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我们老祖宗确立直诉制度比较早。《周礼》就有关于路鼓和肺石制度的记载。所谓路鼓，设立在宫殿最里层门外，让大仆掌管。如有冤无门者和有紧急事的人要上达于王，就来击鼓。大仆听到鼓声，要迅速了解情况后向王报告。肺石，指在王宫门外设立的赤色石头，有冤屈的人在肺石上站立三日，司法官即受理此案。周朝究竟有无路鼓和肺石制度，已难考实，据学者研究，当时已有击鼓上事的制度。到了晋朝，路鼓称为登闻鼓。后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这种制度的畅行。可是每个朝代，对越级上访申诉都有严格的限制，凡越级上诉，或遭笞打，或遭流放，或遭羁押。
当然，也有鼓励老百姓告御状的皇帝。朱元璋在《大诰》中申明：
地方官有廉能造福民众者，当地百姓必定深知详情。若被不才同僚捏造罪名，排挤陷害，允许本地耆宿之人赴京面奏，保全其人。因此说，“京控”能否成功，与时代特点、官员的个人品德、皇帝的道德水平、皇朝治国方略，有深刻关系。
“京控”的难点有两个：其一，基层利弊观与朝廷利弊观的冲突。理论上，二者的利弊观是一致的，实际却未必如此。宋朝太宗主政时，开封府寡妇刘某告其夫前妻儿子王元吉投毒害她，案件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定不下来。刘某在这期间也死了。后来王元吉判决徒刑。他的妻子张某击登闻鼓称冤，太宗亲自召问张某，查清是因为刘某有奸情，怕王元吉发觉才进行诬告的。于是，宋太宗将审判此案的官吏，分别加以处理：弄错了的予以处罚，坚持对了的予以奖赏。对宋太宗和地方官而言，利益显然不一致。其二，是传统观念与社会实际的冲突。下告上、民告官，在几千年的传统中一直处于道德弱势，没有经过裁断，就“错”了。对小民百姓乃至低级官吏来讲，讳与忍是必修的课程。
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一件西周青铜器，上面有一篇长达157字的罕见判例。判例完整地记载着两个奴隶主贵族为争夺五名奴隶所有权而争讼的过程。讼案是由小贵族牧牛提起的，他控告大贵族。这种行为违反了宗法等级制度，本身构成了诬告罪。铭文记载，这位牧牛，曾向司法机关控告过那位上司，称大贵族依仗权势霸占了他的五名奴隶，司法官判决牧牛败诉。牧牛不服，这次又重新提起诉讼，结果，牧牛再次败诉。司法官伯扬父在判决辞中说：你一个小小的贵族，竟敢控告自己的上级，竟敢违背前次判决时立过的誓言！不过，你这次又重新宣誓，表示要信守前约，服从判决，按法律规定，你应亲自到你的上司那里去谢罪，求得谅解，并立即将那五名奴隶归还给他。牧牛缴了赎金铜，审判结束。那个大贵族用牧牛缴的铜，铸了一件供自己使用的礼器，并在腹底和盖上镌刻了文字，记载自己胜诉的经过，以确认自己对那五名奴隶的所有权。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大贵族与小贵族之间，君王和臣民之间，根本没有共同遵守的法律，法律唯特权者利益是从，法律是有权有钱人的奴仆。宗法与国法发生抵牾时，国法必须服从宗法。牧牛是不是犯了诬告罪，以今日观念来看，何罪之有？但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无疑是一个有罪的人。
环境不变，“京控”充其量只解得近渴。
著述的存废与皇权
当我们喜形于色从书架上拿出《资治通鉴》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司马光的出众才华和高尚人格，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专制社会下统治者的重视具有极大作用。今日我们仍然有福气阅读《资治通鉴》，得益于宋英宗、宋神宗对这部书的重视，特别是宋神宗为这部史书所作的序言。最高统治者为一部书写序，不要说在封建时代是不得了的事，就是现在，也会使这部书身价大增。这样说似乎严重了，但确是实情。
写成《资治通鉴》，不消说，司马光渊博的学识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起着决定的作用，没有这一点，任何支持都没有用。然而，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我们会不会看到这样一部取材广泛，网罗宏富的书很难说。司马光虽然自幼喜欢阅读历史著作，但要写出一部不同以往的作品，只靠个人的力量恐怕是难以实现的。这一点他在给皇帝的感谢信中说过。那时当政的宋英宗爱好历史，他看了司马光写出的几卷《通志》，多所鼓励，并说书名应该加以改动。由于编纂一部大书是相当繁难浩大的工程，宋英宗不仅在精神层面加以鼓励，也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支持司马光，如“尚方纸墨，分于奏御之余；内阁图书，从其假借之便”。即是说政府供应纸笔墨砚，可以借用国家的图书典籍，也可以向私人借阅图书。并同意设立书局，让司马光推荐人才。从此，这部编年体史书又进入了集体编修的新阶段。后来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皇帝位。
宋神宗对撰修典籍的工作更加重视，书尚未编成，就让司马光先行进读。此外，宋神宗还指出，编写的要领应该“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后来宋神宗又将司马光编写和进读的《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资治通鉴》还未完成，宋神宗撰写并书《〈资治通鉴〉序》一篇，当面授予司马光。宋神宗还赐给司马光颍邸旧书两千四百卷，作为修史的参考资料。
