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方孝孺的死，除了使我们看到专制皇权暴虐之外，究竟使社会获得了多少益处？仔细检视一下，一点也没有。虽然方先生激烈反对朱棣做皇帝，被灭“十族”，可朱棣还是做了，初时谁也不敢谈论方孝孺的事，甚至连收其骸骨的人都加以屠戮。一百多年之后，明神宗却表扬他，给他彻底平反。这回，皇权又发挥了作用，朱明王朝在道德上又站在制高点上了。
实际上，方孝孺争执的是朱允炆当皇帝，还是朱棣当皇帝的问题。他认为朱允炆处于正统地位，朱棣则是篡权。篡权的人，当然应该讨伐，因此朱棣让他起草即位诏书时，他披麻戴孝，大骂不止。很明显，他对是非的判断，具有奇特的逻辑，虽然他没有成为有利就上的庸俗者，没有堕落为“有奶便是娘”式的御用文人，却也成了朱允炆的御用者。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守节者，其实多如方先生。统治者一面鼓励士人成为方先生那样的人，一面又大开杀戒，如此这般，方孝孺类的士人，岂会减少？
方孝孺是为朱允炆尽忠的臣子，他的死，对社会的进步毫无意义。社会即使有再多的方孝孺，顶多让朱棣杀得手乏。朱棣完结，再来什么什么皇帝，杀来杀去，依然如故，社会没有多大进步，不过换了杀人的人，换了被杀的人。可叹的是，士人偏偏高调赞颂方孝孺，替皇帝赞美方孝孺。实际上，那种选人制度，不论方孝孺痛骂朱棣，还是后来的皇帝表彰其忠，都于事无补。
过去读过资中筠先生论述方孝孺及布鲁诺的文章，其中说，在抽象的个人道德上，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确实，布鲁诺坚持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是科学，任何权力也无法改变，这种先进的科学思想会造福于社会。方孝孺维护的则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于国于民没有意义。从秦统一中国开始，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这类事，耗尽聪明才智，对历史进步有何意义呢？
都出“国”了
在春秋战国之时，秦国为强者之一，所谓“战国七雄”中的“七雄”就有秦国。但其强大，不是从来如此，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要》中说，秦孝公时，秦国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楚国和魏国则常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那时秦国在外交上地位颇低，不能参与中原各国之盟会。
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秦孝公力图振兴，下令求贤，修德行武，进行了一场重大改革，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跑到秦国去的。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横而斗诸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都是这次改革的结果。杜佑《通典·田制》说：
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杜佑所言，侧重的是经济改革，实际上，秦能吞并六国，是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最成功之处，恐怕还在于握有权柄的人在观念上把人才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尽可能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洪迈的《容斋随笔》有《秦用他国人》一节，其中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但六国所用之相，都是它的宗族及国人，独独秦国不然，建立霸业之初就重用外国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洪迈是否夸大其词，姑且不谈，因为“听之不疑”之类的话太满。秦国一度曾想全部驱逐“诸侯人来事秦者”。但不管怎么说，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离不开人才的，这一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因古今和中外而有区别，也不因战争与和平而存悖异。战国时达官贵族大规模养士、三国时曹孟德的“唯才是举”，都属于重视人才的行为。只就战国时代来说，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各养士数千人。当然，人们不能不看到其中蕴藏的现实原因。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分析说，六国为要对付强秦，不惜用“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至于四君子养士，为“入则可以威胁所在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出则可以威胁邻国的国君，使迁就自己的意思”。假如形势变了，和平取代了战争，统一代替了分裂，四君子们是否还会如此对待人才呢？假设历史是荒唐的，但似乎也不是毫无意义。倘若以为四君子们、曹操们一度重视过人才，就认为我们有倚重人才的历史进而陶醉起来，那才真正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呢！
