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飘荡着贪污受贿的浊气，原因不在于底层，而是高层。从皇帝到大臣都贪腐了，小臣、胥吏焉能不贪？万历年间，三吴地区发生灾荒，朝廷派人携内帑万余金前往救济，但“民不沾实惠，却被有司里长乾没了”。地方官吏，为贪赃受贿，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面加重赋税，一面巧取豪夺。明代中后期，社会充斥着戾气，邪恶之风何来？当一个社会只靠皇权维持统治时，君王自身的素质起着决定作用。明朝中后期的皇帝是否劣于或胜于乃祖，只言片语说不清楚，但贪图逸乐这一点，远远超过朱元璋，打击监督者的能力也远胜其祖。在一个毫无约束的专制社会，统治者必有绝对权力，而统治集团又只知吃喝玩乐时，贪污受贿的恶行便自然横行于天下，久而久之，邪恶之气便积聚起来。监督和公开，虽不是万能的，却是可以对专制起一点阻遏作用的。当然，建立监督机制关系到体制，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表面上，中国古代也有监督，但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
山东孟庙的碑刻中，有清代山东巡抚国泰所立的石碑，上面刻有一首诗，云：“余谬守是邦抚齐鲁，每逢役过瞻拜明栓，常怀报国无劳乏术，俯仰数初自愧何人？”意思是说，我治理齐鲁大地，深感未能报答国家。言辞很感人，可惜国泰是一个大贪污犯。御史钱沣弹劾他，但他有通天的关系网，当着钱沣的面大骂道：“汝何物，敢劾我耶？”在这样的体制下，监督价值几何？
计算方法
后人一直说，明朝官员的俸禄太低了。这话的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深意，我们不是很清楚。联系到明朝后期，官员大肆贪污受贿，似乎在告诉人们：薪俸低，会导致贪污。
缤纷的社会现象，真让我们不懂经济的人看得眼花缭乱。比如宋朝给官员的俸禄那么多，也有人贪贿；明朝一直被后人视为“薄俸”，明太祖时代廉洁的人却很多，但明太祖不满足，他要建立一个没有贪占的完美社会，贪一点就杀无赦。他去世之后，朱家子孙似乎坚守着老祖宗的规矩，实际却只是名义上的，各种条文松动了许多，可是贪污者也随着多了起来。俸禄与贪污究竟是什么关系，真是一道复杂题目。
薪俸是如何确定的？是不是皇帝吃完饭打个饱嗝说，正一品官员每月支米87石吧。其实不这样简单，一个社会的俸禄是微薄还是丰厚，并不是个孤立的数字，而是与社会收入相关。虽然顾炎武说“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但他并没有把俸禄薄视作明朝贪风之炽的单一原因。顾炎武认为，刑法太轻与官俸太薄结合在一起，才导致明代官场贪婪和无耻之风弥漫。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也多次提到明朝的俸禄，提到腐败。不过他没有专门慨叹于此，倒是也指出当时社会资源匮乏这一现实。薄俸必致贪渎之说，俨然已是一些学者的结论。
古代学人和今日研究者的计算方法，在朱元璋眼里，可能匪夷所思，然而可能更理性，更科学，于后人更有益。素来，看清内里，需要后退几步，反思过往，不能只简单颂扬。不过，看看朱元璋为什么这样制定俸禄，是有好处的。对一些信息，你可以不同意，但没必要隐匿不彰，这对后人没有益处。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俸禄并不薄，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就是1044石。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873亩田。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17头牛耕种，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作。收割之后，农夫要走很多路将未脱粒的稻禾挑回去。为了正一品官员每月87石米，老百姓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朱元璋的视角，也许有点滑稽可笑，但它却蕴含着一个天大的道理：官员的一切都是老百姓提供的，俸禄的薄与厚，不能脱离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朱元璋时期老百姓的生活更苦，因此老朱本人不仅觉得俸禄不薄，相反，挺优厚。朱元璋说，“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
俸禄薄与厚，是个复杂问题，一句话不好说清楚，要把好多因素考虑在内。白居易说：“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赋而制禄，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户之众寡，禄之厚薄必称赋入之少多，俾乎官足以理人（民），人（民）足以奉吏。吏有常禄，财有常征，财赋吏员，必参相得者也。”（《中国古代人事制度》）如果一味比较数字，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大国与小国，穷国与富国，肯定差别很大，凭此便自傲自大或自轻自贱，太肤浅、太不科学了，比来比去，有什么意思？
