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风由皇宫浸淫开来，城市饮食生活逐渐变得奢靡。在酒宴上，鸽子、斑鸠之类的山珍野味并不鲜见。鹅，一般家庭不轻易食用，但那时有人请一次客，杀鹅达30余只。《明实录》对当时的风气多有提及之处。如所说的“屠宰之类，动及千数；肥鲜之味，恒致百品”，就是明中期以后城市饮食生活的写照。饮食器皿也打破了原来的规定。士庶之家，初登仕途，就购置犀玉酒器，象牙、玉杯已习以为常。宴会的费用也日渐增长，一般一席需花银一两，多者达数十两。
皇帝的饮食，已经完全不同于明初了，所吃食品或为名贵品种，或为民间的普通食物。如明世宗信奉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平常所吃，有“麒麟脯”、“五色芝”。明熹宗喜食什锦海味杂烩，用炙蛤、鲜虾、燕窝、鲨鱼翅等海味十余种，“共烩一处食之”。隆庆皇帝有时喜食驴肠，有时喜食果饼，由尚膳监、甜食房到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采买。东宫皇后喜吃“市畅”，去崇文街坊采买。每当遇到斋戒时，皇帝干脆食素，减节饮食。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即使皇帝素食，其制作方法也不是老百姓能想象到的。如崇祯帝每月要持十斋，但又嫌素膳无味。于是，尚膳监就将生鹅褪毛，从后穴取出内脏，再将蔬菜放进鹅肚，煮一沸，取出，用酒洗净，另外用麻油烹煮成菜肴。明宫饮食，原料多为贡品，但也有采办自民间的，再由尚膳监的膳夫烹调而成。在这当中，就出了不少独家所创的食品。仅以赐筵食品为例，品种已让人眼花缭乱，分别有：宝装茶食、响糖、缠碗、大银锭、小银锭、大馒头、小馒头、肉汤、粉汤、像生小花果子油酥、花头鸳鸯饭、马牛猪羊肉饭、棒子骨、羊背皮、黑白饼、甘露饼、大油饼、小点心、凤鸡、凤鸭等几十种。陈宝良、王熹先生的《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这方面的史料很丰富。帝王、缙绅的生活，这般靡费，至于一般的士子秀才，城市贫穷人家，断不如此。据《如梦录》记载，在开封府，秀才参加乡试时，吃的不过是大米饭、细粉汤。当时有一首《煮粥诗》云：“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奢华下的贫穷生活，一如这般。
明代的皇帝和任何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取得政权初期勤俭治国，崇儒重道，勤于政事；一旦站稳脚跟，就要比享受，就要视民如草芥，为所欲为。宵衣旰食的朱元璋，只能代表初握权柄的一代帝王，他的子孙怎样作为，他丝毫也代表不得。
贪官的底蕴
十多年前，读过一篇从经济学角度探索反腐的文章。文章提到了西奥博尔德的六种反腐败方式：一次性清洗运动，常设反腐败机构，非政治化手段如军管，道德建设，建设官僚队伍，缩小腐败行为的机会。文章认为，前三种基本无效，比如常设反腐败机构，虽然拥有受训的专门反腐人员，但是它最终依赖于掌权者的良好愿望。它只能对付小贪官，在大官面前作用甚微。文章说，腐败存在的基础是政府控制的权力过大，因此第六种方式，即下放权力，走向小政府大社会，把更多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
此论是耶？非耶？不谙经济学的人无力置评，但文章在世人都发表反腐高见之时，站在不同视角观察人类社会，令人获益甚多。可见学术问题非得各类观点相切相磋，才谈得上深入研究；倘视别人为异端，只有自己才全盘正确，以邻为壑，细说起来仍是陷于妄自尊大的“天朝”思维不能自拔。学术发展须有宽松的环境，一是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二是不深文周纳，不做无端演绎。
这些都是旧语陈言，就此打住吧。不能不令人思忖的是，文章所指出的那种怪状：一些反腐措施“只能对付小贪官，在大官面前作用甚微”，为什么具有生存空间？西奥博尔德是外国人，他观察到的现象，居然中国也存在。显然，在人性方面，地不分南北，人不讲东西，“国情”后面站着“世情”。
