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把权欲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的人，她过惯了专制独裁的日子，当世界大势对清王朝极其不利的时候，她也许不反对于己有利的变法；然而一旦变法撼动她的利益基石，她就脸色一变。无论什么样的改革，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都是以她的地位利益为经纬。
调节的弱化
《南村辍耕录》曰：元朝至正乙酉冬（1345年），朝廷派遣整肃官僚队伍的奉使宣抚到江西、福建诸道，问民疾苦，然而政绩昭著者还达不到十分之二三。对这件事，江西书生黄如征冒着杀头的危险，拦驾上书。信的内容指斥一些地方官员与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沆瀣一气，“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的怪状。同时引述了几首民谣：“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黄如征强调说，这些歌谣都是老百姓不平之气郁结于怀而发出的声音。最为重要的是，黄如征认为，什么样的人担任监察御史，要看实迹，朝廷不能“遴选非人”，不法的官员向皇帝汇报时，会“妄称官清民泰，欺诈百端，昏蔽主听”。庆幸的是，元顺帝看了黄如征的信，没有将他归入攻击朝政、诽谤大臣之列，反而给了他官职，黄如征感谢天子恩德，“受命而不领职”。
黄如征是幸运的，对皇帝说了那么严重的话，不仅未受责罚，而且受到奖赏，这在专制社会极其不易。也许，黄某的几句话，说出了监察部门的实际。《元史·顺帝纪》四记载：“时诸道奉使，皆与台宪互相掩蔽。”当然，奉使官员中能力和素质都很好的人是不少的，如泰定年间的齐履谦、至正年间的苏天爵等，在出使巡行中严格执法，真正起到了纠察地方官吏的效果。任用素质低下，昏庸无能的官员，责任不在官员本身，而是专制的皇权。
古人设立监察制度，目的在于两点，或者说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两种政治职能。其一，监控职能：监察官吏，肃正纪纲，以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其二，调节职能：监督君主，维护法制，以协调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吴观文先生说，宋元以前的隋唐时期，这两种职能由御史台与谏官和给事中三个系统掌管。御史台主管弹纠不法，监察百官，谏官和给事中则分别掌规谏讽谕，封驳诏令，监督君主。这三个机构，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上下监控，相互协调的监察系统。
宋代时，监察制度中的监督君主这项宗旨，已经弱化了。监察官不仅由皇帝直接任用，而且悄悄阉割了匡正君主的职能。表面上台官仍可言事，谏官也仍旧可以弹劾，但实际上言事不可忤逆君王，弹劾仅对臣下，职权已发生了移动。元朝人入主中原后，实行强烈的民族统治，为了维护蒙古官僚的特权地位，他们对了解政事的汉族官僚士大夫弃之不理，而让那些难以威胁他们特权地位的刀笔胥吏填补官僚队伍，于是形成整个官僚机构“官冗于上，吏肆于下”的状况。
选官在狭小的范围内进行，能力和素质肯定难以保证，结果自然是政事废弛，社会不能正常运转。宋元两代，皇权进一步不受制约，皇帝独断专行，监察官员对皇权的依附性较以前更强。因为选人局限于小圈子，宋元的监察官员往往素质不高，常常以权谋私，贪赃索贿，或是卷入朋党之争。元代官场“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监察机关亦是“脏污狼藉”。即使少数正直的监察官员不谋私利，不畏权势，秉公执法，但其积极作用，在遍地贪官污吏的现状下，变得如旷野中的豆火。