宋神宗在《序言》里指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用它作为学习历史的最高准则。司马光一心一意写书，不过问政治上的事，神宗也不要求司马光在行政上有成绩，工资照发，待遇也没有改变。客观上为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创造了宽松环境。
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全书294卷修成呈上。神宗皇帝非常高兴，下令嘉奖相关人等，赏赐银、绢、衣带、马匹，又对宰相、执政大臣等夸道：“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国子监获准在杭州刻版。七年（1092年），《资治通鉴》版成。从此时起，这部伟大著作进入了人们的眼帘。
不论何种体制，完成一件事，领导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支持不是一种空洞无物的表态，空头支票会使支持变得轻如柳絮，变成苍白无力的语言游戏。支持是精神的鼓励，是物质的输送。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发展之时，必是皇帝对创作者多支持少干涉之日，顶不济，也是虽然谈不上支持，但也说不上干涉，更不会倾全国之力反对。也就是说，创作者置身的环境比较宽松。
如果高层支持与否的作用仅止于“产作品”，也就罢了，实际上，这种支持与“毁作品”也有很大关系。宋哲宗即位，因年幼，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宰相。哲宗亲政后，重新重用新党，对旧党（元祐党人）处分甚重。虽然司马光已死，可仍被追贬，几乎被破棺鞭尸，《资治通鉴》也面临被毁版的厄运。周辉《清波杂志》卷九“毁《通鉴》”一节云：
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挤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遬旌？”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敞高阁，不复敢议毁矣。
《资治通鉴》险遭毁版的事发生在绍圣四年，是由蔡京之弟蔡卞提议的，具体负责人是他的同党林自。此事被太学博士陈瓘闻知后，特意在太学的考题中，引用宋神宗所写的序文，蔡卞因此不敢再提毁版之事，将《资治通鉴》的刻板束之高阁了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亦有类似记载，世人多认为李焘的材料取自《清波杂志》。
可以说，宋神宗对《资治通鉴》的关怀，一方面促成了它的编纂，另一方面保护了它后来的完整。专制社会，高层的一个字、一句话就可以救活或毁灭一个人、一个团体。盖专制之下，一本书的去留，并不取决于书自身于人是否有益，而是取决于权力者的态度。就如《资治通鉴》，它的存废在蔡卞之流那里与它本身的价值无关，发挥巨大作用的是宋神宗的序言。
专制的寿命
我们提及专制社会的时候，对它如何禁锢人的思想，如何制约社会发展，常常给予深刻的揭露。与民主社会比较起来，专制社会的弱点不言自明，无须再加赘述。
然而，腐朽的封建旧王朝崩溃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新的封建王朝又会奇迹般地重新建立起来。新建王朝在社会结构上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不同的仅仅更换了帝王姓氏，基本制度却鲜有变化。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比如，秦王朝并没有像秦始皇希望的那样，传之万世而不衰，在农民起义的猛烈打击下，仅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然而，秦王朝灭亡之后，新建立的汉王朝却存在了426年。公元220年汉代覆亡之后，人们又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时代，至581年，隋朝兴起。在这个不短的时段内，社会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坍塌又建，建后复又坍塌的过程。专制社会带给人们的生活虽然难以称意，新建王朝却可以延续几百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各朝各代起止年份得以验证。仅以秦以后的朝代为例，就很可以看出专制制度的长久。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存在15年；汉朝：公元前206—220年，存在426年；三国：公元220—280年，存在60年；两晋：公元265—420年，存在155年；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存在169年；隋朝：公元581—618年，存在37年；唐朝：公元618—907年，存在289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存在53年；宋朝：公元960—1279年，存在319年；元朝：公元1206—1368年，存在162年；明朝：公元1368—1644年，存在276年；清朝：公元1616—1911年，存在295年。