自古及今，权力持有者一直寻找反腐的有效手段，反腐措施也日益周全、细密。然而，仍然贪污腐败相随属，缺乏对大贪官有效约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何为有效？在现实中而不是在理论上，不仅能够制伏甲，而且能制伏乙、丙、丁，即任何人不论官阶高低，都必须在规则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力，调整自己的言行。倘若只有小百姓、小衙役、小官员遵守游戏规则，大官大吏却可以视规则为无物，玩弄于股掌之上，那种规则其实是毫无约束力的，是无效的。“民主”、“监督”等等，只有在法律规则之内运行，才会发生实际作用。
晚清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写信对李鸿章说：船坚炮利是最微末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监督之类虽不属于物质范畴，但只借来几个概念，而忽视其发挥效力的环境，未必不弄个猪八戒照镜子。当社会上只有空洞概念的时候，无论这个概念多么华丽，最终也只能沦为“国妖”“国贼”的玩物。世人常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与这种原因相关。
贪官是如何长成的？不管他多么贪，也有个从小到大的过程，由小贪官孵化而成。不论小贪大贪，他们身边的律令条文都会很多，怎么还能不断孵化，无休无止呢？其实这就是缺乏法律环境造成的。比如，一个坐在台上的大官，可以指着台下的人大讲特讲“拒腐蚀永不沾”的道理，他自己却不包括在内，也就是一切规则都是为别人设计的，他自己则可以任意而为。在一切规则充满随意性的社会，实际比无规则好不到哪里去。素常我们以为，贪官毫无本领，只会溜须拍马取悦当权者，而当权者只知敛财，毫无能力。实际上这是泄愤，是不公平导致的愤怒。荀子就曾说过，口言善，身行恶，是国妖。然而几千年来，满嘴“仁义道德”者仍然如鱼得水，手段拙劣、陈旧的贪腐者仍然屡战屡胜，其中原因何在？
据记载：和珅做了大学士以后，“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援”极力攀附之。对一些官员而言，不论古今，终极目标就是做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攀援上和珅之后，整个统治集团有恃无恐，或索贿，或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盗。乾隆前期贪污案少与后期贪污案多，实际都是随意性极强的法律结出的果子。法条不确定性，可以使果实硕大，也可以使果实僵小，一切以乾隆的好恶而定。这不是只凭个人的道德操守就能解决的问题。
“奸臣”之奸不在包子
脱脱的《宋史》中有蔡京传。不过，这位元朝的都总裁官，毫不客气地将蔡京打入“奸臣”之列。
称蔡京为奸臣是否合理，不容易用一句话讲清楚。好在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蔡京之贪，而不涉及蔡京之“奸”，可以不必顾及怎样是奸，奸与环境的关系，等等。
提起蔡京之贪，人们在感情上恨恨不已。确实，一个人，倘贪、奸占据一方，就已经失却了道德品格，“人将不人”了，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蔡氏竟然既奸又贪，岂有不被唾骂之理？然而，我们倘若再追问一句：蔡京贪了多少？人们未必能回答出来。称严嵩贪污受贿，官方有严嵩被抄家时的家产名录，说和珅为巨贪，有一份《查抄和珅家产清单》。可是，我们仅知道蔡京贪，至于贪多少，如何贪的，毫无所知。也就是，只有结论，没有证据。谁了解证据？是皇帝还是监察部门？天知道！总之平民百姓不清楚。当年陈东指斥蔡京为“六贼”之首，并不是完全因为蔡京贪墨，与国家危殆的形势大有关系。皇帝将蔡氏贬出京城，也不完全因其贪贿，同时皇帝并未抄其家没收其财产。
这给鉴别清浊出了一道难题。说到底，牵扯到谁能知情的问题。对一些问题，在当局允许议论的情势下，老百姓可能议论纷纷，但因不知情，极容易捕风捉影，情感宣泄代替理性分析。这不能怪老百姓缺乏理性。因为信息流向是背向平民的，除了神仙或谍报人员，谁能了解真凭实据？只有同僚和帝王比较清楚蔡京的所作所为，可在党争激烈的朝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极其明显，宋神宗当朝是一伙大臣，宋哲宗当朝又是一伙大臣，轮到宋徽宗的时候，本想平息党争，走不偏不倚之路，特意改元为建中靖国。可是积重难返，经过数十年党争的薰染，朝臣或多或少存有党争的痕迹，最后，宋徽宗时期的党争激烈程度与前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蔡京上下盘桓，徽宗时期最厉害。
