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朝廷对各色人等的穿着打扮有明确规定，那两个秀才正是由于关心国家大事才有那样的过激行为。这事如果发生在当下，两个读书人大概就克制约束自己了。大凡读书人，决不是认识几个字就算称职，更不是朝廷说什么就跟着喊叫什么，他要自己思考。但那时大多数读书人放弃了思索，上面说什么是什么，根本不考虑皇帝说的对不对。当然，皇权也不允许别人思考。顾炎武发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的时候，往往不是新朝站稳脚跟之时。此处说句题外话，影视中曾有三国人物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音，太“影视”了，此话最早出自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国人士怎么会提前说出后代的语句？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颁布的一些法令良莠不齐，常呈现出狭隘的思想。比如那些有关巾帽的禁令。禁令规定，所有文武官员，除了本等纱帽外，遇到雨天，可以戴雨帽。公差外出，允许戴帽子，入城则不许。将军、力士、校尉、旗军平常只能戴头巾。官下舍人、儒生、吏员及老百姓，平时则只能戴本等的头巾。至于乡村的农夫，可以戴斗笠、蒲笠，并出入市井，而不从事农业的市井小民则不在允许之列。（据《飘摇的传统》）洪武二十五年，朝廷又申明穿靴禁令。规定只有文武百官并同籍父兄、伯叔、弟侄、子婿，及儒士、生员、吏典、知印、承差、钦天监文生、太医院医生、瑜伽僧人、正一教道士、将军、散骑舍人、带刀之人、正伍马军并马军总小旗、教读《大诰》师生等，可以穿靴，但不可以用红色扇面、黑色下桩，以免与内官内使的靴混同。因为一些地区天气寒冷，比如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及南直隶的徐州，允许百姓穿牛皮直缝靴。校尉力士和乐工，当承应差使时可以穿靴，出外则不许。其他庶民百姓，一律不许穿靴，违犯者，处以极刑。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靴子式样改变以后招摇过市的人不少，如南京五城兵马司就曾查获、严惩过违禁的人员，有一次捉住了38个人，这些人故意更改了靴筒子的样式，做成半截靴、短靿靴，靴里与靴靿一般长，还安上抹口。（《南京刑部志》卷3）封建社会结束以后，曾一度出现以衣着打扮推断政治身份的可笑行为，说到底仍是朱元璋策略的翻版。有个外国人写过一部书探讨中国历史，他有个问题始终弄不清楚：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总是出现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什么没有结构与原先不同的替代品？他这一问，真让人无话可说。几千年前，还是一个小农民的刘邦看见秦始皇出游，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也。”以后的人虽然没有这样直白地说出来，想法和做法却和他们出乎意料的一致，其中就有朱元璋。
皇帝影响全国人民，全国人民都有浓烈的皇帝情结，皇权一茬接一茬也就不新鲜，很自然老百姓也就有意无意以皇帝是非为是非。《儒林外史》里的王义安也就很自然被打。
贾似道专权之根
谈及南宋的贾似道时，人们常常在其名字前面加上“贪酷”、“荒淫”
等词语，并且严厉抨击他的专权。其实，贾似道能做大官，与德才关系不是太大，其德其才说不上多么好但也不是多么差，他的得势，裙带关系起了相当的作用。世间把贾氏说成一个毫无才干的人，未必事实。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天台人，其同父异母的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也就是说贾氏具有当朝国舅的身份。这个身份很有价值，不仅就业不成问题，1238年理宗还破例召见了他。“廷对”后，贾似道得到越级提拔，为太常丞、军器监。不过贾似道不懂低调做人，反而更加放纵享乐。最后，连理宗都觉得有点过分，指派临安知府史岩之专程去告诫贾似道，希望他检点其放荡行为。交谈中，史岩之发现贾似道很有政治才能，就向理宗汇报说：“贾似道虽然有少年风流习气，但有经邦治国之才，可以大用”。于是，理宗任命他知湖南灃州。
贾似道政绩不错，1245年，提任沿江制置副使、江西安抚使，知江州，正式成为一路最高军政长官。一年之内，又提升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1250年，年仅30岁的贾似道由湖北调往淮南，担任淮南东西两路安抚制置大使。3年以后，加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位至执政，“威权日盛”，名望日重。随后，理宗又给贾似道升官，为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
1259年，蒙军三路攻宋，理宗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总诸路兵马。贾似道虽握有重兵，却表示愿向蒙古称臣纳币。最后，忽必烈与贾似道密订和约。和约约定：宋、蒙划长江为界，南宋每年向蒙古奉银20万两，绢20万匹。忽必烈为争夺汗位，无心恋战，主动撤军北还。贾似道向朝廷隐瞒了私自同蒙古达成和议的真相，称鄂州江面蒙军已被肃清。理宗大喜，以为贾似道使“宗社危而复安”，称赞他是“股肱之臣”，有“再造宋室”的丰功伟绩，亲率百官出郊远迎贾似道凯旋归朝。不久又封他为少师、卫国公。自此，贾氏一下子成为南宋最有权势的朝廷重臣。
