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字的本义，指俯首屈从的男性奴隶。《说文》曰：臣，事君者也。
中国古代政治权力构架呈金字塔形状，皇帝高高在上，处于最高层，大臣次之，位置要逊于皇帝，他是为皇帝做事的。
大臣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走到什么位置，开辟何种天地，都不能无视皇帝的意见。
“臣”字的字形在甲骨文中，颇像一只竖立的眼睛。人在俯首贴耳时，眼睛是竖立的。“臣”字的本义，即指俯首屈从的男性奴隶。《说文》曰：臣，事君者也。《国语·晋语》则说，事君不贰是谓臣。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构架呈金字塔形状，皇帝高高在上，处于最高层，大臣次之，位置要逊于皇帝，是为皇帝做事的。换句话说，大臣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走到什么位置，开辟何种天地，都不能无视皇帝的意见。
素常，听到某个冤案源自某人，常觉不可思议：以某人权力之狭小，岂敢制造惊天冤狱？比如，武则天统治时期，酷吏猖狂，不少大臣被害，人们便骂周兴，骂来俊臣，认为冤案是他们制造的。实际上，来俊臣等酷吏不过是武则天强化自己统治的小小道具，没有她的支持，来俊臣们能做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来俊臣们被武则天弃之不用了，不少人觉得女皇圣明。来俊臣于697年6月3日被公开处决，其肉立被仇家咬尽，眼珠被挖出，面皮被剥去，心肝被取出。当时，遭受过来俊臣迫害的人很多，因此争食其肉的人也很多。朝廷见人们对来某恨之入骨，便称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朝廷还是那个朝廷，皇帝仍是那个皇帝，来俊臣的行为也未见改变，前后命运却判若云泥，不怪皇帝而归责于来某，能顶什么用呢？
凡皇帝，不论贤明还是平庸，抑或暴虐变态，他们在台上时，人们一概视之为圣明。他身边的臣子，不论枭雄还是奸佞，一律听命于他。因此，明朝的阉人之祸即使很厉害，皇帝也没有费什么事，就把他们解决掉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嚣张跋扈、玩弄君主于股掌之上的权臣，在皇权面前其实弱小得很，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也不得不死。即使对皇帝、对国事忠心耿耿的名臣，脑袋是否总在两肩之上，也要看皇帝的喜怒哀乐。庸臣和佞臣，自不必说了，虽然他们的生存空间比较广阔，何时关闭空间，那要看皇帝的意思。
总之，臣子是相对皇帝和草民而言的，处于皇帝之下、草民之上的地位。秦灭六国后，皇帝一直是权力核心，臣子不能僭位。
然而，僭位的现象还是不时地发生。做皇帝太有利可图了，只要有可能，想试一把的人不少。不过，僭位的臣子不承认僭位，而是使用“禅让”一词，在这块招牌下，以“平和的暴力”夺取政权，而且可劲宣传自己的合法性。所以，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豪门贵胄，坐上皇椅之后，如何防止夺权马上提到议事日程。
控制言论，戕害身体是历朝历代通用的手段。控制言论好明白，就是不许人随便张口说话。不过也不要误会，遭到控制的，并不是所有言论，而是那些有损统治者光辉形象的部分。赞美之词，歌颂之语，似乎不在控制之列。至于损伤身体，就是用皇权的力量在你身体上施行武力，使你的身体受伤，思想变得封闭迟钝。南汉的时候，爱琢磨奇怪问题的皇帝刘，常有奇特的想法，如，为什么群臣不能尽忠而太监可以尽忠？他找到了答案：因为群臣有家有室有子孙，牵挂很多，而太监则什么也没有，焉能对皇帝不尽忠。于是采取措施：凡是想捞得一官半职的人，先要自己阉割了，朝廷再授予官职。即使和尚道士，凡是想与刘谈禅论道的，也要先阉割了再说。这下，朝堂空了吧？你想错了，一点也不空。有些人，居然自己割了阳具，以求进用。那么多的进士状元，不怕断子绝孙，忍痛自宫，以图进仕。据《通鉴纲目》说，当时南汉“宦者近二万人”，遍及了社会上层。一个人数不多的小朝廷居然有如此庞大的太监队伍，令人瞠目。
世上有两种东西可以使人发疯，一个是钱，一个是官职。俯首就阉的人，显然是把乌纱帽看得比性器官更加重要。南汉一朝，文武百官几乎人人被阉，这些没有阳具的忠臣良将，忠实履行保卫江山社稷的任务。
南汉大宝十四年（971年），宋兵攻占广州城。这些肉体上阉割了的文武百官，向宋廷屈膝乞降，南汉灭亡了。
皇权之下的官吏集团，是与皇权缠绕在一起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利益，一些人什么事都敢做。马克思曾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其实，何止资本家如此？
腹诽
明清时代的的文字狱历来为人诟病，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做法，不仅使人不敢讲真话，甚至连溜须拍马都需战战兢兢。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有个叫安能敬的穷秀才入场应试，在试卷上凑成了一首诗：“浑庞俗渐远，焕采在此朝。满怀皆节义，人世大文垂。思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顺天学政认为，此诗有看皇上笑话之意，于是一面具折上奏，一面抓人、抄家。但安氏为本分读书人，并无违禁字迹。在审讯时，安能敬供称：“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忙急之时，随手写了‘排难’两个字，并无别意”。乾隆皇帝批复道：“览其诗是不通，尚无别故，不必斥革，钦此。”于是，安氏的小命得以保全。这个案子，在乾隆一朝的文字狱中，可能是处理最轻的，我们从此案中可以清楚感觉到，子民说话作文所以慎之又慎是有原因的，并非中国人乐意如此。同时觉得，清朝文字狱虽然酷烈，可喜的是，乾隆帝没有使用“腹诽”这个罪名，否则安能敬就说不清了。
