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是内涵确定外延却极其丰富的一个概念。在“爱国”思想的统率下，其行为因行业和方式的不同可以有多种，诸如教育爱国，工业爱国，杀敌爱国，革新爱国等等。郭嵩焘具有强烈的爱国民族意识，只是他的“爱”与盲目附和统治者不同，也不是那种“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思想。郭嵩焘主张通过对外开放，吸纳西方物质上的“长技”、“朝廷政教”和“人心风俗”，以期完善封建专制政体与封建纲常伦理。郭嵩焘的思想显然太超前了，以至于他的爱国心不被理解，成了“汉奸”。实际上，他的心比任何一个骂他为“汉奸”的人，更盼望中国富强。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猴子为什么终于是猴子呢？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但许多猴子不许它站立，把它咬死了。郭嵩焘的命运，比起那只试用两只脚走路的猴子来要好，清政府虽然对他不满意，至少没有杀掉他。至于不被人理解，先驱的命运大体都如此。
考课与民众之音
考核官员政绩、品德的制度在中国历史很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像模像样了。虽然那个时候考核的内容侧重于治绩而轻忽德行，不是很全面，但对官员到底有激励作用，对奖优罚劣、褒善罚恶，促进官僚队伍的活力和效率，有积极效果。中国古代皇权政治虽然多次为战乱所寇扰，然而延续了几千年，其中必有能够绵延不断的道理。王东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中说，中国古代官僚政治能够长期存在，有着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和诸多制度上的支撑，如选举制度、考课制度、监察制度、致仕制度等。
的确，同一性质的统治，得以存续几千年，其中必有超人之处。有意或无奈地学习前人的经验，汲取以往的教训，是方法之一。虽然有时这种学习伴随着流血和牺牲，但对皇权的稳固起到良好的作用。一个不思进取、不想改变的社会，只能固步自封，裹足不前，陶醉在自刮的暖风之中。世人常云，中国容纳百川的胸怀，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内外交汇，中西交融，不仅使中华壮大了，而且发展了。“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先生所言，似乎与“海纳百川”的说法不相契合，实际上这段话道出了“吸纳”其他文明的艰难及高昂的代价，也道出了改革的“动力”。魏晋时期重视民意，就有“鞭子”的影子——皇权有了豪门世族这个对手。
两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不复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格局，而是分裂状态严重，皇权相对弱小，门阀制度空前发展，朝廷不得不改变了秦汉时期的诸多做法，比如考课制度较以往更加重视民众对官员的评价。
朝廷在考核官员的时候，注意倾听民意，听取人们对官员德行的议论，在魏晋之前就有，也是考课的一个环节。譬如九品中正组织对在职官员进行制度化的考课。但那时由乡党、部民对官员的评价，并没有制度化，因此民众评价对官员升降的影响并不大。到了魏晋时期，民众之音的作用才大起来。自然，这种民众评价在多数情况下由地方大姓操控，反映的是地方大姓的意愿，但其中也包含着普通民众的一些意愿。王东洋说，普通百姓的议论可能为大姓豪强所裹挟，影响和左右普通民众的意愿，因此当时的“乡论”，门阀大族居于主导地位。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在《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论曰：“六朝贵族的阶级地位是以乡论为基础而形成的，而且正是这种乡论才是他们得以超越王朝权力而获得自立的社会地位的根基。”门阀制度下考课所以那么看重民众的声音，重要因素是那个时代皇权力量相对弱一点，而豪族势力又太强大。不过，无论大族势力如何强大，也大不过皇权，国家经常强有力引导和制约民众对官员的议论。
但一定程度的重视总比不重视要好。能够如实歌颂功德俱佳的人，谴责无政绩或无德行者，不论对社会还是对老百姓都是一桩好事。民众对好官和劣官有所评价，社会才会更快地前进，钳制其口，耳畔倒是一片安静，却于事无补。陈后主时，有个章大宝“出为丰州刺史，在州贪纵，百姓怨酷，后主以太仆卿李晕代之”。陈后主亡国，与让人讲话没有关系，相反，倒是皇权之下满坑满谷的虚言假语害了他。后主骄奢，根本不体谅百姓，可所谓民众议论却从不敢及于帝王之身，可见魏晋时期的“民意”是多么轻浅！皇权下的“民意”又是多么微弱！
不管历史上哪个王朝，皇权都显得十分强大，社会上没有哪一种力量能与之抗衡。从本质上说，考课制度是皇权政治的一环，是皇权有效运行的一种表征，是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统率官员的行为。而所谓民众评议地方官吏，充其量是豪族操控的一种行为，不能与朝廷之音相比，朝廷看重它，乃时代使然，即不得不耳！然而朝廷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和作用，并整顿官僚队伍，无论如何是进步之举。统治者心里有民众，总要好于根本没有。