监察制度政治职能的畸变，一方面体现在谏官系统的变异和封驳制度监督君权职能的削弱，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御史监督百官职权的扩大。在明代，这些变化基本完成了。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维护专制统治立了大功。猜度君王设立这项制度的心理基础，在于他们对臣子人性的实际把握，即臣子有时会逸出主子划定的圈子，甚至会为非作歹，把老百姓推向造反的边缘；设立的真正目的，初时在于调节社会各种关系，后来就成为单纯为皇帝一个人服务了。此后虽然变来变去，但千变万化，仅仅在于加强了对臣下的监督，监督君主这一项，永远回不来了，调节职能，自然也就没有了。监察制度的变异，使贪腐的生存空间加大，只要官员的所作所为不影响皇权的稳固，皇帝是不去管的。
“底线”
“贪官”这个概念，与贪污数额的瓜葛很微妙。你如果硬说二者没有关系吧，贪污一个亿，和贪污一二百元，无论其危害还是影响，肯定有霄壤之别；倘若治罪仅仅凭数额或以数额为重要指标吧，一些贪官就被划在界外，得以继续贪赃枉法。人们常愤愤然说，排队挨个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个枪毙肯定有漏网的。去除话语中裹挟的不满情绪，显露的未必不是忽视数额和不恰当重视数额带来的弊端。
有两件旧事，颇值得人思考贪污数额与制度的关系。一是晋国高官羊舌鲋的事。羊舌鲋，这个名字挺不常见，“羊舌”
是复姓。羊舌鲋，其实就是那位名叔鲋，字叔鱼的，他的哥哥是大名鼎鼎的叔向。叔鲋生于公元前580年，卒于公元前531年，不仅出身高贵，而且有军权有刑狱大权，但这也给了他贪污受贿的机会。
贪污，虽不一定是达官贵人的专利，然而无权无势者哪里有机会贪污？就是有，又能在贪污的路上走多远？素日见媒体披露某出纳贪污几十万，觉得多得不得了，现出“愤青”状骂几句娘；及见某些“长”动辄把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装进自己的腰包，顿时傻了眼。那可是人民的血汗钱啊！贪污者不见得“有位”，然而位高权重的人如果修养浅拙，又处于监督不完善的环境，祸国殃民，祸人害己的空间就大得不得了。
《左传》曰，羊舌鲋在帮助鲁国征服邾子国的时候，邾子国的金银财宝大半进了他个人的腰包。后来他又以三十多万人马为筹码，要挟卫国国君给他贵重的礼品。运用这种伎俩，他向小国勒索了不少财物。不惟如此，这位高官还以贪坏法，卖法纵贪，断案时偏向贿赂他的人，把有罪硬说成无罪。有人说，羊舌鲋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个因为贪污而受到惩罚的官员。“惩罚”云云，虽然也算得上表述准确，但似乎失之简括。事实上，杀羊舌鲋的人，乃“土地”案子中不去行贿的邢侯，他十分恼怒，激愤之下杀死了断案的羊舌鲋和行贿的雍子。后来，羊舌鲋的哥哥叔向对晋国的执政者说，邢侯、叔鱼与雍子，三个人都是死罪，“施生戮死”吧。于是执政者杀了邢侯，同时把因为贪婪被杀的羊舌鲋尸体，拉到大街上示众。将尸体示众，与取其性命相比毫不轻巧，但这毕竟是两码事，不能不加区分。
二是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枪毙腐败的京兆府尹王治馨。王治馨贪污的数额一般说是500元，这里的“元”指银元，王治馨作为京兆府尹，月薪至少500元，如果按贪污500元计算，则为月薪的1倍，如果按贪污5000元计算，则为月薪的10倍，以50000元计算，则为的100倍。王治馨贪污的数额究竟几何，此处不是主要问题，总之数额怎么也超不出春秋时期的羊舌鲋。
重要的是，从羊舌鲋到王治馨，已经近两千年了，其间惩贪的形式虽有变化，但重视数额、讲求社会影响的尺子却有意无意的总在发挥作用。假如羊舌鲋贪赃枉法的数额不那么大，造成的“国际影响”不那么深广，不仅不会遭邢侯诛杀，也不会被暴尸于街市；如果王治馨索贿的范围不那么广，未必引起诸多议论和弹劾。这位“北京市长”，1913年年底上任以后，所辖二十四县，居然收取了二十三个县官的贿赂。再加上官场中的其他因素，王治馨依律被判处死刑。
两案相同之中又有不同。相同处不必再提，即特别重视贪污的数额。几千年来，量刑时数额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数额特别巨大”与“数额巨大”就差得远了。
