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看后，立即召集群臣，说道：“寡人闻古来帝号，只有贤王可当此称，虚名无实，殊不足取。今诸侯王乃高推寡人，寡人怎敢当此尊号？”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刘邦的推让之词：“我听说皇帝之位应由天下最贤能的人拥有，否则只是空言虚语，得不到大家诚心支持，根本无法建立稳定的政权，反有害天下和平，所以我实在不敢负担这个责任。”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功效。一方面，刘邦表示自己并不是看重权力，对皇权谦逊推让；另一方面，可以试探那些人的真正意图，看他们是不是真心拥护自己。也许群僚发自内心拥戴刘邦，也许群臣看透了刘邦的真实思想，齐声说道：“大王起自细微，灭乱秦，威震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天下，功臣皆得裂土分封，可见大王本无私意。大王德施海内，诸侯王不足与比，据实而言，应居帝位，如此，天下幸甚！”刘邦还想推辞，内外臣僚便都跪在地上不起，刘邦这才说：“如诸侯王所请，有利于天下之民，寡人自当准请。”群臣见汉王刘邦已经应允，从地上爬起来，高兴地咧着嘴退下。太尉卢绾、博士叔孙通等没有和那群臣僚一块退下去，他们还有好多后续工作需要商定，如择吉日，制定定仪等。
二月初三，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北岸，祭坛筑起，旌旗招展，鼓角喧天，汉王刘邦要在这里登基称帝。到了吉时，鼓角齐鸣，刘邦在群臣的簇拥下，登坛拜祭了天地，然后回到大殿，面南坐于高位，即了汉帝位。文武百官，分列两旁，礼官宣礼，群臣朝贺，“万岁！”呼声四起，震慑人心。朝贺完毕，汉帝颁诏大赦，然后又接连下谕旨二道，进行分封。
诸事理毕，汉帝诏令，定都洛阳，并派人到栎阳奉迎太公、吕后及太子盈；又派人去沛邑迎接次兄刘仲、从子刘信、少弟刘交，以及没有发达时结交的情妇曹氏及子刘肥、定陶戚氏父女及子如意。不久，有大臣建议迁都关中，刘邦便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至此，国事初定，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汉朝建立了。
朱元璋称帝，与刘邦称帝大同小异。两个皇帝都起于平民，奋斗的路径基本相同，履登极位的程序也就大体相同。所不同者，汉高祖刘邦之前，虽有一个统一的秦朝，但秦朝的皇帝出身高贵，另外秦朝短命，政治体制等等一切，刘邦这样的底层人物来不及受到充分的熏陶。对千年之后朱元璋来说，已经不成为问题。朱元璋做皇帝时已是十四世纪六十年代末，距大一统的秦帝国已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君臣礼节早已浸透于每个人的骨子里。
丙午年（1366年）十二月，小明王乘船赴应天府，在长江溺亡，于是龙凤年号随着小明王的死亡而消失在历史烟尘中。龙凤十三年，朱元璋改元吴元元年（1367年），并下令恢复中原传统，将百官礼仪由原来尊右改为尊左。这时将士们纷纷上表，希望朱元璋称帝。但朱元璋认为，天下大局虽然已经确定，然而称帝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他对劝他做皇帝的李善长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拥有天下，都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就是这样他还是礼让再三呢。这种事不可仓促行事，如果真是天赐我皇权，我又何须匆忙呢。”这话很有意思，既说明自己不是永不称帝——古人礼让再三；也为上表的人指明了方向——帝王拥有天下，天命、人心很重要。
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书念得多，学识能力都不错。他比朱元璋大十多岁，明朝的很多制度是李善长拟定的。李善长谙熟中国的体制，也了解朱元璋。他明白，古代皇帝在即位之前是讲究“三推让”之礼的，朱元璋仿照的就是这一点。何谓“三推让”之礼？就是想当皇帝的人，在即位之前，表现出一种冷静对皇权的高境界。在群臣没完没了的劝谏之下，最后为了大局，才勉为其难接受大家的拥戴，登上皇帝宝座。
“三推让”可能和古代的泰伯有关系。《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孔子很推崇太伯、仲雍的这种做法，《论语》记载了孔丘先生的话：“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民无得”几个字，杨伯峻先生解释为：“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语”。
太伯是不是“三以天下让”，我们姑且不去管它，最少太伯的时候，“三推让”也许含有真诚的意思，可惜演展到后来，就成为一种姿态，成为一出必备的剧目了。因此，朱元璋拒绝称帝以后，李善长并没有停止上劝表，也仍然马不停蹄地进行皇帝登基的准备工作。比如，营建皇宫，制定新的历法与政令，制作皇帝即位的朝服、后妃百官的朝贺礼服，演练皇帝登基仪式等，大事小情李善长都亲自去抓。
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带领文武百官再上劝表，劝朱元璋称帝。老朱没有答应。十二月十二日，李善长率领百官再次劝谏，他说：“主上谦让的品德，上感神明，下感天下之百姓，名德早已传遍天下四方。愿主上为天下人着想，尽早登基做帝，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请主公答应群臣的请求吧。”说着自己先跪下来，文武百官一见也一同下跪。朱元璋做出很无奈的样子说道：“诸位爱卿，屡请不已，我只好勉从舆情了。