腹诽，也叫“腹非”。即嘴上不说，心里却叽里咕噜，认为不对。先秦时，还没有这罪名，那时谁有意见就可以说，高层即便不高兴听，也不会治罪。不过，也不是完全如此。周厉王的时候，说话就很危险，专门派人盯梢，谁指责他就杀掉谁，老百姓吓得在路上见面都不敢用嘴巴打招呼，使一下眼色就拉倒。到了秦王朝，特别重视舆论一律，乱说也不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但是，如果“不语”，好像不算犯罪，没人治你的罪。
西汉建立后，刘邦的子孙汉武帝设立了这个罪名。雄才大略之人，做起这类事来也相当别致，比他的祖宗强多了。据《史记·平准书》所载，颜异早年为济南亭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村保主任之类。这个颜异为人耿直为官清廉，一路升迁，最后做到了九卿位置。在一次币制改革中，皇帝及当时的廷尉张汤主张造白鹿皮币，一个单位价值四十万。汉武帝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认为如此一来这白鹿皮与它本身的价值差的太多了。说：“如今王侯朝贺，不过以白玉为礼品，其价值也不过是数千钱，而放置礼品的皮币，价值却要四十万，太不相称了！”皇帝听了很不高兴。不久，有人因别的事情告发颜异，汉武帝让张汤办理此案。张汤本来就和颜异有点小摩擦，趁此正好治一治颜某。审理案子时，有个情节：曾有个客人和颜异谈起币制改革，谈到不便处，颜异听后没有说话，只是稍微动了动嘴唇。张汤不愧酷吏，作出的结论是：“不入言而腹诽，论死。”也就是说：颜异虽然口头没有反对这个政策，可他肚子里是反对朝廷的，所以当斩！结果，当然就斩了。“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怎么“谄谀取容”，史家虽未写出来，估计不外是不管皇上说什么做什么，臣子一面叩头如捣蒜，一面声情并茂地高呼“陛下圣明”。我们常常以为汉王朝不如清朝那样钳制人口，因为司马迁还敢于把历史写到眼下，以颜异的遭际看，这样的想法太幼稚。我们也常常责备天下奴才太多，不敢讲真话，其实动一动嘴唇都可以惹祸的环境哪里会有真话？能够在沉默中不被疑为“腹诽”就不错了。
郭嵩焘：试图直立行走的猴子
在晚清的官员中，郭嵩焘无疑是思想先进的一位，是和传统之爱国者有些不同的一位。换句话讲，他的思维方法，看待问题的视角，都与常人有异，是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驱之一。然而，朝廷内外，皆有人把他视为“汉奸”。
郭嵩焘是清末外交官，字伯琛，号筠仙。出生于1818年，卒于1891年。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光绪元年（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又任总理衙门大臣。次年首任出使英国大臣。1878年兼驻法国大臣，次年以病辞归。
“以病辞”，多数时候是政治操作。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清廷的诏书谓“其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实际上，是惧怕袁世凯的权力威胁到皇权。摄政王本想杀掉袁某，因张之洞极力反对才作罢，只令他回乡养病。
与袁世凯“足疾”有一点不同的是，郭嵩焘之“病辞”，并非清廷官方单方面行为，也有郭嵩焘自己不能不如此的原因，也就是他自己“托病”辞职。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铁路，开采矿产，整顿内务，以立富强之基，并极其关注西方的议会制度。这在古老的中国是不得了的言论，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是必然的。
郭嵩焘当大使期间，处理了很多具体事务，维护了中国的权益，一生与“汉奸”无缘，那么为什么得“汉奸”之名呢？郭氏的副手刘锡鸿对他的举止颇看不惯，向朝廷参劾了郭嵩焘，指出郭嵩焘有三大罪：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在刘锡鸿看来，这三件事都是大伤国体的，是“媚外”的行为。在那个年代，清廷是“天朝上国”，郭嵩焘的行为与此相悖，还不是有失国体？刘锡鸿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汉奸”二字，但其义自现。其实，郭嵩焘“汉奸”之名并非走出国门之后才有的。