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病死，赵禥继位，即宋度宗。宋度宗为贾似道所拥立，称贾氏为“师臣”，封其为太师，特授平章军国重事。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度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全后的四岁幼子为帝，即宋恭帝，理宗的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贾似道依然擅专朝政。
《宋史·贾似道传》云：“贾似道虽深居，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关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张仲微、谢章辈，小忤意辄斥，重则摒弃之，终身不录。一时正人端士，为似道破坏殆尽。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师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赵溍辈争献宝玉，陈弈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一时贪风大肆。五年，复称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从，令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继又令十日一入朝。”如果我们忽略贾氏的家庭背景和升迁轨迹，仅仅对这一段文字加以分析，贾似道擅专朝政之举的确令人气愤，可你熟悉了他的升官图之后，了解了贾似道声言离职，度宗便“泣涕留之”的情势后，就知道贾氏缘何如此了。
别看贾似道坍台以后声讨他的人很多，在他掌权的岁月，朝官都称贾氏为“周公”，高层也没有一个人弹劾过他。根据文献记载，度宗一朝18名台谏官在度宗在位的10年里，很少有人弹劾过贾似道专权误国，大都受贾似道指使弹劾别人，甚至把弹劾稿本先送交贾似道审阅。那时，台谏成了贾似道排斥异己的工具。
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皇帝—丞相（宰相）制，到了明代，朱元璋才无比坚定地撤销了丞相一职。当然，这种高层统治术的微变，对老百姓来讲没有什么作用。理宗晚年倦怠政事，一心享乐，度宗更甚，大小事情都依靠贾似道。在毫无监督的情况下，不要说贾似道，任何人都可能陷入绝对的专制之中。当然，不管怎么说，天下是皇帝的，宰相充其量是个经营者。因此说，贾似道专权也罢，贪酷也罢，荒淫也罢，都是在皇帝的庇护下进行的。
咸淳十年（1274年）九月，忽必烈大举灭宋，南宋兵败，贾似道溃逃。一些大臣及台谏、太学生上书，请斩贾似道。谢太后却只罢贾似道官职，贬到循州（广东龙川）安置。押解贾似道的会稽县尉郑虎臣激于义愤，在押解途中把贾似道杀死于福建漳州木棉庵。你看，对误国几十年的贾似道，谢太后连处死他的心思都没有，倘若郑虎臣是个正义和激情都湮没无迹的人，贾似道或许还能官复原职或者寿终正寝。
不管贾似道怎样位极人臣，但他总在一人之下——皇帝之下。他的作恶，是在皇帝制造的大环境之下进行的。没有皇帝这棵大树，贾似道这只鸟未必有做巢之处。即使做巢，也不一定如此长久，更不一定如此坚固。
“清官”这个概念
“清官”这个词的内涵，可能比我们理解的宽广，有官职上的“清官”，也有政治道德方面的“清官”。魏晋以后，以区别官职清浊为标志的流品之制逐渐兴起来，大凡士族做的官就是清官，寒人做的官就是浊官。清官不仅悠闲，而且俸禄丰厚，同时很容易得到升迁；浊官则正好相反，事繁禄寡权轻，地位卑微，晋升非常不易。所以在魏晋时期，一个人乡品的上下，与士庶、寒族的区分是对应的，做官之后，官职的清浊也基本相当，分别属于清流和浊流两大任官体系。就官职说，此处与“清官”对应的是“浊官”而不是“贪官”，不论清浊，和贪廉都没有关系；政治道德上的“清官”一词，很可能是明朝的事情。二十四史没有清官类别，只有“循吏”“良吏”“酷吏”之分。包拯在正史中也没有被列为“清官”，而是作为“直臣”出现在《宋史》大臣列传中。“清官”，是民间的叫法，正史不那样称呼。这几年讨厌清官的情绪一直时有所见。实际上，不少观点早就有了。明朝的李贽认为，清官之害大于贪官之害。20世纪60年代，“清官”颇受唾弃。人们甚至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清官的欺骗性比贪官要大，能起到贪官难以起到的作用，巩固了封建统治。好家伙，照此推演下去，包拯、海瑞之流，不仅应该口诛笔伐，而且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过，为文的人好作惊人之语，即使咒骂清官，心里未必不敬仰为官清廉之人，更骂不掉民间崇拜的心理。因为体制就这么个体制，小百姓岂是想改动就改动的？老百姓说了不算，盼望遇到一个不坑民不害民的清官，比希望更换体制更现实。官员少贪一分，百姓就可以多喘一口气。明代严世蕃籍没时，有一份财产目录，其中贪污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仅纯金器皿一项，就有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环耳坠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绒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共三千三百间。名相张居正的家产，连万历皇帝都瞠目结舌。清官虽然有这缺点那毛病，但不贪图别人和国家的金钱，不徇私枉法，能伸张正义。这一点，哪一个贪官能比？