然而，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是很模糊的，李世民认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李世民的大臣封德彝却觉得“于今未有奇才耳”。历史上很多皇帝任用小人，实际他们并不觉得那些人是小人，“小人”云云，是后代总结教训时得出的结论。任用“小人”的皇帝，没准儿以为自己任用的是纯而又纯的人才。《世说新语》载，汉元帝与大臣京房讨论历史，说到周幽王、周厉王亡国的原因，元帝认为“其任人不忠”，京房问：“知不忠而任之，何邪？”这时元帝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元帝所说的是实话，天下没有一个人会故意任用“小人”。最后却出现天大的误差，根本原因在于标准不一致，人们使用的词汇虽然一样，所指的含义却截然不同。就如今日一些人口喊选拔人才，最后选择的却是庸才，却是口言善身行恶之人。出现这一结果，除了有人故意如此，不少人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人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此处涉及的“才”与“德”之论极是，历代君主也把《资治通鉴》作为治国的参考书，然而我们的古圣贤之书太偏于讲解道理，真正操作起来却缥缈得很，让人发怔。然而历史不等人，就在你发愣的时候，大好时光已经逝去。可以说，如何把理论用于实际，是一个古老但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课题。
张謇之见
现在看起来是常识性的东西，如果倒退往回看，当时的弄潮儿就没有我们这样轻松。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现成的知识，一切只能靠他们自己去感悟，去摸索，去实践。
比如教育这件事，自孔子时代起，它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就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论述，《论语·子路》云：人口众多之后就要设法使人民富足，富足之后就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姑且不论教育和经济繁荣的关系究竟何者为先，只从孔子把富裕和教育紧密结合的思想而言，足以让后人思绪万千。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原因，人们几乎没有机会把这种深奥思想付诸实际。到张謇时代，教育与经济繁荣的关系，仍然困扰着无数人。
困扰，对庸人、懒人来说正好是偷懒的借口，就贤者、勇者而言却正是探索的动力。无论康有为的变法，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还是张謇的发展实业，都是为了从贫弱中把中国拯救出来。“拯救”这个词语，说一说是相当容易的，实行起来却颇难，不仅可能伴随着血和泪，而且需要有舍生忘死的精神。即使见不到血污，踏实肯做的作风、细致创新的观念，也是孜孜不倦工作的底色。张謇一生不懈兴办实业，关注教育，与他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做法分不开。在我们历史上纯粹讲求理论的人不少，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人却不多，张謇一生的活动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杜绝了空洞的理论说教。吴良镛先生曾在文章中说：“张謇规划建设思想的形成根植于他的哲学思想与方法论。他治学处事主张理论实践相结合……”张謇自己认为，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
张謇，南通人，1894年考中状元，成为翰林院修撰。当时甲午战争，中国败绩，国事日颓。“实业救国”的思想在张謇脑中萌芽、茁壮开来，自1895年起他陆续创办了南通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大生纱厂（后改名大生一厂），大生二厂，大生三厂，大生副厂。并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之后，张謇又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兴建了天生港口和发电厂，在城镇之间开通了公路。南通因此也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述说张謇这些人人尽知的业绩，其实是想复述他实事求是，兴办实业的独特思想。
同时，张謇也十分重视教育，重视教育看似是人之常情，实际好多人手中有了几个钱之后，最容易遗忘的就是教育。大概教育是难以立杆见影的事物，只知眼前利益而无宽阔胸怀和长远见识的人，不能明晓其中深意。张謇“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突破了我们熟知的“治贫先治愚还是治愚先治贫”的思索套路。他在兴办实业的同时，没有忘记文化教育事业。1902年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民立通州师范学校，1905年创建了我国第一座民办博物苑，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后来，农、医，纺三所学校合并成为南通学院。还兴办了各种中、初级职业学校，短期讲习班和特殊教育事业。如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测绘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镀镍传习所、蚕桑讲习所，女工传习所，伶工学社，盲哑学校等。