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以后，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与侵略者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几乎同时，魏源发愤完成了共十四卷的《圣武记》。此书利用清朝历代武功的历史，探索清朝统治盛衰大势，为反抗侵略提供借鉴。清史专家王钟翰教授说：“本书之所以题名为《圣武记》，表面观之，似乎在大力歌颂清前期列祖列宗开国创业的神圣武功与辉煌战绩；仔细按之，铺陈往事适足以揭示厥子若孙之虚弱无能，亟宜改弦更张，急起直追，以绍承先业。”这话很有道理。在《圣武记》卷八中，魏源提出，要传扬国威和维护生存，中华民族“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我们常常觉得魏源在《海国图志》才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实可能忽略了这两部著作是同一思想指导下绽放的不同色彩的花朵。由于《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问题时，所使用的语句更明确，自然人们也就认为此书是“师夷长技”思想的原始出处。
魏源写作《海国图志》之时，正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日。危殆的局势，使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也使人们更加重视时事政治。《海国图志》这部巨著，如实向世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情况，同时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来，并且具体阐述了“师夷”“制夷”的内容。在魏源看来，“师夷长技”的前提是“悉夷情”，“师夷长技”的最终目的则是“制夷”。夷之“长技”在军事方面的内容有三点：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除此之外，此书在经济方面、政治制度方面也给予了注意。魏源认为西方民主章程“可垂亿世而无弊”，虽然他没有提出要不要学习，但那种崭新的观念却影响深远，后来的洋务运动等都是走在魏源开辟的道路上。
成书于1853年7月的《元史新编》，也体现了魏源的一贯思想。魏源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是振聋发聩的，中国近代的民主启蒙，或直接或间接、或深或浅受到了魏源的影响。像《海国图志》，初刊行时为五十卷本，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1852年再增补为百卷本。自刊行至1902年，刊刻十数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近人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依然笼罩在天朝上国的气氛中。从皇帝到一般民众，仍然夜郎自大。道光年间，俄国科学院通过教会使团赠送给中国一批俄文书籍，其中不少是关于俄国历史、地理、经济、民情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军事、数学等实用性较强的著作。清政府接受后就封存起来了，直到1858年，咸丰帝才圈出其中有关“地舆图画”方面的四十一种命人翻译，以备查考。1869年，总理衙门才组织人力将书目译出。在这样的环境下，魏源的著作自然不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海国图志》刊行后，魏源曾托好友朱琦将书上呈清廷，朱琦寄诗抒怀，其中云：“况闻兹书出，市贾纷雕镌。辇下诸要人，争买不计钱。天聪倘易达，无竢予小臣。特此谢魏子，久要愧前言。”朱琦先说了《海国图志》出版发行时的盛况，后几句则隐约说明托付之事未果。咸丰八年（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将《海国图志》推荐给咸丰皇帝，他在奏折中说：“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而于英吉利为尤详。”并奏请重新刊印，广为发行，以便使人“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王茂荫的奏疏上达后，没有任何回应。
1858年是一个既平常也难忘的年份，那时距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时间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在这一年爆发，内外局势更加令人不安。1858年，也是魏源去世后的第二年，百卷本《海国图志》早已出版，但那位王大人还没有见到，他向皇帝推荐的是五十卷本。
倒是在近邻日本，《海国图志》等著作的命运更好一些。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和中国一样，也面临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魏源著作的传入，启迪了他们的心智。他们认识到锁国政策不能挽救危亡，主张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变法维新，抵制西方侵略。根据日本学者大庭脩所述，《圣武记》于1844年传入日本，也就是中国1842年首次刊行仅两年之后即传入日本。《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的时间比《圣武记》
稍晚，1851年第一次由中国商船带入日本，1854年日本幕府允许《海国图志》在市场出售。价格方面，在1851年和1852年130目，但到1859年，价格则提高至436目。自1854年《海国图志》允许在日本公开上市之后，至1856年，日本共出版各种翻刻本达23种。这些翻刻本的内容并不包括全书，而是选择当时日本朝野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美国、英国、俄国的部分，以及如何加强海防、抵抗外敌的篇目。日本学者北山康夫在《〈海国图志〉及其时代》一文中指出：“魏氏之革新与批判精神给予日本维新分子以极大鼓舞，诸如佐久间象山及吉田松阴等均受其影响。”
日本人盐谷世弘对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被清政府重视、反被日本采用的情况，颇为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其实，魏源的命运并不是亘古未有的，他之前或之后的好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不是也一样吗？遭冷淡的，史上不是魏源一个人。不过，这也能说明天朝上国思想在统治者心里是怎样的根深蒂固，万不得已，很难主动向别人学习。对魏源这样的贤者冷漠，带给他的不仅是一种不如意，也有刻骨铭心的无奈。魏源最后遁入空门，可能就是这种无声无形的遭际造成的。
