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对物质追求相当厉害，敛财名目有二三十种之多，比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那个颇获后人青睐的《天朝田亩制度》，讲求“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实际是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也就是全归他洪秀全。王府里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远不是一般百姓的气派。天王府有2300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个男人。他有88个后妃，为便于传唤，洪秀全依次将这些女人编号。有的研究资料说，天王洪秀全从41岁进驻南京到1864年6月自杀身亡，11年中从未迈出过京城一步。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进驻南京后，洪秀全每次过生日，部下蒙得恩都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要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大选美女；后来竟然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都被天王选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京城的3000名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
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收选了500首洪秀全的大作，其中476首是太平军进入南京头三年中写给后妃的。洪天父定有“十该打”条规：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诗里规定了后妃参见天父时目光所处的位置：
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
天王还强调，惹他发火就是死罪，这个时候他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下跪，恳求息怒，不求就别怪洪天王大开杀戒。
从这些数字看，即使洪氏起事真的成功，他也未必抵得上他瞧不上眼的统治者。在家天下环境下产生的皇权，不论皇帝本人出身多么贫寒，骨子里都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极其感兴趣，极其认同，也极其尊崇，无师自通，不由自主重复老路，从刘邦开始莫不如此。因此，反抗云云，不过是毁掉原来权力者拥有的一切，然后建起与过去如出一辙的新的权力机关。洪秀全对社会的统治方式，说明他对封建专制社会并不反感，不仅不反感，还变本加厉。
爆发于专制制度下的起义，目的不一定就是反专制，不一定就是反封建。洪秀全揭竿而起的目的，未必如后人宣传的那么伟大。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专制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他一人之淫乐，而且视为当然，认为：“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洪氏根本未脱出此道。
往事已去，是非曲直，于今日的意义恐怕只在为后人提供借鉴而已。
洪秀全的路，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轨迹，其实映照出所有封建专制者的嘴脸。
“任务”
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一案，乾隆处理得令人瞠目结舌，实际有他的苦衷。如果寻根问底，他这个皇帝最终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李侍尧犯贪污大罪，原因自然涉及许多方面。但谁也否认不了的诱因，就是乾隆自己。乾隆皇帝喜欢排场、享受，乐意让大臣进贡。李侍尧贪赃枉法，与他热心为乾隆办贡有相当深的瓜葛。虽然乾隆皇帝知道让大臣进贡可能出现不少违法之事，曾经晓谕各督抚，要洁清自矢，毋专以进献为能。可事实上，他对进贡的大臣颇有好感。乾隆晚年发生的几桩高层贪污案，与进贡都有关系。嘉庆皇帝曾说：“进奉一节，最为吏治之害。”
清朝时，各省总督或巡抚都要在重大节日或年终进献方物给皇帝，一般分为年贡、端阳贡、中秋贡等不同名目。乾隆初政之时，律己比较严格，进贡问题并不严重。从乾隆十六年（1757年）首次南巡及圣母皇太后六旬庆典之后，进贡方物之风渐盛。此风一开，臣仆们为邀宠，对皇帝的秉性、爱好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便投其所好。于是，价值不菲的古玩、玉器、字画，以及外国的奇珍异宝，陆续送到乾隆那里。
后来，督抚们办贡方式也大有发展，由所谓“自行制办”发展到下属帮助“购买物件”，名曰“帮贡”。办贡的盐政、关差、织造们，则令盐商、洋商出资代办，他们自己不掏一分钱。
臣子们每次进献的贡品达数十种，其中一柄“如意”，督抚把一年的廉俸积攒起来也买不起。李侍尧在任上进献的珍品数目，已经很难统计清楚。仅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那一次，还是粤督的李侍尧被乾隆“驳出”的贡品就有数百件，其中包括玉器、宋元古瓷、珐琅等。所谓“驳出”，其实就是乾隆没有看上眼，退回给李某了。
皇帝热衷于某种事物，必有下属百般迎合。此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时推动进贡高潮的不仅有李侍尧，还有和珅、福康安等人及整个统治集团。