各个朝代的起止时间，学者们所认同的结果并不一致，有微小的出入。不过，这并不影响中国封建王朝何以能长久的话题。为什么这种制度能够更替和修复，得以延绵几千年？学者们一直在探讨。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它与宗法同构体、一体化目标等因素互相影响，修复、延续封建王朝。说白了，一统天下的皇权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不管哪种势力获胜，称寡道孤，始终是人们不能忘却的目标。无论何人建立政权，都难脱此途，不管是贵族还是农民义军。一种模式能够深入人的骨髓，必有原因。专制王朝死而不僵，也一定有不可忽略的因素。对上层来说，专制社会不仅给他们带来了无数特权，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模式。比如，有些皇帝“占着茅坑不拉屎”，但中国的封建专制模式却可以使社会比较有规律地运行，不因皇帝的尸位素餐而立即停滞。这从明代几位皇帝身上可以看出来。明世宗朱厚熜（1522—1566年），年号嘉靖，在位四十多年，1540年起就不与大臣见面，直到去世，总共和群臣见过4次面。明神宗朱翊钧（1573—1620年），年号万历，10岁即位，在位48年。初期做事还算有个君主的样子，后来就不理国事了，也不与大臣见面，只在1615年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其他时间就是躲进深宫恣情作乐。在他统治期间，不仅全国地方政府的官员缺少过半，就是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也多有空位，全国行政陷于停滞状态。明熹宗朱由校（1621—1627年），年号天启，在位8年，是一个狂热的木匠，做起木工活来经常挥汗如雨，制造的桌椅案柜十分精美，雕刻的屏风出其右者极少；然而他对政治则是白痴，把朝政交给太监魏忠贤，明王朝的根基全部被挖空。但社会一直运转至崇祯才亡，不能不说专制模式奇异独特。
上层既可以有无上特权，有效维护本群体既得利益，又可以优哉游哉生活，这样的模式权力者会弃之不顾？显然不会。此为一。
不特此也。这个模式对下层草民百姓而言，风调雨顺时可以填饱肚子，天灾人祸频仍时，上层利用独有的话语权告知百姓：发生这一切，要么是君主身边有“小人”干政，要么是上苍发怒，总之专制社会的君主还是不错的，老百姓不应责怪他们，只能自怨自叹。尤其不可不提的，中国古老的专制制度，曾经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几如富贵之乡。客观上，这也对下层百姓有好处，至少可以身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明代后期，传教士利玛窦给中国皇帝绘制地图时，为了满足皇帝的“中心论”心理，故意把中国放在了世界地图的中央。为什么利玛窦要拍明朝皇帝的马屁？原因之一，就是那时的明朝比当时的意大利繁荣。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多么奇巧与奢侈，中国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这些话恐怕不仅仅代表利玛窦本人，同时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今日我们觉得古代人狂妄自大，实际是用现代的眼光烛照古人古事的缘故。自大，有时是出于狂妄，有时则有实绩做底子。
英国的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一直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从1300年到1820年，即使遭受了从元朝到明朝，再由明朝到清朝之间的多次动乱，但中国经济仍处于一个粗放式的增长时期。但是到1820年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是中国的两倍。在这几个世纪之中，中国同世界经济基本上是隔绝的。但即便是这样，1820年时中国的总产出仍位居世界第三位，它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是令人钦佩的。以1900年的收入作为标准计算，1700年，世界人均GDP615国际元，中国600国际元，美国527国际元，中国为世界的0.98；1820年，世界人均GDP668国际元，中国仍然是600国际元，美国1257国际元，中国为世界的0.90。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这组数据可见，中国古代一而再再而三建立专制制度，未必都是狂妄自大的表现。此为二。
上面说到的两点，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但很难说是根本上的原因。就中国屡次建立专制制度而言，内在的原因与以往的成绩大有关系，而外因则是闭关锁国、与世隔绝，丝毫也不了解外面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