但此事非同小可，切不可草率行事，望诸位斟酌仪礼而行啊。”百官叩头谢恩领旨。
登基的日子选在次年正月初四，这是由谋士刘基择定的。正月初四晌午时分，朱元璋在文武大臣簇拥下来到南郊城下，登基仪式正式开始。拜谢天地众神之后，朱元璋换上绘有日月山龙图案的衮服，头戴平顶冠冕，在祭坛的正南面，正式登基即位。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向北跪拜行礼。礼毕，登基仪式结束。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到太庙追封四代祖先，然后回到新建成的奉天殿，正式接受百官的朝拜。又册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宣布定都应天，国号改为大明，改元洪武。
大明朝从此建立，直到1644年4月25日明思宗在北京景山自缢，明朝灭亡。也有人认为，崇祯死后，福王朱由崧（弘光帝）才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1645年弘光帝被俘杀，明朝至此灭亡。
文字狱表皮上的华丽外衣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沙龙女王一生崇尚革命，却最终被革命者处以极刑，临刑前，罗兰夫人发的感慨是：“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外延却能涵盖世间一切，而不单单囿于“自由”和“罪恶”。
当世人擦亮眼睛，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凡是龌龊邪恶的东西，外表必定包裹着冠冕堂皇、高尚善美的华丽外衣，当事人总会想尽办法去遮掩，让不明真相的小民去相信他们做的是正确的，是不容指摘的，或者是跟“国家利益”挂钩的。比如现在才“臭名昭著”的文字狱。
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文字的原因而构成的罪案。在古代封建主义社会里，统治者们往往会借“疑似影响之词”，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达到消除那些“不听话”的文人、维护统治的目的。文字狱一般都是冤狱，是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构成的。
在封建社会，文字狱通常十分残酷，且有特定的“受众”，可以说，文字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一般狱讼，往往都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再据以判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可又找不到对方的错处或无法定他的罪名，于是就在他的作品中找证据，以此定刑。而文字狱的量刑一般都很重，严重者不但会招致杀身之祸，甚至会连累所有亲戚——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
由于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文字的意思太繁复，所以给统治者找到了很多口实。也因此，文字狱很早就出现了。
西汉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官当得不错，但人际关系比较不靠谱。他本人又爱写些酸溜溜的文字。本来很正常的一些话，却让政敌戴长乐抓住了把柄，将一封检举信递到了中央，称杨恽“诽谤当世，无人臣礼”。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告发语，妙在无论有无证据，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都能发现告发者的忠诚和为国家着想的胸怀，都可以撼动皇帝的思想。果然，杨恽很快被“双规”。
世界真是奇妙无比，偏偏五凤四年（前54年），天上很正常地出现日食，科学知识不够的古人以为这是老天爷的警告，人心惶惶。杨恽没处好关系的一个仆人趁机上书西汉朝廷，说杨大人居家时爱讲牢骚话，日食就是他骄奢不悔招致的。皇帝火大，派人前往查证，结果在杨家搜得《报孙会宗书》。这封信是他回答友人孙会宗的，内有“宣帝见而恶之”，本来是说汉宣帝看见孙会宗不喜欢，但皇帝把语义搞错了，以为是自己招别人厌，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杨恽不久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腰斩，杨恽的老婆孩子也远徙到了甘肃酒泉。
说起文字狱，清朝是最多的，其实不止是清朝，每个朝代都有文字狱的影子，只不过清朝是满族王朝，统治者的神经更为敏感，忌讳也更多，故而案件连发而集中，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别的王朝与清朝比较起来，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差。从杨恽事件可以看出，统治者对臣子的伺察历来是极其严格的，神经也很脆弱。
统治者的目的是要让读书的人服服帖帖，哪曾想这里面却诞下一个怪胎，除了思想的河床逐渐干涸以外，想升官发财的人又看到了另一条门路，告讦，用牺牲别人的手段来为自己吃官饭铺路。