北魏时，法律规定，枉法赃（绢）10匹、义赃（官吏所受的馈赠、贿赂）20匹大辟，孝文帝时则有所改变，只要义赃1匹，枉法赃不论多少皆死。
唐代则规定：官吏受财枉法，（绢帛）1尺杖100，1匹加一等，至15匹即处绞刑。
宋元对贪官处理较其他朝代宽大。宋朝法律规定，贪污1贯流两千里，10贯配广南，不以赦降原减。《元史》的《刑法志》载：枉法赃，1贯至10贯笞47；不满贯者，量情断罪，依例除名；10贯至20贯，笞57；20贯以上至50贯，杖77；50贯以上至100贯，杖87；100贯以上，杖107。对贪赃不枉法者则更为宽大，300贯以上，杖107，除名不叙。
明朝则对官吏的职务犯罪处罚很严酷：凡贪赃在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监守自盗，40贯绞；枉法赃，80贯绞；不枉法赃，120贯止杖100，流三千里等。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十分了解贪官对皇朝有效统治造成的恶劣影响，因此对贪官的严厉程度也甚于其他王朝。
《大清律例》吸收了明朝的内容，规定：贪污折银20两即处流刑，40两即处斩刑。整个专制社会，对贪官量刑都考虑了数额。这本没有什么不对，贪污几元钱与贪污几千元钱，给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显然不同。但是，当一位官员只贪占了国家或个人很少的财产时，我们还叫他贪官吗？比如把国家的两块木板拿到家里私用，比如办私事搭乘公家的交通工具，不仅数额微小，恶劣影响的深广度也不大，以传统观点论，与贪污似乎还有距离。然而，大贪官皆由小贪官而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道理同样适合于贪污这种行为。
只强调数额和影响，清、浊的界限就不易划清，绳之以法的将都是富可敌国的巨腐大贪，将都是撼动国家根基的贪墨败度之人，公私分明，一文不苟取的清新之风将成为美好的愿望。“乱世用重典”的思维逻辑几千年不变，与不恰当地重视数额恐怕有很深的关系。
好在，袁世凯反贪那阵子，中国社会已被民主之风吹拂，贪污数额没有被视为很重要的标准。王治馨贪污数额虽然也不少，民众敢于议论纷纷，相关官员敢于弹劾，起了很大的作用，社会环境对贪官颇为不利。如果民众对贪官隐忍不置一词，王治馨一案未必能入于袁世凯之眼。自然，袁世凯杀王治馨，有更多的因素，但无论如何，除掉一个贪官，对民众来说总是有益的。
贪污腐败行为是人类的劣根性体现之一，因此，不论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有腐败现象，也都在反腐。不同的是，专制社会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仅仅依靠领导人个人的作风，靠思想教育。阿克顿勋爵非常精辟地指出：“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使人腐化。”权力不受制约的状况不彻底解决，反对贪污腐败就只能沦为空言。
一个缺乏监督的社会，不仅会使贪官猖狂恣肆，也会导致民气委顿畸形。从中唐以后，官场中的腐败现象，已为上下所默认。如南宋时，右丞相陈自强公开向下级官吏勒索贿赂，地方官送公文“必题其缄云，某物若干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启。陈氏胆大如此，还不是没有监督所致？据说，新西兰的房屋部长希特利，仅用公款买了两瓶酒，便丢了乌纱。希特利的腐败丑闻，在惠灵顿、奥克兰、汉密尔顿等地引起了人们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是社会监督结出的果实，是社会管理结成的民气，民气一代一代传下去，社会岂能不铲除贪污苟且之行。
贪污的数额大小不能完全决定底线的位置，社会环境净化到何种程度，才是决定底线置于何处的因素，跳出小圈子反腐的思路，才是描画底线粗细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