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文字狱有近20起，令士人屡遭挫辱，然而仍有不怕死的硬骨头，比如唐孙镐上书，坚决反对对吕留良的处理，刀锯鼎镬在所不惧。不过总的讲，已是彻底粉碎了士人的精神气节和社会责任感，使士人变成了视皇权为马首的奴才，甘心充当御用者。乾隆朝的文字狱，进一步扼杀了残存在士人心里的忧国忧民精神，以皇帝是非为是非，不敢多说一句话，低眉俯首，做了十足的应声虫。大学士梁诗正总结出为官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士人远离政治与现实，单单从某种角度看，这也许谈不到不好，关键是这种研究路向不是士人自己愿意选择的，而是生存发生严重危机之后无奈的抉择。闭口不谈政治、身心远离现实，成为当时士人求生的行为。把士人、官员培养训练成奴才，在国家无事的太平年景，无所谓好与不好，可一旦国家需要真知灼见的时候，只会歌功颂德、磕头如捣蒜的人物，能贡献什么呢？
可想而知，孙嘉淦，这个以“敢于犯颜直谏”闻名的人物，在这种环境下命运会多么令人沉思。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中进士，点翰林。雍正帝即位后，孙嘉淦上书：“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令雍正十分生气，对诸大臣宣示说：“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朱轼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说：“朕亦且服其胆。”
（《清史稿·孙嘉淦传》）以后，孙嘉淦仍不识相，遇事每每有所陈奏，雍正很不高兴。雍正十年（1732年）抓他个过失，革职拿问。刑部拟斩，雍正帝特加恩免死，对大学士们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可著在银库行走。”
乾隆即位，孙嘉淦被擢用。“被擢用”的孙嘉淦，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三习”为“耳习”、“目习”、“心习”。大意是君主往往开始听得进逆耳忠言，也能做到礼贤下士，可在高位的时间一长，颂扬话听多了，臣工敬畏的样子看惯了，就容易生出自傲辱人的心理。“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曾文正在《鸣原堂论》中说，“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
这不仅是清王朝统治者的脚下的泥沼，而且是一切统治者容易堕入的深潭。
此疏的语气，与上疏雍正的时候大不相同，所用辞藻少了几分锋利、增加了相当程度的舒缓，可意见仍然是尖锐的，仍具有过去的锋芒。孙嘉淦仍然在履行着知识分子和人臣肩负的责任。
孙嘉淦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扬，并将孙嘉淦的上疏当朝作了宣示。这更使孙嘉淦“声名日隆”，更令朝野正直之士大为仰慕。
不过，孙嘉淦这种直谏的勇气并没有坚持多久，最终在皇权的打击与恐吓之下蜕变了。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假托素有政声的孙嘉淦之名，撰成以指责乾隆帝“五不解十大过”为主要内容的奏稿，意图制造舆论，以阻止乾隆帝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伪奏稿”在全国各地暗中流传开来。乾隆十六年六月，“伪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他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至十六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查获传抄伪稿犯二百八十余人，而湖广、江西更多于四川。在追查的过程中，“情伪百出，有挟仇诬扳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暴露出吏治的种种弊端。十八年二月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奏，卢鲁生、刘时达凌迟处死，鲁生之子锡龄、锡荣斩立决，亲属照律缘坐。至此，历时一年又八个月之久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方告结束。
此案对孙嘉淦的影响很大。这位在封建官场“扑腾”了几十年的大臣，从中了进士以后，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看到了太多的文字狱，他熟识的、不熟识的许多人都因文字丢了命。
事实上，孙嘉淦对文字也是很注意的。经过多次坎坷之后，他对文字比以前要慎重许多。他喜欢著书，做翰林时写了一本《春秋义》，刊行后被雍正帝训斥了一顿，后来他不仅把《春秋义》连同书板烧了，其他著作《诗删》、《南华通》也付之一炬。此后，孙嘉淦居官更加谨慎，他仍然上疏建言，但谈的多是如何禁酒，怎样治河，并为自己搞了个“八约”以自戒。“八约”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从史家为孙嘉淦所作的传记中窥知一二：“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收。”到了晚年，孙嘉淦更善于逢迎帝旨。
但无论他如何谨慎小心，置身于专制的环境之中，不可避免要因言获罪，更不可避免遭受牵连。在追查伪稿期间，孙嘉淦被吓得心惊肉跳，面对着围在身边哭泣的妻儿，对以前所作所为深表后悔。他说，过去雍正皇帝和现今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而不假托别人的名字？乾隆十八年，他在追查伪稿的政治风涛中惊惧而亡。