进贡之风不仅戕害了政风，而且毒害了社会空气。办贡、进贡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送给皇帝的礼物从来都是“暗箱操作”的，过程不公开，账目也混乱。督抚、州县官员层层扒皮，到了底层老百姓那里，恐怕要拿出高于贡品千倍万倍的金钱。当然，也不是没有人看出此举之弊，御史钱沣曾建议皇上以后不要接受贡物；御史郑征奏折云：“近如王亶望、国泰、陈辉祖之流，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囊，求索无厌，贿赂分行，以致属库多亏，无能过问。”可惜，自大复又自负的乾隆哪里能真正听进去？
内心虽然听不进去，但红头文件表述的态度十分明确：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然而，“上谕”归“上谕”，这位被后人称颂的盛世之主从来也没有停止收受贡品。清朝档案说，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征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早几年时，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这位皇帝八十大寿时，排场之大，令人惊讶！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全部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进贡更不消细说了，省级三品以上大员都有进献，京师内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两淮盐院以四百万金协办这次庆典。据说庆典共用经费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
人们提到慈禧往往说她奢侈，其实还不是和老皇帝学的？只是她有点生不逢时，正赶上了兵荒马乱的年月，倘在盛世，她那点事也就不一定有人说。世人云，弱国无外交。若将此话演荡开来，也可以说，弱世无是处，盛世无错误。扯得太远了，还是说慈禧的奢侈。老皇帝的行为，对新皇帝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都有前代的影子。
进献之风，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会停止呢？停止不住，必然上行下效，官官如此，层层如此，结果官员就会以进贡为由大肆贪污。查抄李侍尧在京家产清单上的“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等物，就是李侍尧进贡物件，只因乾隆所收贡品中等级有比这些高的而被“驳出”。
有人或许说，乾隆奢靡，喜欢排场，大臣对进献之风态度懈怠或嗤之以鼻不就行了嘛。其实这是一些喜讲空话者常说的话。在专制社会，一个人能不能当官，可以当多大的官，皇帝一人说了算，想求得皇帝宠眄的臣子，哪里可以收住进贡的脚步？乾隆大搞文字狱是为了皇权，现在大兴进献之风，同样也是出于皇权。治理国家的措施不论好还是坏，哪个臣子敢不执行？《诗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体制之下，皇权安排任何任务，臣民都必须想方设法完成。结果自然就是，乾隆个人的奢靡，导致进献之风大盛，进贡又以各种形式刺激官吏贪污婪索，统治阶层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道德防线，时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到了清朝晚期，社会百病丛生，“无官不贪”已不是猜测，大清最后在历史视野中消隐了。
皇帝的某种失当措施，不见得会直接引起社会覆灭，甚至不会直接引发溃烂，但会成为一种“药引”，引出一个个弊病。过去商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筷子，箕子见了恐怖得发抖，原因就在于使用象牙筷子必然带来无休止的奢靡。皇帝为一时痛快，可以轻易宣布某事为任务，殊不知下属为完成这项任务，可能弄虚作假，可能行贿索贿，可能强烈搜刮底层。这些，仅靠一纸禁令是无法避免的。从来臣子为完成皇帝布置的任务多不遗余力乃至丧尽天良，对同样来自皇帝的附属命令则有所变更，有所忽视。为何如此，可能还是任务于升迁关系重大吧。
“未察虚实”
先从《清史稿》中抄几句嘉庆皇帝褒扬曹锡宝的话。他说：“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
由“故”字可以看出，这是一件旧事。嘉庆帝所说的御史曹锡宝，是乾隆朝的陕西道监察御史，字鸿书，一字剑亭，上海南汇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入仕后在很多岗位任过职。这是一名坦率，刚直，严谨，尽职又尽责的好官员。他当监察御史时，见协办大学士和珅的奴仆刘全仗势谋利，逾制不守，论告弹劾。不想侍郎吴省钦把信息提前告诉了和珅。等到曹锡宝的奏章到了乾隆的手里，和珅早把一切安排妥当了。自然，曹先生的控告就无凭无据了。最后，曹锡宝只能承认自己“冒昧”，又承认“杜渐防微”等语失当，请求给自己治罪。乾隆皇帝仁慈，宽恕了他的罪行，改为革职留任。
