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出自韩非的文章中，他说：“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读李斯的两次上书，多少应了韩非的这几句话。
人有很多弱点，好生恶死即其一。不怕死的人是可佩服的，但要求所有的人都这样处世却不现实。避免产生李斯这样行为的有效方法不是声色俱厉的声讨，而是应该先使社会环境好起来，使秦二世自己端正起来，舍此怕是不行。
“吮咀”谈
对吴起为士兵吸吮毒疮这件事，人们是有过一点异议的。一本挺著名的杂志上就曾发表一文，认为吴某人此举“实为以善行而买人心”。这既深刻，也使人心惊。因为如此分析，世上就没有几件事是不具谋术性质的单纯善事了。如吃饭不单为填饱肚子，目的也是使生命延以时日；过年的时候过去放鞭炮也不是人们觉得“噼里啪啦”的声音好听，而是为了驱逐恶魔，同时也为增添喜庆气氛，统治者施仁政为的是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可以说，这世界没有多少不具有目的的事情，就是植物这样生长而不那样生长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
实际而言，不论怎样说，吴起为兵卒吸吮毒疮也是善行，比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的上司要好得多。问题倒是，吴起的这种善举能保持多久。
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看，吴氏的“吮疽”举动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战国，其实就是各国互相争斗，混战不止。春秋时的一百多个诸侯国到那个阶段见于文献的约有十几个了，最为强大的只有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这期间大小战争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更无法统计死了多少人。以秦国为例，自公元前331年到公元前225年周初亡，所屠杀或掳去的六国民众达139.8万人（据周谷城《中国通史》）。这样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使人产生人生无常之感，贱视生命，另一方面人心向背比任何时候都要敏感和重要。把吴起的“吮疽”之举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既可以看到吴起这位政治家超越常人之处，也可以品味出急迫形势对领导者的要求，又可以见出士卒受了关心之后“战不旋踵”的表现。这一切都可为吴起的举动做注脚，因为从根本上说他是受益者。不过，我们转换一下视角，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士兵。《史记》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试想，如果吴起这样的将帅多起来，下层群众不是要活得好些吗？进一步说，战争时代结束步入和平年代，吴起们仍能这样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话，群众不是很幸运吗？怕就怕非常年代过去之后，吴起们不再关心、爱护士兵，任其生死，任其苦熬，或为自己一时的快乐任意驱使他们。出现这种情况相当可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时，大夫文种为其治国，勾践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灭了强吴，雪了国耻之后，却疑其作乱，将其赐死，这正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句话，呈现出只可共苦不可同甘的市侩嘴脸。吴起死时还是战国时期，不会改变他的政策，但真的社会太平了，纷乱的日子过去了，他是否也会有所改变？有一类人看待形势目光很短浅，只把亡国破家之类看成是非常时期。这时，他们十分看重民心，但和平以后甚或形势稍有好转就会不自觉地轻视民众。宋朝时金人犯边，上面便多次下诏求取直言，以明得失。形势稍微缓解就暗地阻止群众的意见，人们讥之为“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言路开闭与形势可笑地联系在一起。吴起是不是也这样势利，因为他去世得早，我们无从知晓，当然也就不便乱猜。
与奸恶无关
北宋的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宦海浮沉多年，最后死在贬所。
《宋史》将章惇收入“奸臣传”中，称：“惇豪俊，博学善文。进士登名，耻出侄衡下，委敕而出。再举甲科，调商洛令。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这涉及两件后人常提起的趣事。
其一，嘉祐二年（1057年），章惇同侄子章衡一起考取进士，但他的侄子考中首名，而章惇名在其下，所以当年不受敕，后来又考，终于考取进士甲科。其二，章、苏年轻时同去旅游。《高斋漫录》云，章惇与苏轼同游仙游潭，深涧之上只有一条横木为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苏轼不敢过，章惇却平步而过，荡起一根藤索，从容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苏轼拍着章惇的肩膀说：“子厚必能杀人！”
言：“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从这些趣事来看，章惇的确有胆有识。
以科举进身的章惇，历任商洛县令、雄武军（秦州）节度推官等地方官。后来，章惇受到欧阳修的赏识，推荐召试馆职。这次考试虽然合格了，但未能出任馆职，改任武进知县。