由直谏到舒缓再到悔恨当初，孙嘉淦变了，变得如同奴才。他的仕途生涯，是清代士风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一个缩影，说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把士人的气节芟夷殆尽。传统的读书做官变成了读书做官做奴才。做了官之后，顶戴花翎下的头颅，不再具有任何思想深度，相反倒往往成了庸俗猥琐的遮掩物，士人只剩下追名逐利一条路了。
《康乾盛世历史报告》有段沁人骨髓的话：没有思想表达的自由，创造性的思想火花就可能随时熄灭，而起不到传播思想和激发人的思想的作用。而没有思想的积累，就谈不上思想的进步。因为我们不能总是重复古人已经有过的思想。所以，禁书和文字狱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存在于无形之中。这可以解释：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好几百年了，为什么人们仍然奴性十足？其实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智慧，也不是不懂思想自由之可贵，而是历史遗留的痕迹太深刻，人的灵魂被历史那件巨枷压在中间。世人多有哂笑我中华缺乏思想巨人者，实是知晓其一不知其二。产生思想巨人，不仅需要个人具有强烈愿望，更需要土壤和深厚的背景，假若缺乏后者，前者也就不复存在，孙嘉淦就是显例。
唐朝建国前的三百多日
唐朝是李渊建立的。这位隋炀帝的姨表兄，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属于高级干部。但那个隋炀帝杨广特别看重自己的享受，虽然对各级官员也不错，却根本不想老百姓。临死前杨广对宇文化及等人说：“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这是实话。但是否改朝换代，官员的待遇并不起作用。李渊早有“取而代之”的大志，乘社会纷乱时机，他便在太原起兵，建立了唐朝。就这样一个简单、清楚的事实，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记述起来都把李渊写成平庸之辈，而只有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李渊是一个沉稳、老练的政治家。温氏为何独具只眼？
温大雅，唐初并州祁人。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太原，温大雅即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门掌管义军的文书起草等机要工作。唐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称帝时的礼仪皆由大雅等人制定。就在这一年，李渊招升大雅为黄门侍郎，旋又升迁为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等职。后来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斗争，愈演愈烈。温大雅追随和支持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临帝位，温大雅官至礼部尚书，受爵黎国公。不久病逝。出自温氏之手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李渊太原起兵反隋至正式称唐帝为止共357日的史实。这种亲历风云变幻的经历，比别的史家多有不同，发言撰文自有个性，其言论也颇值得后人参考。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起兵前一次谈话，李世民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李渊听后大吃一惊：“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李世民又缓缓地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李渊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第二天，李世民又劝说李渊，李渊很无奈，叹口气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至《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司马光直截了当地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宋人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也说：“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李世民俨然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渊只是一个庸碌无比的人。
温大雅对太原起兵也有详细的记述。实际上，在大业12年，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时，就怀有政治野心，当他转为太原留守率兵前去镇压农民起义军时“私窃甚喜”，并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他还直言不讳地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此言此行，非庸碌者所能为。王夫之不随俗见，曰：“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笔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王氏不愧为有卓见的评论家。可惜，在众口贬低李渊的环境里，这类睿智之音难入主流之列。