曹先生受此惩罚，真是有苦无处倾诉，但乾隆帝也有他的理由。针对曹锡宝一事，他亲手写了感想，也就是史上所说的那篇“手诏”，强调自己为政从来不去猜疑别人。如果委任群臣却不能示人以诚，而是猜疑防范，根据子虚乌有的谈论，仓促加罪别人，天下人就会十分恐惧。“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讬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从乾隆皇帝这份手诏看，曹锡宝不仅罪有应得，若不是皇恩浩荡，结局可能比这还严酷。曹锡宝弹劾和珅家奴不对吗？乾隆说得无理吗？都不是。原因在于：那样一种体制，谁可以动和珅一根毫毛？只有皇帝本人有这个权力和能力。监察御史是给皇帝做事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在监督之列。简括说，皇帝的红人是不需要你来监督的，最少你没有能力细察虚实，而只能如乾隆指责曹锡宝的那样——未察虚实。据说乾隆皇帝晚年曾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产生这种现象，与曹锡宝们的遭际不无关系；而曹锡宝的被惩罚，则在更深层次暴露了监督者尴尬的地位。清朝之前，曾有统治者允许言官“风闻言事”，顺治皇帝也指出，“即使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言官没有时间和能力察纠“虚实”的不足，起到了“广开言路”的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监督中的问题。而且“风闻言事”，对官员之间的攻讦之风有所助力，监督力量以另一种形式遭到削弱。
专制的皇权社会不是没有法律，有些条文甚至比今日的法条还要细密、严厉，监督措施也伸向各个领域，官场上下，章法清晰，有条不紊。然而，执行起来却左支右绌，七跌八撞。据《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等统计，科道奏疏中有关弹劾的奏折不仅少，而且大多为“毛举细故”的“条陈”之疏。学者王春瑜先生说，由于直言不讳、依法纠弹会招来横祸，所以，“朝臣皆明言事为戒”。这个局面不是某个皇帝故意创造，而是体制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极端的专制制度下，皇权愈强化，监察权则愈有名无实。皇帝的个人意志，制约着监督的效果。如果弹劾的对象是皇帝的宠臣佞幸，即使有罪，皇帝也可以对被弹劾者“释置不问”；甚至反责弹劾者“所劾不实”、“受人请托”、“徇私报复”。康熙朝，巡抚噶礼在山西卖官鬻爵，贪贿不法，结果弹劾他的御史所言皆无据，被褫革降调，平遥民郭明奇不仅被说成诬告，而且被说成“屡坐事走京师”的逃犯，押回原籍治罪。清代官场如此局面，也可算其来有自。
清仁宗亲政以后，当机立断诛灭和珅，并籍全家，奴才刘全自然也被籍没。面对和珅一案，嘉庆帝想到了曹御史。于是，写了几句赞扬的话，目的很明确，就是“以旌直言”，希望官员向曹锡宝学习。然而，深层问题不解决，学得了吗？无非平反前朝旧的冤案，却没有办法防止另外的曹御史蒙冤。仍旧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曹锡宝自是曹锡宝，和珅自做和珅。
“京控”
清代，普通人、普通案件的上诉程序及复审程序是怎样的？“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说白了，所谓京控，就是到京城控告。
老百姓缘何走“京控”之路？是不是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吃饱撑的？显然不是。俗谚曰“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状”，老百姓是柔弱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官司告状，更不愿惊动上一级。小民有了冤屈，自己又不得排解，才会走上告状这条路。初告不得伸，告到上一级，仍不得白，便再上告，直至京城。对小民百姓来讲，衙门是可以“讲理”的地方，更高一级的衙门是一个比基层社会更具“权威”的所在。京城，是皇帝居住之地，是政治文化中心，老百姓对那里所怀的希望最大。实际上“京控”也是一种“上控”，假如老百姓赴京告状之前，冤屈已得伸张，谁会损财伤身大老远地跑到那里去！
“京控”，对皇朝是有利的，它能加强统治者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也可以下情上达；然而对原来审结此案的官员来说，却有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无论结果如何，皇帝从此触到了一点那个地方政府的信息。乾隆曾说：“朕勤求民隐，唯恐乡曲小民含冤莫诉，每遇来京具控之案，无不特派大臣前往审办。”虽然此处他只提到“小民含冤莫诉”，但可以想见，“小民含冤”的原因也会进入他的大脑。地方官员最最担心的是，假如发生集体上访、村族械斗之类案件，皇帝就会在脑海里留下州县官员处理不力或无能的印象，进而影响自己的仕途。
“京控”牵扯的范围非常广，金钱是一个方面，交通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尤其，每个朝代对“京控”都有各种限制，官府里的人还有种种刁难之法。明朝初期，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人，赴京状告本县县吏害民，经过淳化镇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弓兵马德旺索要钱财。朱元璋闻知此事发火了，将弓兵马德旺枭首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示。朱皇帝是穷苦人出身，对贪官污吏毫不手软；又加上明王朝建立不久，元朝灭亡的教训墨迹仍新，故而对底层的事情极为重视。历史上只有一个朱元璋，明朝只有一个幼年时期。历史难以重复，不论优点还是缺点。
不知道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不少人觉得，古时候民告官比较容易，进一趟京城不仅可以见到包拯那样的大臣，如果幸运的话，连皇帝本人都可能见到。实际上，未必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