（据《南通档案局（馆）·南通名人·史海先贤》）取得这些功绩，固然在于这位先贤辩证理解实业和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他不断向外国学习，不断实际操作的产物。1903年，张謇考察了日本，参观了35个教育机构和30个农工商单位。他发现，两国有许多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日本解决得很好，在中国却是障碍重重，或者根本解决不了。主因在于两国政治不同，第一，日本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第二，在日本权力受到广泛的制约。中国落后的病根，是封建专制统治阻碍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只寄希望于宫廷斗争，光绪皇帝重掌大权，或者仅仅依靠思想开明的地方督抚来推行新政，都不是根本办法，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立宪运动。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到上海时，张謇专程前来与载泽、端方、戴鸿慈等商谈，并发起商、学两界公宴为他们洗尘。可惜，宪政最终惨不忍睹，徒有虚名。
张謇不是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的第一人，这位体制内的人物，对皇权没有批判之意，只是为国家好，那时朝廷内的立宪派多是如此。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教育和实业。他说：“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认为实业和教育事业是相辅相成的，“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这些话，如果出自今日，并不新奇，但在二十世纪初叶，就相当的振聋发聩。正因为这一坚定的理念，一个个工厂，一座座学校才得以诞生。更难得的是，张謇不忘中国实际发展水平，主张立学须从小学开始，坚持从基础做起，认为有些人主张办学应从大学办起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指出：“凡事须由根本作起，未设小学，先设大学是谓无本。”人到了急迫的时候，最易浮躁，最易忘掉基础。张謇却冷静客观分析实际情况，这不仅在那时难得，现在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易事。
远见，可以是别人永远也没有的见识，也可以是别人当时没有后来却有的见识，更可以是人人都懂却没有办法落实的见识，张謇把三者几乎全包了。只说抓基础教育这一项，后人中能有几个可以脸不红去见他？
一种无声无息的悲剧
在古代文化界，有几位女性颇有声望，比如后汉的班昭，又比如唐代的宋若莘。（《旧唐书》作宋若华）这两位的名字，很多国民并不知晓，其实她们对古代妇女地位的认可和规范，比吕后和武则天有着更为广大的影响。
《后汉书·列女传》曰：班昭，一名姬，字惠班，是班彪的女儿，《汉书》著者班固的妹妹，扶风曹世叔的妻子，博学高才。曹世叔去世得早，班昭很有德行。其兄班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完成就去世了，汉和帝命班昭续完这部著作。班昭多次被召入宫，为皇后贵人讲学，又给刘向的《列女传》作注，号曰曹大家。
史册对她帮助其兄续成《汉书》一事多所称道，孰不知她的《女诫》对后世的影响远大于此。班昭生于光武帝建武年间，当时，豪族地主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族权、父权和夫权的力量也有极大加强。为了使即将出嫁的女儿们少遭受些挫折，班昭把自己做媳妇的经验和对生活的理解写出来，成为《女诫》，并用它来教导自己的女儿。
可能《女诫》适应社会的需要吧，问世不久，就走出了私人教科书的狭小天地，成了通用的女子课本。明末清初儒者王相把班昭的《女诫》、唐代女学士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自己母亲刘氏的《女范捷录》（又称《女范》），合称为“女四书”。
《女诫》是我国第一部以儒家正统思想阐述女性教育的专著，共1600字，全书从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个方面阐述了女性应遵循的封建伦理。今日人们常常提起的“德言容功”，就出在《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专心第五》则云：“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
此类文字，历史上的男性撰著常常乐此不疲，但从一位才貌兼备、有地位的妇女口中亲自说出，则是第一次。女性素来为男性瞧不起，圣人孔丘把女人和小人并列。西哲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本身的痛苦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古代男性皇帝后宫佳丽动辄成千上万，女皇帝武则天讨了几个面首，就被世人举为奇淫的典范。男权控制的世界，男性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决定大权，女性无参与的权力。没有权力参与，便低眉顺首，便忍气吞声，便默默忍受，只能使持权者更加猖狂，女性的悲剧程度更加深刻。在男权社会，男人会把无数的网罩在女性身上，如果女性自己始终不作挣脱的努力，作茧自缚，只能悲上加悲。《女诫》以女性自我束缚认同、适应男性社会，结果只能越来越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