子没法过，于是阶级矛盾就尖锐起来。淳化年间王小波起义时喊出的口号就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绝对的平均主义有害，但贫富的差距太大也有害。最少容易使社会走入极端，失去和谐。
饥饿永远是平民举起义旗的原因，宋朝这种起义不少。然而，富庶状况下两极分化对人性的挤压，也有不同于贫穷状态下人性受到的挤压之处。因吃不上饭揭竿而起的情况减低了，倒是富庶者对他人尊严的侵犯成为相当值得关注的话题。被“逼上梁山”者多不是因为吃不上饭，而往往是由于官府和富户的欺辱。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知平江府丘崈对村民残酷迫害。居民王齾郎等二十七家，被指为“停藏海贼”，住房被全部拆毁，并被赶出界外，不准在沿海各县居住。王齾郎等被迫起义。
一方面相对富庶，社会发展较快；一方面平民遭受挤压，积累大量不满；一方面战争失利，为求和平而拱手给人土地和金银，宋朝给人的印象大体如此。这是一个富庶、繁华的朝代，也是一个畸形不和谐的朝代，是一个软风飘拂的朝代，也是一个戾气渐聚的朝代。这种种矛盾，几乎都可以寻到一个根源：统治者的政策。
宋朝得益于它的前朝由孤儿寡母执政，掌握兵权的赵匡胤没费什么力气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也正因如此，他对武人一百个不放心，千方百计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宋朝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多却无力，都源于赵匡胤刻意的制度设计。宋朝历来把内患看作比外敌入侵更为可怕的事情，“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的主张在高层很有市场。只要官员不谋反，贪污受贿、吃喝玩乐什么都可以做。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是这种设计的直接后果。“三冗”之多，今日不必细说了，总之宋朝的金钱大多花在这上边了。钱从何处来？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向富翁收税，向老百姓收税。宋太宗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国家征税有了钱再去养冗官、冗兵，往复循环，没完没了。至此，宋朝“积贫积弱”的现象不呼而出。专制在前，不畸形也难。
宋代皇帝评估文人谤怨
与其他王朝相比，宋朝对言论的禁锢不太厉害。《曲洧旧闻》曰，因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一事，包拯上殿直谏，情绪激动，吐沫横飞，溅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而老包毫不多想，照样慷慨陈词，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乃止。有官位的人如此，一般的士人，言论也比较随便，郓州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提起此类事情，一些人颂扬有加，甚至以民主之气称之。
实际上，宋代的这些自由，与那个皇朝制定的管理政策，与龙椅上帝王的个人品行都有关系。在专制社会的诸多事例中，有些东西粗看与新事物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比如宋朝的决策过程、君臣关系等等，和现在常说的民主容貌有点像，细思却难说是一回事。看到一点不及其余，盲目肯定、盲目否定，无异于手握钢刀，冲入古代社会，对古人任意杀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