温大雅行文属字未必是百分之百的实录，但他对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的关系还谈不到复杂。他做这个记录时，距李氏兄弟争权夺位还有八九年的时间，没有必要偏向哪一方。后人著史，已经没有了温氏“得诸闻见”的撰史条件，失去了那份从容与超脱，只能依据前代遗存的有限文献资料来编纂。以《旧唐书》而论，他们编纂李唐王朝创建历史所依据的资料乃是经过贞观史臣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删改后的“国史”和“实录”。同时，删除什么，留下什么，房玄龄等人也没有权力，而是依照唐太宗所定的调子去做的。凭此写出的史书，无论如何也不会讲李世民“不”字。
“实录”一直为史家所心仪，自《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事实上“实录”已经成为史家运用史料、评价历史和文字表述等各方面最基本的标准。然而真正做起来，难之又难。最根本的，撰史者也有所属，很难超然于世。既有所属，就有倾向性，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不同者，只在倾向性的多与少，表达技巧的娴熟与憨直。如果再加上材料的限制，“实录”云云，只能是人们心向往之的事情。
唐太宗还是不错的，他也不算很霸道的皇帝，虽然对待历史上与自己有瓜葛的事情，也容易犯常人犯过的错误，比如检查史官作的《起居注》等等。然而，他没有把不利于自己的书都烧掉，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读到《大唐创业起居注》了。没有这本小册子，李渊在太原起兵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后人只能猜测了。仅从这一点说，李世民就高于嬴政。后人常说，正史要与野史相参考，确实如此。不过，当帝王疯狂地把一切于己不利的书都烧掉之后，拿什么来参考呢？
李斯的两次上书
李斯，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楚国上蔡（今属河南）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生于何年何月，今日人们已不清楚了，卒年则有史可查，即被腰斩之日。
李斯是个很有思想，文笔也非常漂亮的政治家。初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后被秦王拜为客卿。秦并六国后，为丞相。定郡县制，建议焚毁诗书，变籀文为小篆。秦始皇巡幸的时候死于外地，李斯与赵高合谋，矫诏杀秦始皇长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帝。后来赵高诬蔑他谋反，于是公元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市”。
三五句话难以概括李斯复杂的一生，司马迁那样的殊才且那样惜墨如金的人，描述李斯就用了不少文字。检视《史记》中关于李斯的文字，李斯为最高统治者谋划的策略，给人的印象最深刻。比如焚书之议，比如《谏逐客书》，比如进“督责术”。公元前237年，那时秦还没有统一六国，韩国苦于秦国征伐，乃使水工郑国说服秦国开凿水渠，企图耗费秦国人力而不能攻韩。事被发觉，秦王下令把一切来自外国的客卿都驱逐出境，李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谏逐客书》，劝阻秦王。李斯说：“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秦王终于同意了李斯的意见。
这次上书很有一点气势，他敢于直陈己见的胆略、勇气和艺术使人称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李斯之止逐客”，“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这回提意见，托出了李斯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形象。可是我们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还看到了他另一次上书。
秦始皇死后，残暴昏庸的胡亥即皇帝位，“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李斯所处的环境已经与过去迥然不同，他自己也觉得是处于危难之中，所得的一切面临着失去的危险。这时他上书劝二世行“督责之术”，“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指出不能实行督责之术的君主，白白劳神伤身。我们把李斯的两次奏疏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二者的意旨大不相同，李斯见风使舵的本领竟这样高强，令人吃惊。但吃惊之余，我们也不能不思索其中的各种原因，只怪李斯卑劣无节，至多只能泄泄恨情，于事无补。
秦二世处理政务的方法与他父亲是不同的，对待下臣也不相同。秦始皇虽然残暴，有时却能听取下属的意见；二世则不同，只信任赵高一个人，诛杀了无数旧臣，搞得人心浮动，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形下，李斯也想劝谏，但“二世不许”并且让李斯提出人君既能随心所欲，又能永远保住天下的办法，于是就有了后面那封意见书。那封奏疏虽然也出于李斯之手，却很难说是李斯本人的治世思想，与秦二世的所思所想倒是完全一致。这期间李斯进行了怎样的思想斗争，我们不得而知，推想起来他很痛苦，因为二世乐意听的那些话与他的思想不同，但为了保住现有的权势，他却不能不强作欢颜说这些违心的话。即便如此，后来李斯还是被腰斩于市，“夷三族”。环境之恶劣，于此可知，也可作为他风派行为的一个注脚。
谈到老百姓和统治者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其实，它只说明了水的一个特性，而且覆舟之举不是一种常态，总要舟把水激荡得无法再平静的时候才会实现。相比之下，另一句“盂方水方，盂圆水圆”则更可形象地道出大多时候水的特性，水和盂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