宋恕为何事“胆怯”
宋恕，1862年生，浙江平阳人。初名存礼，字燕生，号谨斋；后更名恕，字平子，号六斋；再改名衡，以名宋衡终。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宋恕多次使用“胆怯”、“畏弹射”之类的词语。
比如，1899年9月23日《致饮冰子书》云：“以处窄天地之中实无可奈何，不能不胆怯也。”1906年给贾佩卿的信中一再说明，自己的著作大都没有出版，“皆以其中甚多反对当代贵人之论，畏弹射而不敢出版。”宋恕为什么使用诸如此类的词呢？唯一的解释是戊戌政变之后学术政治化的环境，使他的生活受到影响，情绪变得惶惑低迷，不敢发出声音。查其文字，戊戌之前，这样悲观、畏惧的言辞是少见的，只是经过戊戌政治大变动以后，惧怕遭受横祸，他才产生了彷徨无奈、小心翼翼的心理。
关于宋恕的思想，他生前在学术界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由于去世时半百不到，著作多未刊行，故后人知者不多。又加之其著作搜集不易，这位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名气似乎在康有为等人之下。实际上，在晚清社会大变局中，宋恕的思想有相当的独特性，有学者甚至说，宋恕是上海变法志士中的思想库，是清末变法思想的发信源，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后来的立宪运动都可以看成是他变法构想的展开。
内忧外患的沉重现实，使中国的先进者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文化才能富国强民。但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上，则派别纷呈，粗略而言就有洋务派、中体西用派、维新派。但宋恕对康梁发动的变法运动并不赞成。他认为新兴力量太薄弱，他对康有为为了改制，把孔子说成是一个托古的人物也不赞成。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廿三日，始见《改制考》”，“始知更生（康有为）能行污身救世之行，而前疑尽释。”“见《请开制度局、十二局、民政局》一长折，则益信更生真刻不忘民。”但实质上，宋、康二人理论根基上的学术差异并没有消失，宋恕痛斥法家思想，对叔孙通、董仲舒等深恶痛绝，而康氏将神州长夜之罪，归于刘歆。
宋恕的理论并没有进入清廷视野，他本人也并非康党，不赞成激进的改革，仅是思想上与康有为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后来对“勤王”、解救光绪帝的行动也不支持。然而，戊戌政变之后，清廷开始大肆镇压一切与变法有牵连的人，气氛恐怖。政变发生后一个月多一点，宋恕辞掉崇正、安澜的授课之职，真正的原因就是清廷对维新派的镇压，害怕因讲授的内容“取怒伪党”，遭到“诬控”。1901年，他在给内弟孙仲凯的信中说：“弟自戊戌八月后立即辞时务讲席……盖知其必起大狱也。吁！生今之世，并尊召大义亦大犯忌讳，其数百年所无者矣！”
恐怖与株连相缠绵，株连又与兴风作浪者得利有关。宋恕的好友陈虬、陈黻宸就因“康党”罪名险受迫害。有些人“乃挟‘康党’二字”，欲置人于死地。宋恕用这样的语句说明自己的心情：“畏通政甚于虎狼，本不敢口出一声”。
政变对宋恕的影响不止于此。1899年，他给俞樾的《又上俞师书》中提到：“京外所谓新旧党领袖多与受业水火，以此不得达九重，然亦以此免祸。今后不敢复谈治术，专师老子，恐数年后暮气逼人……”对汪康年邀请他加入正气会，婉拒，不敢列名。他和内弟孙仲凯说：“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内侄孙公权阅读《江苏杂志》、《浙江潮》，便嘱咐妻子加以提醒，谓“《江苏杂志》、《浙江潮》等皆为大逆之报，明反皇朝，可嘱曙（孙公权）不可买阅。”
我们可能觉得宋恕不够英武，缺少舍身为国之气。其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有谭嗣同那种以自己的血来唤醒民众的人，更多的则是做着启蒙工作，为国家强盛默默前行的人。风云激荡的岁月，对后者相当不利，因为生活的长刺会不知怜惜地刺伤他们。宋恕，可以归入后者。
戊戌之后，宋恕企图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在宋恕看来，晚清新旧两党都不懂得国粹，“两党相诟，病源相同”。旧党持虚骄之气，中国屡败而赔款后其气稍衰，而“今之所谓新党者，又往往以不学之躯，鼓虚骄之旧气，增欧化之阻力，而适以固欧侮之基础矣”。
早在1896年，宋恕就对守旧、师新两派进行了批评，他说“今之言治者，约分两党，一主守旧，一主师新，然以臣观之：彼主守旧者，不知守唐虞三代之旧，不知守皇朝祖宗之旧，而唯知守帖括之旧，乃守之议论之似是而非者也。”对于师新者他又言“不知师欧洲诸国之新，不知师东方邻国之新，而唯知师市井之新，乃师新议论之似是而非者也。”
从宋恕一生的所言所行看，他是推崇孔孟之义的。他得出结论说，我国汉朝以后的儒学实为“阳儒阴法”之学，儒家的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但他对儒家典籍并不尊重。对于文王、周王等古“圣人”，宋恕批判道：“家宇之弊，及于姬周，发旦抑民，殆甚殷夏。”把周看成黑暗时代，认为周武王、周公对人民的压制比桀纣更厉害。宋恕又言：“儒家宗旨有二：尊尧舜以明君之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以废君也。”肯定汤武“革命”的正义性，表达改革社会的真实意图。