倘若止于此，章惇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自古及今，大小官员多如牛毛，随着时光的流动，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脑海。偏偏章惇赶上了提倡变法的年代，又受到王安石的重用，并且因为勘乱有功，得到宋神宗赏识。从此，这位有胆有识的人，便在宦海多次浮沉，啮人也被人啮，刻画出供人深思的轨迹。
章惇的仕途，与改革相关，更与党争相伴。宋代在熙宁变法前，行政、军政、财政执掌于中书、枢密院、三司三个机关，缺乏通盘考虑，兵、财、民三权脱节。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主张变法改革的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中书和枢密院长官兼领，掌管新法的制订和颁布。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
王安石实行新法，引起了当时士大夫的纷争，于是也就有持支持态度和持反对态度的两党。以王安石为魁首的变法图强一派为新党，反对变法革新的一派为旧党，司马光是代表。熙宁七年四月，旧党借旱灾肆虐劝谏神宗放弃变法主张，宋神宗第一次解除王安石宰相职务。熙宁八年二月，神宗皇帝又重新启用王安石。复相之后的王安石，所面对的政治局面更加复杂，举步维艰，终于在熙宁九年春向神宗再次提出辞职。罢相后，王安石寄居江宁，直到死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属人之常情，倘只施与日常小事，没有指责的必要；若对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感情用事，互相倾轧，必定延误时机。北宋顽固的党争，并未因王安石的罢相而结束，作为新党一员的章惇，仍然要承受跌宕起伏的日日夜夜。章惇在熙宁二年二月进入三司后，又担任过许多职务，在神宗去世之前，仕途基本是坦荡的。元丰二年苏轼被卷入“乌台诗案”，宰相王珪以苏诗中有“世间唯有蛰龙知”，欲加重罪。时任翰林学士的章惇，曾施以援手，认为“龙者，非独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龙也”。这极难得。人间多的是锦上添花，很少有雪中送炭；惯见的是落井下石，难见从井救人。节骨眼上的一句话，可以杀人，也可以使人活。神宗同意章惇的看法，认为不足以此加重苏轼之罪，“遂薄其罪，以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安置”。
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已任参知政事的章惇与宰相王珪等人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幼的赵煦为皇太子，由章惇写在纸上，王珪拿给已不能说话的宋神宗看，神宗点头同意；又请神宗母、皇太后垂帘听政，神宗也点头同意了。这个大事，章惇他们事前没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议，日后为章惇埋下了祸根。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去，年幼的哲宗即位，神宗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即同文彦博、吕公着一起建立了旧党的统治体系，政府的重要机构很快被旧党所掌握。占据优势的旧党，全力打击新党，他们认为王安石不遵守礼制，专用个人私见，应该立即废除一切变法内容；认为新党以非为是，兴害除利，害民误国。攻击章惇“语涉轻侮”太后，“用心不忠”，是一个奸臣。
旧党执政后，新法大多被废除了。新党的重要成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等，都遭到排挤和打击。元祐元年闰二月，章惇罢政闲居。元祐四年，旧党将蔡确《游车盖亭诗》加以引申，指斥为诬蔑高太后，将蔡确发配至新州而亡。之后，旧党把较为出名的新党成员大约八九十人的名字分别归附于王安石、吕惠卿、蔡确名下，称为“亲党”，张榜于朝堂之上，使他们永世不得为官。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年号为绍圣。政局开始朝着对新党有利的方向变化。绍圣元年，哲宗启用章惇为左相，此后，章惇一直担任相职，直至哲宗去世。政治纷争与复仇心理左右着章惇，左右着新党，也左右着旧党。那时开科取士，以能诋毁元祐之政为准绳，否则不能金榜题名；擢升官职，亦须有反对元祐之政的履历，否则不为当政者所接纳。不过复行的新法对元祐法令有所采纳，并没有一概否定。哲宗曾问：“元祐亦有可取乎？”章惇答曰：“取其善者”。哲宗死，徽宗即位。章惇遭到罢斥，新政第二次被废除。罢相后，章惇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后来再贬往岭南为雷州司户参军。崇宁元年（1102年），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居住；两年后，又移来移去，先到越州，后又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71岁。
党争，历朝历代都存在，不单单一个宋朝如此，但宋朝应该算比较厉害的。围绕变法与否，王安石、司马光新旧两党斗争延续了几十年，影响极为深远。今日我们回望此处，除了需要实事求是剖析两派各自的见解，还要看到党争对理性的遮蔽，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脚步的羁缠。以章惇为例，他本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人，但因先被王安石重用，便卷进党争不可自拔。初时，新党打击旧党尚有坚持改革的宋神宗掌握大局，还不至于太出格；但后来的党争，基本是由最高统治者主持的，旧党无情打击新党，也是因为有巨大的后台。熙宁变法断断续续，历时十几年，与高层变动大有关系。