庄廷鑨《明史》案打的也是“为国家着想”的旗子，这个案子的处理结果是70人同时遭凌迟、重辟、处绞。它成功地教训了文化人，使他们老老实实钻入故纸堆，考订、整理史籍，但也禁锢了思想，抑制了各种学术发展。同时，诬陷、威胁、勒索他人之风，也愈演愈烈，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庄廷鑨是湖州富户，而且是个盲人，大概是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史学巨著。但他自己并不怎么通晓史实，当时的思想家顾炎武又瞧不起他，为了脸上有光，出钱从明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桢后人手中买了史稿，又延揽江南有志于纂修明史的士子，补齐了崇祯朝和南明的史事。书成后，题名为《明史辑略》。为了彰显才能，庄廷鑨把此书标为自己所著。
在这部书中，叙述南明的故事时，仍奉南明年号，还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斥骂降清的明将等。这书刚刊刻时本来没事，但是因为庄廷鑨的父亲庄允城虚荣心太重，在没经人允许的情况下，把江浙名流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列成了参订者。这事情传出去以后，三人很窝火，认为庄允城没有一点版权意识，且不知道书中内容违不违禁，一怒之下把这事捅给了浙江教育局（浙江学道）。令三人没想到的是，钱的力量是巨大的，庄允城得知此事后，很快用钱摆平了浙江教育局和浙江省委。庄允城天真地以为，有这些大员撑腰，自己也就没什么问题了。然而，三人在背后戳《明史》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居心不良的人也看到了希望，虽然很艰难，但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吧。一个叫李廷枢的也买了这书，拿到湖州市长（湖州知府）陈永命处去告，不过陈早收了庄家的钱，把书没收后再把李赶回了老家。一气之下，李廷枢把书转给了自己的亲家吴之荣。
吴之荣是个无赖，心眼也多，早前就是个敲诈行家。得知此事后，先是去庄允城家敲竹杠，被庄拒绝。吴之荣转过头来向浙江军区司令（镇浙将军）柯奎处告。柯奎委婉地向吴之荣表示，自己是武将，不是文职，不管文字官司。吴之荣回过头再去庄家索贿，庄家派遣女人出战，在女人的口水中，吴之荣愤恨而退。
在不打倒庄家誓不罢休的缺德心眼驱使下，吴之荣最终把这事捅到了中央，写下“造写逆书”的牌子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刑部）指控。刑部很重视这个案子，派人找到原书，落实罪状。结果，凡参与纂修《明史》，以及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的人和卖书、购书、藏书以至于阅过此书者都大祸临头了。死了躺在棺材里的庄廷鑨也未能幸免，坟前的牌坊被捣毁，棺材被劈烂，尸体被剁成碎块。
在明史血案的背后，吴之荣却以大功升官，不只得到了庄家一半财产，而且当上了京官。
实际而论，发生如此惨烈之案的起因，只为一个“钱”字——告讦者为钱——富豪以钱贿赂官员——富豪拒绝告讦者——进京告发。令人掩卷而思的是，这样卑鄙的事情，却是在“国家利益”的大旗下进行的。吴之荣告发时称那是“逆书”。何为逆书？说白了就是政治不正确之书。约略说来，告密的原因，大致有三种：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报复被告者；利益驱使。无论哪一种，告密者多用高尚的理由做盾牌。
对告讦风气的危害，乾隆时期的曹一士说“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并希望朝廷对这种案子放松点，没必要掐得那么死。乾隆也意识到此风不可大长，开始对一些诬告者律以反坐。此后，告讦之风才有所收敛。
古人云，乱自上做。清廷根本没有逸出这个逻辑！
“展示”论
外交官一般都是风度翩翩，机警灵敏的。尤其后一点，在国家间交往时，比个人的长相重要得多。晏子出使楚国，初遭轻视，根源在于容貌，后受垂青，则是因为机敏过人。晏子之后的外交使节，往往容貌与机敏并重，他们不仅对朝廷的政治经济文化极力维护，而且举手投足，无不体现着国家气概和风范。但是像晏子那样问答都充满个性的外交官却越来越少。
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南齐武帝萧赜派骁骑将军刘缵率人到北魏朝贡，李安世负责接待他们。这个李安世“美容貌，善举止”，是李祥的儿子、李孝伯的侄子。李孝伯和李祥都在北魏为官，是北魏的名臣，儒界的名士。可见，李安世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人物。
可能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北魏为了接待这个使团下了许多工夫，从府库中拿出金玉珍宝，然后又发了一个通知，让京都的富商穿着华丽的衣服和那些使团成员交易。南齐的使者到了一家金店，问了问价钱，结果目瞪口呆——价钱便宜得不像话。刘缵说，金玉这么便宜，是从山里采集的吗？我们猜测，可能刘缵心里打鼓了，一分钱一分货，这么便宜，是真货吗？李安世当即说：我皇朝把金玉看成极其平常的东西，因此价格贱如泥土瓦砾。原话是：“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刘缵本来想大买特买，听李安世这么讲，“惭而罢”。北魏一朝是不是经济好得“金玉大贱”？是不是“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史书上有许多具体数字可供引用，舍繁就简，概而言之，当时许多官吏不仅贪污公帑，而且搜刮老百姓几乎达到残酷的程度，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前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农民起义就有七八十次之多。李安世的“皇上德通神明”等语，究其实只是官员在外交场合惯用的唇枪舌剑之语，睿智而已，切不可视作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