如此环境，蔡京便像得水之鱼，十分活泼。蔡京是什么样的人呢？
《宋史》曰：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就是说，这个蔡京，聪明能干，工于心计，善于玩弄权术。
人的品质是重要的，除了战争时代曹操之类提出过“唯才是举”，建立了稳固政权后的帝王，一般把“德才兼备”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不过，一个官员最后究竟成为什么样子，和是否“工于心计”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起作用的因素很多。一句话，个人品格不是永远靠得住的。
蔡京未登官场之时，定无劣迹，否则科举的资格审查这一关也难通过。事实上，做了官以后也是无什么瑕疵的，一直到宋神宗去世，蔡京都是一个有能力又称职的官员。以木兰陂水利工程为例，没有蔡京的努力，筑成也难。虽然《宋史》说：蔡京“托言灌田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元代林亨的《螺江风物赋》却赞美此事：“丞相为陂，千顷之神渊跃龙。”一事兴起，仁智各见，是正常状态，关键在于老百姓是否获得了利益。当时蔡京只是钱塘的县尉，林亨称“丞相为陂”，大概与后人述某人贫贱时旧事却呼其显贵后之名，同一理。
蔡京展现投机取巧、无孔不入的钻营手段，是宋神宗去世、旧党还朝以后。此时他已在官场历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尤其对北宋王朝的党争，不仅适应，而且积极投身其中。他是变法派，不停地整人，也不停被别人整。然而，他为官几十年，人们不知道他究竟贪污了多少，宋王朝也没有衡量清浊的标准。当然有考绩之类，但那些官员皆为蔡京所选任，能奈他何？
于是人们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贪墨还是清廉。于是人们至今还在乱猜。于是人们更不知道蔡京何时变得贪贿了。于是人们常觉得蔡京从来不怎么样。于是人们慨叹：用人要“德才兼备”。却对本有德，因疏于监督变成无德现象懒得研究。于是人们常引用的是《鹤林玉露》中的文字：“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噫嘻吁！真奢侈得可以。然而，这与贪污毕竟不是一回事。
传染
在中国古代史上，触目惊心的贪腐案件有好多，比如明朝的空印案、郭桓案；清朝的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案、甘肃捐监冒赈案、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和珅案等。喜好总结历史教训者常常提醒人们：一个王朝到了末期，往往纲纪废弛，腐败丛生。其实，不管在哪种时期，贪污腐败总是跃跃欲试，只要居于金字塔之上者眼光不再如炬，腐败就会直驱而前。明朝的空印案、郭桓案都发生在朱元璋统治时期，离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时间还很远，但与财产接触的大臣同样要变着方法贪污。至于清朝的一些大案，都与所谓的“盛世”有关。国家经济欠佳时容易诱人贪污，进入“盛世”，衣食相对富足，国库的金银、民间的钱财，仍旧会放射出光芒，导引人伸出贪婪的手。
我们常以为，贪污是封建社会遗留的影响，尤其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引诱的结果。这样算账，不仅缩短了人类贪污的历史，也使一些问题陷入无头绪之中。比如，奴隶社会也有贪污受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提醒执法官员要防止“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所谓“官”，指官位，“反”，指回报人的恩情，“内”指有内亲关系，“货”指送财物，“来”指请托。而且指出，触犯这“五过”的贪赃枉法者，与在案的罪犯同罪。如果奴隶社会没有贪腐，《吕刑》设立“五过”不是无的放矢吗？余下的说法，也不全面。为避冗就简，在下就不唠叨了。