新党、旧党之争此起彼伏，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一种损害。以章惇、苏轼的关系来说吧，他们本是朋友，但章惇属于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苏轼则被归为元祐党人，两个人便决裂了。新党旧党彼此借鉴整人的招数，不失时机进行报复。比如，元祐中旧党罗织成“车盖亭诗案”，新党则也相应地制造了“同文馆之狱”；元祐旧党将新党八九十人的名字“榜之朝堂”，谓之“亲党”；绍圣初，新党亦籍定元祐党数十人，蔡京为相时更有“崇宁党禁”、“元祐奸党碑”。
宋代的治国理念，与前后朝代相比虽有好多不同之处，但并未突破兴亡的窠臼。以党争来看，那种怪圈周而复始，没有寻求到一种使人正常表达思想的途径。从个人的人格来看，不论新党还是旧党，好多人是值得尊敬的，然而这不是个人德行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制度、体制问题。参与党争的人，摆出公允的架势，以道德为棍棒，丑化他人美化自己，无疑把道德看成了关键。
章惇，不过是党争的牺牲品，哪里谈得上“奸”？在非彼即此的背景下，在强调“祖宗之法”的环境里，“奸”也好“忠”也罢，不过是一种帮派标签。
良史的界域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公元前607年，作恶颇多的晋灵公对主政大臣赵盾的屡次劝谏极为不满，派人刺杀赵盾。赵盾被迫逃亡。就在赵盾出逃期间，其族人赵穿将灵公杀死。赵穿弑君后，赵盾才回来。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记为“赵盾弑其君”。赵盾当面否认“弑君”之说，辩解灵公之死与自己无关。董狐解释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董狐认为，赵盾虽没有亲自杀死晋灵公，但他是“正卿”，逃亡时还没有越出国境（仍然承担防止国君被杀的责任），回到都城后又没有追查凶手，因此应负“弑君”的责任，记录为“赵盾弑其君”是合情合理的。董狐说明理由后，赵盾不再争论。因此直到现在，史策上记载的此事，仍是当初董狐先生的“赵盾弑其君”。孔子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即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宣公二年》）从孔子对董狐及赵盾的赞赏看，他对良史和良大夫是很推崇的。然而，不论良史还是良臣，皆不易得。
再举个比“赵盾事件”早发生了50年的事情。还是《左传》中的例子。《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庄公与国相崔杼之妻棠姜私通，崔杼于齐庄公五年（前548年）组织人杀死了齐庄公，然后立齐庄公之弟姜杵臼为国君（史称齐景公），自己担任右相，独揽齐国大权。崔杼想在历史记录中做点手脚，把人为的灾祸说成自然现象，希望太史伯将此事记录为齐庄公病死。太史伯“花岗岩”脑袋，如实记录为“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死太史伯。继任的太史仲依然照实记录，又被崔杼杀死。继任的太史叔还是如实记录，也被杀害。继任的太史季仍坚持如实记录。崔杼无奈，只得作罢。这个时候，齐国的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因为如实记录，死了三个记录者，觉得太史季的结局也不可乐观，准备接替太史季继续如实记录。太史伯等四兄弟和南史氏追求历史真实的精神，几千年来一直感召着人们。
何谓良史？不媚俗不媚权，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追求真实就是良史。我觉得，不易的所在即在于此。换句话说，做良史不是宣誓一下那样简单，而是和得失紧密联系，要有所失，甚至是牺牲生命的“大失”。有失，就意味着不易。具体说，社会政治环境，治史者本人的德行都会起制约作用。其一，史家要有相对的独立人格，不因某一人与当权者的龃龉或乖顺而成为与权力关系的范例，或者成为最高统治者塑造史家的模式。比如，崔杼杀了太史伯后，他的几个弟弟仍然照实直录，并没有以为太史伯的命运就是所有史官的命运。在这里，崔杼仅仅是干涉史家记录的一个特例；崔杼杀掉太史叔以后，也没有气急败坏的从朝中撤掉太史一职，而是仍然让太史季参与其事，同时也没有一直杀个不停。设若史官没有独立性，所谓直录只能是幻想。
当然，崔杼也许未必不想将史官全部杀死，未必不想用强制力量撤掉史官一职，但环境不让他任意作为。“赵盾弑其君”的年代，正是思想多元化的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不是标榜思想自由的幌子，当权者在这种环境之下，对史料的裁剪不会以自己的观点为是非。《左传》记述晋灵公时并未隐其恶，也没有颂其善，而是详列其荒诞暴虐之事。可见其褒善砭恶实事求是，不因身分高低贵贱给予不公正的评价。董狐们固然值得称赞，但他们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刘知几认为，董狐擅名今古，有赵盾成其良直，如果不是赵盾“为法受屈”，董狐不仅做不成“良史”，弄不好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司马迁作《史记》时，虽然已经不是董狐时代了，但仍然敢对当朝帝王汉武帝说三道四，不能不说那时的环境中依然存在些许《左传》时代的流风余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