俸禄薄厚只能相对而言，不可一概而论。明朝俸禄低还是不低，各有各的计算方法，不多提也罢。但有三点不吐不快：其一，不同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计算者要扪心自问：你的方法是否科学。比如甲团体有20人，乙团体有10人。甲团队每人有1元钱，乙团队每人有2元钱，当然甲乙两个团体都有20元钱，于是甲队自豪地说，我们和乙队队员一样阔！或者乙队头头说，甲队今非昔比，真阔气了，应该承担和我们一样的义务都是不对的。其二，薄俸致贪是个伪命题。任何社会，俸禄再薄，也决不会薄得让人活不下去。如果偏要用人类的俸禄过神仙的日子，今天包“二奶”，明天包“三奶”，整天嚷嚷薪水太薄，要“高薪”才能廉，那是为贪污找借口。贪腐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因素，是体制问题。有清一代，官员的俸禄银之外还有“养廉银”，且“养廉银”是俸禄银的成十上百倍，但官员仍贪墨不止，“廉”没有一点踪影。其三，权力者制定规则要想到老百姓，具有话语权的人也要想到老百姓。俸禄高还是低，要看看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要眼观富国，然后说几句梦呓般的话。
生计问题
提到《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我们常说某某人是逼上梁山的。一个“逼”字，首先让人觉得物质极其匮乏，难以果腹，只能铤而走险。实际而言，起来造反的，不见得必是缺吃少衣的人。你看那些梁山好汉，有几个是吃不上饭的？或许《水浒传》是文艺作品，不能以它为据作论点的注脚，其实此类事情历史上也很不少。
唐朝末年，盐贩子出身的黄巢，既不缺吃，也不少喝，根本谈不上贫苦，可他举旗造反了。他的起事，与当时统治集团奢侈无度大有关系。世界上财富就这么多，官吏占据多了，其他人必然就要吃苦受罪。因此，一些政治家告诫官吏千万不要与民争利。客观说，黄巢起事，与乱纷纷的环境有直接关系；主观说，黄巢其人乐意做官。做官的路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拉起大旗造反，然后以此为筹码和朝廷讨价还价。
与朝廷交涉有个过程，这期间那些上了“梁山”的人，怎样解决生计呢？黄巢血洗泉州劫杀了不少富商，此后几次攻城略地，获得财宝无数。不过，黄巢的这种政权，不事稼穑，不事贾贸，与工农业生产无关，终究会有供给匮绌之日。唐僖宗中和三年，黄巢率军围攻陈州，军粮缺乏。于是便“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这段文字，描摹出了黄巢式的起义如何做事。虽然仅仅是一角，却可以叫人思考许多。史式教授论述太平天国时说，在打下南京之前，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到之处，财货取之不尽，领袖们从不为经济问题操心。也就是，当农民起义的队伍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政权存在之时，他们可以“打富救贫”，实行军事共产制度。但当他们正式建立一个政权，需要发展经济时，打江山时的老办法就会此路不通。
促成农民起义的因素恐怕只有三个，一个是天灾，一个是人祸，另一个是政治黑暗。天灾使人们的生命毫无保障，这时的灾民最容易发生暴动等事件。如果官府能够及时慰平民众脆弱的身心，不一定就会引发农民起义。就老百姓而言，只要能够有口饭吃，就会山呼万岁。中国的老百姓，在强权之下生活了几千年，尤其如此。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在有食物果腹的情景下，老百姓中的一部分人也会起事，此为“乘势而起”。梁山好汉就是这般。
大宋的好多制度在宋徽宗时代已经露出破绽——比如“梁山好汉”中好多人物是赵宋王朝公职人员，尤其不少人曾在大宋的司法系统工作，他们平时的行为破坏了公正。就拿插翅虎雷横来说，他本是郓城县尉司管下的步兵都头，本职工作为“擒拿贼盗”，但他却拿着纳税人的银子，为非作歹，靠“开张碓房，杀牛放赌”赚外快，还结交黑道分子。雷横这样的人，在大宋王朝司法界肯定属于少数，为十个手指中的一个，否则大宋也不会存活几百年。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信号，说明社会机器运转出了问题。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徽宗，应该见微知著，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扯得远了，打住。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不能用夺取政权时的路数解决当政后的生计问题，不管是统治者自己的，还是涉及老百姓的。我觉得，一直主张“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梁山好汉，如果真的坐了龙廷，对民生问题的解决不一定超越宋徽宗，甚至未必好于宋徽宗。他们不是谋求新方法治理社会，而是走老路，“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自己做皇帝。一旦变成统治者，便也有了原先竭力打击的那种嘴脸。
第三章一言难尽的士人古代的“士”，种类很多，文武皆有。一度，士是有土地的，是宗法土地贵族系列中最末一个级别。春秋中后期，士中的文化人多起来，也就是，像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增加了。直到现在，人们仍不时把今日的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士相提并论。
士的历史，铸造了士的两个品格：家国情怀和御用心态。
这两种品格并非笃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何时显现，也依赖于社会现实。士的爱国，是出于真心。有土地的士自不必说，没有国家，他们哪里会有土地这种财富？爱国，实际上与爱家、爱自身捆绑在一起，这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出于自愿。当然，不是所有的士都有土地，也有贫士、穷士。那时户籍制度并不严格，士可以去各国贩卖自己的观点，不依附于固定的人主。
