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王朝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君主通过垄断言论视听，可以获取更尊贵的地位。但周王朝以及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却并不是这种专制政权。众多小国及邦族势力，使权力者不得不取联合的姿态，以互相合作、互相依靠获得生存、延续及发展的资格及权利。因此，君主对于这些小国和氏族，并不能随意施加荣辱行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为文的禁忌就少了许多，史官最为赞赏和推崇的政体，也是一种以君主为中心的群臣谏议政体。《国语·楚语上》中，楚左史倚相曾对这种政体作过描述：九十五岁高龄的卫武公告诫国人，从卿以下到大夫和众士，只要在朝中做事，不要认为国君老了就不提意见，哪怕只有一两句谏言，也要转达给高层。于是史官不停地书写，把意见和建议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这种政体，既非君主专制，亦非贵族共和，更非民众民主，而是一种既有君主为主导和中心，又充分发挥了群臣乃至一般士人智慧的谏议政体。春秋战国已降，史官的地位低了又低，降了又降。司马迁就说过，那时的朝廷对史官“倡优畜之”。到了后来，史官的命运比司马迁说的还惨。清初因修史，而数兴文字狱，不少史学俊彦掉了脑袋。仅庄廷鑨《明史》一案，就有七十人同时被凌迟、重辟、处绞，其中多是江浙地区的文人名士、国家的贤才，比如其中的史家吴炎、潘柽章。没有思想表达的自由，传播思想和激发他人的思想，就是一句空话，创造性的思想火花就会随时熄灭。而缺乏思想的社会，只能不断重复古人已经有过的思想，根本谈不上思想的进步。禁书和文字狱是反文化的，最终会戕害社会文化的发展。清代文字狱，极大挫阻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在无形之中影响一世学者研究路向。
其二，借用唐儒刘知几的话说，做史、论史的人必须具有史才、史学与史识，才可称为良史。史才，大抵指文才、文采，也即“辞章之学”，但又不以文害意，反被文采所驾驭。使用简捷的文字，表达出深邃、隽永的思想，是史家最高的境界。史学，是指专业知识。史识，则是识见，义理。三才之中，以“史识”最重要。有才有学而无识，只能是“书橱”类人物，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史家。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清代的章学诚在刘知几的“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何谓“史德”？“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家的心术有两类：一为史家心术之邪正，二为史家心术之修养程度。史家著史要忠于客观史实，秉笔直书的学术品德，就是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德”。
随便举个例子吧。东晋时桓温专权，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他率兵五万北伐前燕，结果晋军大败，死伤三万余人。参军孙盛在《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吃败仗的经过。桓温大怒，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但是，孙盛不畏权贵，不接受儿子的请求。儿子只得瞒着父亲，偷偷删改了当权者忌讳之处。桓温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历史。后来东晋孝武帝广求异闻，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那段历史也就有了重现人世的机会。还有，前秦苻坚之母苟太后年轻寡居，与将军李威私通。史官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苻坚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并且要拿史官治罪。因负责编修史稿的赵泉、车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场屠杀。当然，做良史之不易，并非只涉及环境和史德这两个因素，比如说，坚持公正、客观原则的董狐，他所记录的历史，其真实性也还是有问题的，但他为什么被视为良史呢？这与当时社会所信奉的道德观、思想观有关系，与后世的封建统治者良苦用心有关。历代统治者，在坐稳了江山之后，都会希望自己的统治从一世、二世一直延续到百世、万世，所以，对符合政治秩序的价值观，必然予以充分肯定和宣扬。从这一角度讲，董狐被万代传颂也就不奇怪了。可见，良史的界域是会受许多因素牵扯的。
然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威逼”和“利诱”如两把锋利的钢刀，始终高悬于史官的头顶之上。不少人因直笔写史而人头落地，也有不少人因奴颜婢膝而分得一杯羹。权力与权利，如罂粟花一般施展着娇艳魅力和销骨吸髓于无形的魔力，史官的品德和职业道德，无时无刻不受到磨洗、锤炼和锻造。
刘瑾必有替人
刘瑾本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姓谈，生于兴平（今陕西兴平县），自幼净身，做了镇守太监刘顺的义子，因此改姓刘。明英宗天顺（1457―1464）初年刘瑾入宫。虽然后人找不到记述这位小太监生活的史料，但我们可以猜想，那时的他是多么卑微、多么战战兢兢。不过，低眉垂眼的刘瑾有一个好榜样，即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权势威震朝野的宦官王振。刘瑾对王振很仰慕，从做派到手段，刘瑾都深受王振的影响。