不过，贪腐确实与别人的影响有关系。我们先抛开贪污腐败这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说几句明朝穿衣的事。明初崇尚敦朴，衣服的颜色和款式，完全合乎太祖朱元璋规定的形制。稍微华美的服饰，也不过是薄缣纱制成的衣服。奢侈之习的流布，与高层大有关系。赫赫有名的张居正，穿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于是士大夫便“侈饰相尚”，庶民百姓也起而仿效。时间一长，奢侈的城市风尚便形成了。贪腐的漫延，与穿衣风气的转变是一个道理。朱洪武执政时败露的“空印案”与“郭桓案”，共杀了八万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想而知。尤其“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朱元璋与其子孙的不同，完全显示出来了。
朱元璋的后代则不如此。明中后期的皇帝，大都贪利十分厉害。“惟利是图，视金钱珠玉为命脉”的明神宗，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多次向太仓库、光禄寺库和太仆寺库索取帑金。万历六年，他以采办大婚珠宝为名，令户部太仓库增进二十万两给宫廷内库，万历十二年八月，谕兵部取“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应用”。东厂太监张鲸因作恶多端被朝臣弹劾，张鲸便用大量财宝贿赂神宗，结果张鲸不但未受到惩处，而且仍掌东厂。给事中李沂大为不满，再次弹劾张鲸，并将神宗受贿枉法的丑闻全盘揭了出来，结果受杖责并革职为民。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评论明神宗之贪曰：“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孟森《明清史讲义》）我们素知清代的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其实明朝的万历早就如此了，只不过吞噬国家财物的手笔不如慈禧而已。皇帝如此，吏治自然很糟糕。明世宗的内阁首辅严嵩，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受贿。早在任礼部尚书期间，严嵩就利用考选学生的权力，向考生索取贿赂，发了一笔大财。永寿恭和王朱秉欓死后，王位本应由其嫡孙承袭，但其庶子朱惟燱以白银三千两贿赂严嵩，抢得了王位继承权。为此事，御史叶经曾弹劾严嵩，但嘉靖皇帝张开了庇护的大伞，严某人便毫发无损。严嵩后来卖官鬻爵的胆子越来越大，做了首辅，更是变本加厉。明代嘉靖年间几乎无官不贪，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说：“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除了严嵩，徐阶、张居正、高拱都有贪污劣迹。仅以徐阶而言，他的财产恐怕要远远超过严嵩，仅土地就有二十四万亩。
《严嵩评传》一书比较客观地剖析了这位名重一时的大人物，称：“在贪污受贿这一问题上，很大程度上严嵩是在替严世蕃担受骂名。”确实，严嵩之子严世蕃鲸吞国库民财的胆子比他父亲大得多。然而，贪污受贿这件事，有时比较复杂。一个有权力的人，行进在贪腐道路上时，呈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让老婆孩子出面，有的让亲朋故旧出面，他自己则没事人一般，并且可以拿出一大堆理由推脱责任。以严嵩官位之高，即使严世蕃自身无官无职，贿赂者也会千方百计接近他、讨好他，何况他父子在朝廷掌管要害部门呢！严嵩不出面，从根本上来说不能证明什么。不过《评传》科学的说，“严嵩为世蕃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客观条件”，罪责是无法推卸的，只是担当不了“贪墨受贿之魁”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