郭嵩焘出使的直接起因是“马嘉理案”。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1874年，英国陆军上校柏郎率领一支近200人的武装探路队探测从缅甸到我国云南的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派遣翻译官马嘉理前往滇缅边境迎接。1875年2月，马嘉理引领柏郎一行未经知会云南地方官进入中国境内，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马嘉理首先开枪打伤一名群众，愤怒的群众将马嘉理及其数名中国随员杀死，柏郎一行也因此受阻，退回缅境。事后，中英双方经过一年多的交涉，先后签订了《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一向以懂洋务著称的郭嵩焘担此重任。消息甫一传出，舆论大哗。人们或替郭嵩焘惋惜，或劝他千万不要干这种丢人的事。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听说他要出使外国，群情激愤。1876年10月4日参加乡试的考生在玉泉山集会，声讨郭嵩焘，并扬言要砸郭嵩焘家。郭嵩焘原来“激昂慷慨，本不以远游自阻”，但这次实在招架不住了，他一再向朝廷告病假，并想回湖南养病。慈禧太后于1876年3月4日、9月6日两次召见郭嵩焘。郭嵩焘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后一次召见：“问：‘汝病势如何？’答：‘臣本多病。今年近六十，头昏心忡，日觉不支，其势不能出洋，自以受恩深重不敢辞。及见滇案反复多端，臣亦病势日深，恐徒使任过，孤（辜）负天恩，不敢不先辞。’慈禧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又谕云：‘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谕：‘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却是别人都不能任。况是已前派定，此时若换别人，又恐招出洋人多少议论。你须是为国家任此一番艰难。’慈安太后亦云：‘这艰苦须是你任。’”最后，郭嵩焘成行了。
郭嵩焘生活的年代，清王朝已经远离了“盛世”光景，列强觊觎之志日逞。但在清政府的骨子里依然以“天朝上邦大国”自居，强调“夷夏之防”，自大情结一如从前。郭嵩焘到了国外之后，对那里的制度、风俗所作的介绍，打破了人们牢固的“夷夏”观念，比如《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多所赞扬；推崇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认为西洋“是非则一付之公论”。总之西洋是君民兼主，而中国专制政体“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
《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刊印后，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口诛笔伐者大有人在。李慈铭斥其“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清廷立即下令毁版，禁止流行。1877年12月15日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请朝廷将郭嵩焘撤职调回，原因是“其《纪程》之作，谬轾滋多”，“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清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替换郭嵩焘，才使他免于立即被召回之辱。最后郭嵩焘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溘然长逝。8月2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伏念该侍郎服官中外，历着勤能，圣朝轸念前劳，自有恩恤之典。至其政绩学术，卓绝可传，应请旨宣付国史馆立传，并饬下湖南巡抚录其所著书，咨送史馆，以垂不朽……可否特予褒嘉，以劝学行，出自逾格恩施，非臣所敢擅请。”8月29日，清廷回答：“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认识上的差距，实质出自观念。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思想意识，更是朝廷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在弥漫着“自大”观念的氛围内，唯一不受指责的行为就是与固有的一切保持一致，人云亦云。郭嵩焘不知掩饰地宣讲西方比中国强，忘记了“夷夏之防”的祖训。在虚假充斥的世界，人们挂在嘴边的是虚言假语，真语实言只能藏在肚子里。郭嵩焘虽然是官员，但本质上还是文人的成分多一些，讲话不知避讳。
当然，在封闭环境生活久了的人，会表现出某种软弱，郭嵩焘也是如此。他从不主张“拒夷”，总是把挨打的责任归于中国的落后与愚昧。实际上“挨打”的因素是复杂的，制度落后会挨打，这不假；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制度落后就该挨打，“会”与“该”，不是同一个概念。封闭之国的人民初出国门，内心难免脆弱，其思想作风也难脱此途，以后就会不治而愈。
对外开放，不是轻松嘻笑的话题，初期总是伴随着种种无奈和不如意，郭嵩焘正是如此，我们后人不能用眼下的思维方式对前驱求全责备。其实，他的思想比起同时代的人来，要深刻得多。郭嵩焘较早地看透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强调学习西方应从科学技术上升到政治制度、人心风俗的层面上来，仅此一点就高于“中体西用”的文化取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