王振是明代宦官擅权的第一位太监。《明史》说，明朝宦官干政“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关于王振的出身，史籍所载不尽一致。查继佐《罪惟录》认为王振为净身教官：“王振，大同人，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宣德中，使侍太子讲读，太子雅敬惮之。”正统十年（1445年）英宗给王振的一道敕谕则说：“尔振性资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时，特以内臣选拔，侍我皇祖，深见眷爱。教以诗书，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诚益至。”按敕文所言，王振永乐时已入宫，并先后侍奉仁宗、英宗于东宫。《明史》曰宦官“少选入内书堂”，这从英宗敕文倒是可以看出这一点。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九岁的太子朱祁镇成为皇帝，即明英宗。英宗即皇帝位后，王振便青云直上，被提拔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权势地位最高者，明代历朝擅政的宦官均为司礼监太监，位之高、权之重几同宰相。司礼监的主要任务有三项：替皇帝管理各种章奏、文件，传达谕旨；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等。自此，明王朝开始上演宦官干政的老剧目。
王振先摘掉了朱元璋所立的限制太监干政的那块铁牌，然后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贪赃受贿。总之，历史上那些政客宦官所做的事，王太监一点不丢的都做了。《明史》载：“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王振擅权七年，没人敢说什么，直到做了最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才被部众的铁锤砸得脑浆崩裂。那件事就是怂恿明英宗征讨瓦剌，致使英宗被俘，明朝五十万精锐部队全部被歼，从征的一百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死于战场。可以说，历史上的土木之变，与王振的关系极大。
猜想起来，刘瑾对王振崇拜的原因有下面几条：一是出身基本相同，都不是高门大户，虽进了宫，身份却很低贱，任人驱使。二是有掌控朝廷的可能。天下是皇帝的，朝廷是皇帝的，只要和皇帝搞好关系，一切皆有可能。假如天下的事众人说了算，刘瑾就不会在内心树立王振这个榜样了。三是一旦干政成功，朝臣就会一边倒。权力这东西，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
机会说来就来，弘治五年（1492年）三月，刘瑾成为皇太子朱厚照的侍臣，他抓住了这次机会，处处小心谨慎，想方设法取得太子的欢心。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去世，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朱厚照继承皇位时才十四岁，玩性十足，无心去处理政事，于是让掌管司礼监的刘瑾代替自己“批红”。
“批红”是个什么东西？直白说就是用红笔在大臣的奏章上作出批示。明朝官员呈给皇帝的奏章，先要经过内阁“票拟”，就是在奏章上附上一票签，阁臣把拟好的初步处理意见写在上面，然后交给皇帝裁决，皇帝或看一下内容或只看“票拟”，红笔一挥，在上面作出批示，如“知道了”等等。一般来说，“批红”这件事是皇权的体现形式，别人代替不得，因为这是决断军国大事的最后一笔，关系朱家王朝的生死存亡。刘瑾这个司礼监太监不仅了解武宗，也很得王振精髓。为使自己增加处理朝政的机会，刘瑾除挖空心思引诱武宗游玩，而且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之时，递上奏章请武宗批示。这时的武宗往往不耐烦地说：“总拿这些奏章来烦我，要你干什么用？”如此一来，刘瑾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刘瑾结党营私，培植自己的势力，好像比他的前辈王振更容易。他不仅把内阁、六部的执掌者全部换上自己的亲信，并且让心腹宦官担任镇守等要职。仅借大同御敌之事，刘瑾一次就“迁擢官校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官数百员”。当时的京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正德五年（1510年）秋八月，刘瑾因为“谋反”大罪下狱。他的罪状有十好几条，但武宗还是想把刘瑾送到凤阳谪居。在明武宗看来，自己待刘瑾不薄，直到看了刘瑾平时使用的扇子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才感到事情很严重，始大怒曰：“奴果反。”传旨锦衣卫迅速查办，刘瑾最后被处以磔刑。《明史》曰：“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
武宗驾崩之后，嘉靖皇帝对宦官很警惕，明代嘉靖一朝，宦官擅权问题确实比以前小许多。然而，“半个男人”干政的问题小了，那个完整的男人严嵩专权问题却大了。宦官干政、权臣售奸，粗看有异，其实两者都出于共同的原因——专制的皇权。只要专制的皇权存在，只要坚守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依旧，宦官擅权问题便难以真正解决，权奸就会有存在的土壤。刘瑾之后，魏忠贤依然会出现，并且其手段一如刘瑾，然而他作恶的时间更长、危害更大。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除掉了魏忠贤，但后来他对宦官的信任，不亚于其兄、其祖。