慈禧对光绪的斥责
关于慈禧太后是否支持改革的问题，人们的思路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之一就是老太太在戊戌变法中的实际作用。据说她不仅不是维新变法的天敌，甚至还可以说是变法的支持者。那些论据，当然也算尽人皆知：晚清实际的行政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光绪虽然已经亲政，却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戊戌变法倘若没有慈禧同意，万万不会有开始的日子。诚如康有为所言：“皇上虽为皇帝，而大权一切在西太后，皇上虽明西法，极欲维新，而无可如何，故在位二十余年，而无一日之权。”
其二，慈禧老太太也推行了晚清新政。慈禧绞杀了维新变法以后，也感到了守旧带来的某些压力。尤其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然后挟持光绪帝逃难到西安以后，慈禧太后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变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0年1月29日），朝廷在西安发布了上谕，其中说：“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这道上谕还要求官员各抒己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十一月明谕全国指出：“现在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这位皇太后也没有停止支持“洋务”运动，在召见盛宣怀时，她一再表明外国人“欺我太甚”，中国要做到自强。
其三其四也是有的，比如分析清王朝的国情及所处的世界环境。总之慈禧不是绝对反对改革。
实际说来，慈禧统治中国的时候，列强环伺，国运每况愈下，清王朝已不复有其祖先的盛世光环。这个责任，由一个当权者来负担，恐怕不合逻辑，但这个当权者采取一点措施，挽狂澜于既倒，也是应当的。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统治者，都不会眼看油瓶子倒了却懒得扶一把。
况且，慈禧的变法，并不是出于政治家对世界大势的敏感，不是出于一种自觉，而是对个人权利的自保。她的革新，往往流于表面形式，“治法”可变，“常经”则万古不易，充其量建立开放式奴役制度的帝国。1900年年底，李鸿章在北京和各国公使签订合约，老太太见条约中西人并没有将自己列为惩治对象，乃大喜过望，“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以后下诏变法，与安抚取悦洋人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她的所谓变法，实际出于无奈，虽不好称之为假改，但绝对是只重皮毛。
1906年，到西洋考察的五大臣回国后，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6日，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这次官制改革方案，合并了一些不太重要的部门外，还将原来的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全都撤销，新成立的机构则有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成立“责任内阁”代替军机处。1906年10月，慈禧对这个方案有个批示，在军机处不变的大前提下，一些部门改了名称，如刑部改法部，户部改度支部，兵部改陆军部……增设邮传部等。
慈禧留给人们顽固保守的印象，与她的政治行为有很深的关系。一是她镇压了维新运动，二是推行“新政”时零打碎敲、拖延逶迤。
绞杀戊戌变法一事史书记载颇详，此处不必赘言。概而言之，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并将其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宣布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至于所谓的“新政”，倘若没有离京逃难这回事，老太太未必搞那一套，她是没辙了。不过对老太后而言，不管谁在变法，不能触动她旧有的权力核心地位。对权力的追逐和保有，是慈禧的目标。
翁同龢有一则日记记载，当他入宫接受指示时，见到的经常不是皇帝一人，而是皇帝和皇太后一起，皇太后对外交和国内的事务往往说得很多很多。《慈禧外纪》亦曰：“皇帝每遇国事之重要者，必先禀商太后，然后降谕。”据学者研究，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光绪帝自己作主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命军机四章京。有人说，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光绪懦弱。
其实说到底，世界上任何改革的阻力只有一个，即改革本身深刻触及当权者的利益时，改革就会走入狭窄的天地，最后停滞不前或是变得徒有虚名。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慈禧曾经对光绪帝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1898年，慈禧太后的懿旨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是“祖宗之法不可坏”。可见，慈禧太后把不违背“祖宗之法”，不损“满洲权势”，视作一条不能更动的政治原则。如果破坏了这一大前提，改革只有失败一条路了。据说老太后训斥光绪帝：“康有为之法，能用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光绪帝吓得战栗不已，不知所对。
两年之后的八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在一道文告中则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又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慈禧也倡导改革，似乎这位老太太在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其实都是着眼于她自己的利益，只是形式迥然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