不过，也不要忘记，清官是道德自律的产物，而不是制度的产物。清官只是帝王棋盘上的一颗子，靠不住。最本质的过好日子，不能靠清官，要靠制度。按理，官员不该有清廉污浊之分，在强大的制度面前，所有官员都该尽职尽责。然而，每个朝代都有“不准”、“不能”之类，到最后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看来建立完善的制度也不是一昼夜的事。
人们不忘记好官，除了现实使其不得已，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不抽象，不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包拯一流人物，不识字的老妇幼子尽知，不论话本还是小说，包青天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原因之一就是他说人话办人事。无权无势的秦香莲能打赢官司，要没老包行吗？中国古代的清官，其清正廉洁，绝大多数是通过断案表现出来的，他们执法如山、秉公而断、不徇私情、不畏权势的操守，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示。诚如《贪官清官传》所云：“百姓的认可是历史上鉴别清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清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在某一方面或某地区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几件实事、好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人民赞颂清官，推崇清官，爱戴清官，欢迎清官。”一位官员的所作所为，他的上司和下属也许被欺蒙而无所知，周围百姓却有切身的感受，是任何美饰的言辞都遮挡不住的。
包拯一生做的事不论大小，都体现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为民伸冤的性格特点。这一点，与那些运筹帷幄，热情参与政治谋变的另一类清官截然不同。就本质而言，政治政策的取向莫不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政治的任何变化，或多或少，直接间接会影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应该说，只要是清官，对政局的稳定，对老百姓安居乐业都是有好处的。但就贴近普通百姓而言，包拯式的清廉之士显然更有机会为底层老百姓所了解，更有机会把最上层的方针政策落实到最基层。元代不到20种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京剧剧目中，包公戏有34出，比如《铡美案》、《赤桑镇》、《铡包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剧目，时至今日，仍然常演不衰。
能从古代一直演到现代，靠单纯的行政命令断乎不能如此长久，而是剧目在感情上对民众有很强的亲和能力，观众对剧目有持续不断的认可力量。这自然说明剧作家在选材和人物塑造上慧眼独具，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剧者，另一方面何尝不在无时无刻昭示人们：官员素质是多么重要！老百姓靠什么体会政策的优劣？一是借传播工具的传递，这在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必多说，在古代，在欠发达的地区则不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另一个就是老百姓身边那些官员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决不仅仅代表他们个人，政策的好坏，乃至政府的优缺点，老百姓都是从身边的官员身上体会出来的，古代如此，现代依旧不会改变。古代优秀的政治家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唐太宗思考谁到下面任职合适时，非常慎重，总是左思右想。他认为：“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资治通鉴》）剔去封建君主以天下为自己私器的作风，仅存其理，这句话今日仍然可以作为参考。
告诉老百姓依靠清官不行，要依靠制度。这是必说的第一句话。告诉老百姓制度完善以后，就没有清官贪官之分了。这是必说的第二句话。
告诉老百姓，完善的制度不能靠等。这是必说的第三句话。除此，不说也罢。
朱氏子孙的奢靡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禁止一切奢华，穿戴、饮食皆如此。早晚膳食很简单，必有的是一道家常豆腐，日用也极其一般，毫不奢侈。但政权稳固后，朱元璋这种俭朴生活有了根本改变。台湾的邱仲麟先生，在明人笔记中发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六月某天午餐的一份菜单，由这份菜单的内容可知，坐稳了龙椅的朱元璋已经不再节俭了。菜单曰：“胡椒醋鲜虾、烧鹅、燌羊头蹄、鹅肉巴子、咸鼓芥末羊肚盘、蒜醋白血汤、五味蒸鸡、元汁羊骨头、糊辣醋腰子、蒸鲜鱼、五味蒸面筋、羊肉水晶角儿、丝鹅粉汤、三鲜汤、绿豆棋子面、椒末羊肉、香米饭、蒜酪、豆汤、泡茶。”这哪里还谈得上俭朴？
成化以后，宫廷饮食更加奢华。宫廷中虽然依然保持着吃豆腐的习惯，不过那时的豆腐已经不是由黄豆制成，而是用百鸟脑酿成，一盘豆腐，需花费近千只鸟脑。正德皇帝特别嗜好饮酒，常常随身携带酒杯，终日颠倒迷乱。他还开设了“豹房”，终日取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