通常，人们一方面咒骂擅权的宦官，一方面强调君主要自律，公平而言这两者都有作用，但不能估价太高。用为君之道提醒君主，就如门上的一把简易锁，有用，但作用有限。直白说，对明君圣主是有用的，对暴君、昏君、庸君则是无用的。然而无论君主如何，臣民都无选择的权力，因此借鉴也好，严惩也罢，作用只会显于一时，卷土重来是一种必然趋势。除掉一个刘瑾容易，遏制所有的“刘瑾”，就不能只靠皇权，更不能只靠政治操作技巧，而要靠民主制度。
制约君主大臣就会亡国吗？朱家就会失去天下吗？肯定不会。倒是由着性子胡折腾，可以亡国破家。这恐怕是惯于吃喝玩乐的明武宗们没有想过的。
说“鲧”
时下，大禹的名气远在鲧之上。为什么会这样？隐秘的原因我们不清楚，就工作的成就而言，鲧是治水失败者，而禹却成功了。成功者的名字，在公众的心里永远和“伟大”连在一起，失败者则很快被人遗忘。社会就是如此势利，谁也没有办法。
鲧乃颛顼之子，大禹之父，奉尧命治水，九年水患不息，被天帝殛于羽山。《国语》云：“鲧障洪水而殛死。”《史记·夏本纪》也说：“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因此人们多认为鲧之死，原因在于他没有遏制住滔滔洪水。其实仔细想想，鲧治水九年，即使没有完全平息水患，也做了不少工作，过不当死，最终却以此殒命，可见我们不少人的骨子里，对罪与过的认定并不太清楚，容忍失误的气度也称不上有多大。
按史书的记载，帝尧当时并不同意让鲧去治水，因四岳极力推荐才点了头。《史记·五帝本纪》对这一情节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帝尧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都回答鲧可以担此大任。帝尧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通俗讲，帝尧这句话的大意，可能是说鲧自视甚高，脾气暴躁，性情耿直。四岳则说：试试吧，不行的话再撤掉也不迟。尧于是听从了四岳的意见启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鲧的治水方法，主要是“堙塞”，在“堵”而不在“疏”，修堤筑坝，拦截洪水。这一方法的积极之处，现在似乎已被大禹的疏导之法掩盖了，实际并不是没有作用，在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它不是照样具有生命力吗？治水与筑坝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那紧密程度可算打断骨头连着筋，治水而不修坝，倒是不可想象的。难怪时下有人提出，鲧被杀，另有隐秘的原因。
退而言之，即便鲧的治理方法有疏漏，九年的功绩也不宜一笔抹杀，更何况仅是“功用不成”，并不是什么效果也没有。《太平广记》对鲧的命运进行了另外一种描述，卷四百六十六云：“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植振鳞横游波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于羽山之下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老百姓修庙祭祀，可能有惧怕之意，但也有崇敬、乞求的含义。这未必不是对他治水功绩的肯定。今日想来，鲧的理水之法，对禹是极好的启示，促使他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制服水患措施。成功的经验对后人来说是财富，失败的教训也同样给世人以有益的启迪。
鲧死之后，禹接替父职去治水，实行的策略已不单纯是堙塞，而是在总结前人实践成败的基础上，变单一的筑坝拦水为疏浚河道。《国语》有禹“厘改制量”等语，称其壮举曰：“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泊九川，陂障有泽，丰殖九薮，汩越九源，宅居九隩，合通四海。”由于采用了合理有效的治理方法，加之勤勉努力，洪水的危害终于被消除了，生产力得到发展，民众的生活开始走向安定，大禹成为治水英雄，受到膜拜。禹治水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敬业精神千古流芳。唐代的司马贞颂赞禹曰：“尧遭鸿水，黎人阻饥。禹勤沟洫，手足胼胝。”宋代陆游在《禹庙赋》中亦赞“禹手胼而足胝，宫卑而食菲”。禹以后各朝各代人都看到了其“疏浚”之法和挣脱个人享受，敬业奉公的精神，对鲧奠定的基础则往往忽视了，对鲧曲折的命运也缺少具体的分析。目光如炬的司马迁说“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屈原虽为鲧叫过屈，但总是使人先想起他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鲧本身的是是非非倒被冲淡了。
这并不是说鲧完全无可挑剔，更不是说他的功绩在禹之上，而是觉得人们不能完全宽容他的失误。鲧治水九年，殚精竭虑，勤奋忘我，无论在工程上还是精神上，都建造了比较良好的基础。对一切苛责，追求完美，最终就会遏制创新。实际而言，后人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完成的，后人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眺望未来。设若没有鲧在前，禹能不能顺利完成治水任务还可能是未知数。
明朝的穿靴戴帽
以前读《儒林外史》，见两个戴方巾的秀才痛打王义安的场面，觉得那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最近知道，明朝确实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法令。王义安有钱但不是读书人，硬充儒生戴了一顶方巾，那是不合规定的，两个秀才见了先是喝斥他“胡闹”，继而怒从胆边生，“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