士，以自己的思想与国君交往，见风使舵，也可以说他们辅助国君治国。如果他们的思想达到预想的效果，原来贫穷的士人便可骤然富贵。冯谖、苏秦即为例。春秋战国时期，国君争取士人的方法，就是厚其爵禄以尽贤能。
为取悦当权者，士人并没有固定的思想，而是看国君之所好。商鞅初见秦孝公，大讲“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第二次见秦孝公，大讲“王道”，秦孝公不耐烦；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秦孝公开始兴奋了；第四次见秦孝公，大讲“强国之术”，于是秦孝公认定商鞅是个人才。后来商鞅被封，富贵到极致。
未仕之士，与各国统治者的联系也是很紧密的。孟子周游列国，所到之国，多有馈赠。韩非子说：“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国的概念，在未仕之士眼里，与有土地自养的士可能不同，他们的胸怀更加宽广，不局限于求得某一国家的安稳，而希望自己的知识对每个国家都有用，希望每个国君都能采纳他们的主张。因为，他们的基本利益与国君是捆绑在一起的，他们学说的出发点也在于使国君更好地维护统治，而不是着眼于老百姓。
但他们时常提到“民”。这非常值得人思考。在他们看来，诸种问题中，如何对待“民”是极其重要的，统治者对民的态度与政策，关系到社会的安危。不过，这个“民”未必是草民。古时，草根小民，对统治政权的撼动几乎不存在。周厉王被国人赶走，那些“国人”，不属于草根阶层。
但无论如何，家国情怀已经在士人心田深深扎根。
同时，士人欲把自己的思想植于权势者的观念，犹如蔓生的野草，无拘无束地发展。寻求御用，在小国林立的时候为了生存，不得不尔，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建立以后，就不仅仅如此了。
中国古代的“士”，时下吃香得很，其形象基本是为国为民，满腔正义，人格独立。人们现在习惯把当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士相提并论，不仅着眼于知识分子发展的历史，似乎也在于对时下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多所不满。不过，士的含义十分广泛，种类也较多。顾颉刚先生说，我国古代的士，都是武士。此论颇受质疑，士种类之多及他们的主要任务，于此可见。
西周那会，士属于土地贵族系列，是分封制中的一个等级。春秋中后期以后，士式微了，已经难成一个等级了，后来私学兴起，文士渐多。他们凭借自己的思想和社会交换，获取生活资料。国君求士，豪门养士，“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士人入仕，得到了上下认同。吕不韦曾问他父亲：“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又问：“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入了仕，富就不请自来，藉此获得高官厚禄的士人，十分活跃。那时，社会的主流文化，不是某位统治者划定的，而是出之于文人阶层，但这个文人阶层的领导者是士大夫集团。
未仕之士，虽没有被养的名分，与各国统治者的关系也很密切。孟子到各国游说，诸侯馈赠的礼品极其厚重。孟子到齐国，“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五十镒而受。”孟子到处受赠，生活质量很不错。
嬴政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后，士人的思想完全统一于秦始皇个人的思想，士人过去享有的权利，包括相对独立的人格丧失殆尽，士人被御用的色彩日益浓厚。
刘邦的出身本来极其平常，但一些人对这位汉朝的开国皇帝进行了“全方位”论述，查出其父其母的真名实姓。东汉学者王符，说刘邦的父亲叫“刘煓”，魏晋时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则说刘邦的父亲名“刘执嘉”，刘邦的母亲姓王。也有人认为刘邦的母亲不是姓王，而是姓温。有一部书还给刘邦的母亲查证出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含始”。
学者们不仅为刘邦的父母“考查”出了名字，还为刘邦“考查”出了高贵的血统——刘邦是远古时代唐尧的后裔。
谁做的这些事？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糜溃于成化。”这就是说，在以前，士风还说得过去。明代士人不仅向皇帝、权臣进献媚药、房中术，甚至“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以更加无耻的方式求宠。明代君主用特务来监视和迫害士人，用廷杖凌辱大臣，整个社会当然也就无道德可言，无羞无耻自然代替独立的操守。
不过，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人继承了自身的传统，视品格如生命。如方孝孺，至死不为朱棣写登位诏书。问题是，仅仅一个朝代还好办，明朝之前之后都有这个问题。
方孝孺的死
方孝孺的事迹，现在讲述的人很多，再加赘说，难免有“炒冷饭”之嫌。但我一直问自己：他的死值得不值得呢？还真不好说。以自保一面看，当然是飞蛾扑火，一点也不值得；可从操守角度讲，舍生取义，不好吗！在传统价值观的框架内，方先生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这关系不到应做还是不应做。一个社会，如果每做一件事都以实用主义加以衡量，那就太世俗了，太无未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