宋恕主张做事情要“设身处地，实事求是”，主张著书专代世界苦人立言，穷至民情；不附和数千年来偏私相承之论，不作伤风败俗、导淫助虐之词。忠恕之道，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忠恕是一体之两面。在形上层面上，忠为体，恕为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恕为行，以显忠。在仁与忠、恕之间的关系上，与忠相比，恕更接近于仁。作为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对儒家践仁行仁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1907年，一个女子因放足而被家人药死。宋恕听到此事后，颇有感慨：“怪哉乃以遵王死，世界恒沙尽一惊！谁道神州是专制，舅姑威重辟威轻。”这里，宋恕深刻认识到，专制体制是文化体系中的一环。皇帝是制度与人事的中心，当这个皇帝处于有位无权的位置，制度与人事才可以各得其所，而当这个皇帝掌控了所有权力，成为权源的时候，人事就会变成法术，制度也无落实之处。
在晚清改良派中，宋恕态度之激烈，思想之独特，颇为时人所知。史学家熊月之指出：宋恕主张设议院、行西律、办西学、易西服，批判“夫为妻纲”，宣传妇女解放，并一度鼓吹“废官制”、“无政府”，这当中，其大胆激进之程度，非但王韬、郑观应，即便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望其项背。
初时，宋恕希望通过登取仕途搞维新，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壮大祖国；后来他发现这条路太艰难，行不通，转而寻找传统文化对维新的理论支持。面对晚清大变局，他主张“融国粹、欧化于一炉”，抨击专制而又歌颂“国朝”，提倡维新而又反对变法。传统知识分子在中西思想交流的过程中，紧张情绪从宋恕身上充分体现出来。
这是一个内涵深厚的人物，可惜，天不假年，19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宋恕与世长辞，卒年48岁。
裴矩的心态
怎样做，一个人才可以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除非品德特别高尚又是宁折不弯者，不少人会选择随大流的生存方式，就是明知对方错误，也加以附和，决不讲出自己的真心话。从根本上讲，他们虽然难说是好人，但他们却也是环境所迫，是复杂的形势和自我生存状态相互搏击产生的怪胎。
我每次读到裴矩“佞于隋忠于唐”的事迹，便要发出上述感慨。在隋炀帝手下为官时，裴矩虽然还不能站在祸国殃民的队列中，但也出了不少坏点子，比如大业六年（610年），裴矩为杨广谋划了不少劳民伤财的点子，让万八千人一起演奏，“执丝竹者，声闻数十里”。隋朝未亡之时，裴大人使用了许多如此这般的“治国”方略。
裴矩先后在北周、隋、唐三个王朝中任职，阅人多矣，丰厚的政治经验使他个性全敛，养成“迎合”君主的生存策略。他不是个庸才，更不是只会点头的蠢才。《资治通鉴》云：“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指隋炀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这指的是公元607年的事情，现在此书虽已失传，想来内容翔实，否则杨广也不会亲自召见，详细询问西域情况，并对裴矩的功绩给予赞赏和嘉奖。奖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人们的价值取向，它会使天平失去平衡，垂向一个方向。裴矩能在皇帝面前出馊主意，主要还是帝王赏识，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有利于自己生存。果然，如此一来，隋炀帝称赞裴矩之能，对群臣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隋炀帝一朝，大臣多有谄媚者，考其行状，与裴矩相似者不少。
到了李氏唐朝，唐太宗总结前朝的亡国教训，主张大臣开口讲真话，君主虚怀纳谏，裴矩原来的那一套没了市场，他便一改在隋朝为官时的作风，顺应了潮流。《大唐新语》载，唐太宗听说有的官吏忒爱受贿，暗地试验一下，果然有人受绢一匹，李世民大怒，要杀那个人，民部尚书裴矩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最后李世民放过了那个人。司马光大有感慨：“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现在我们读了这些话，除感叹古人才智令今人无话可说外，不免想起一句老话：正人先正己。与其责备裴矩，不如改变环境，让人尝试新的生存体验，否则说一千道一万，裴矩也改变不了。裴矩是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
黄遵宪与美国式民主
黄遵宪不赞成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读《人境庐诗草》，我们会强烈感受到这一点。诗中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