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也可以说它是社会制度进步和人类本身进化的产物。不过，由此而断定贪污腐败具有积极意义，即使不算致命的错误，也是十分轻率的想法，有只看一点不及其余之嫌。某一事在一定阶段对社会有一种推动力，但当社会进入更高阶段以后，原有的那点推动作用可能消失殆尽，显露出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贪腐虽是伴随着社会进步而产生的，但它是一群人剥削另一群人的形式之一，是“公权力”私有化的表现，是权力者滥用“公权力”的开端。
人类在原始社会处于淳朴自然的状态中，生产品无剩余，也没有财富的积累，私欲无从产生，更谈不到贪污腐败。一旦社会发展，原来管理公益事务的管理者，更多接触了物质产品，有机会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在“五帝”时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贪贿现象。
《礼记》有一节文字，介绍社会的变化更形象更详细一些。《礼运》篇说，原始社会道德风尚是“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些话，可能言过其实，但在那种环境下，我们的祖先有此举止，也算正常。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天下为公”就变成“天下为家”了，不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且“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淳朴的社会风尚被重权谋和尚军事所代替。从此，贪贿产生了，反对贪污腐败的行动及其有关的伦理道德也相应产生。
这种变化蕴含的更深理论，学者可能有不少独到的分析，但以本人看来，有三点不能忽略。
其一，贪污腐败首先是官员的事情，涉及官场道德和职业道德，官场反腐才找准了主角。
其二，人类性恶还是性善，历来有争议，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定论。定论与否，对普通人而言不太重要，反正普通人活在世上，由着性子来的可能性不大。对官员而言，究竟性恶抑或性善，意义就大了。假如官员的能力和道德水准近乎圣人，我们草民俯首听吆喝就行了，没有必要进行监督。但原始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者跃进到阶级社会的官吏以后，贪腐便开始了。原始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阶级社会的官吏、贪腐者，三者究竟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呢？倘说所有的官吏都贪腐，那有夸大其词的嫌疑，然而若说官吏个个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能够“拒腐蚀永不沾”，恐怕也不现实。官吏是靠不住的，只要有机会，很容易成为贪贿者。
其三，军事力量孱弱可以动摇国基，贪腐严重时也可以动摇国基。发展经济，本来是为国富民强，贪腐却可以在富庶的旗幌下使国弱民穷。
如果单纯重视发展而不重视反腐，发展带来的繁荣，将被贪腐所溶毁。这就需要有效的反腐，而不是装装姿态。而有效反腐的关键之一，就是突破自我监督的窠臼，监督者不能仅仅是官吏本身，要允许别人置喙。
贪污，是极易被其他政绩掩盖的。面对世界近代化浪潮的冲击，晚清的李鸿章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洋务运动虽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对历史趋势的深刻认识，如果不知道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不知道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样的积极抵抗策略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其历史意义不能忽视。但李中堂通过办洋务发了大财。作过《李鸿章传》的梁启超，虽然对于时人盛传李鸿章富甲天下一说持怀疑态度，但也认为李氏有数百万金之产业，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均有李鸿章的不少股份，南京、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也是他的。据说梁启超算的这账还不全，至少漏掉了土地一项。李鸿章拥有的土地，据说在最盛时期达250多万亩。据统计，仅在合肥东乡，李氏就有耕地约60万亩，占当地耕地的三分之二。除李鸿章外，其他洋务要员和官僚买办都发了财。
至于用人，在官场上，李氏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都是着重培养的人。盛宣怀曾说：“合肥（李鸿章）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清史稿》论李鸿章：“唯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中国古代官僚制管理机构，呈金字塔形状，顶端的皇帝是核心，皇帝之下是各种等级的权力支配者，底端则是人数最多的小百姓。从上到下，架构是一样的，李鸿章居于帝王之下，而在一般臣子之上，其施政的措施即自由也受制约。所谓自由，是全国范围内没有几个人敢挑他的毛病，他要什么便有什么，他看上谁便可以顺利提拔谁。不过也有所制约，虽然大多时候这种约束是徒有虚名的。当他得不到皇权的青睐时，受冷落、遭弹劾便会不请自来。也就是说，整个官僚集团，与老百姓是相隔的，老百姓需要什么，官员不了解，官员怎样施政，老百姓不关心。社会只会因统治者本身的能力、道德不一样而略有不同。这种情形下，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作风、行政腐败等很猖獗，也被人视为很正常。无论是谁，置身于这种体制，都会发生变化，李鸿章的做派还算好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除了改造古代专制官僚制为现代民主的官僚制，遏制李鸿章实在不易。
大面积沦陷
当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非常严重时，世人便常用“贪腐遍地”、“无官不贪”等字词来形容。这类概括性极强的词句，常常被指责为以偏概全，没有科学区分主流和支流。实际上，这类字词，不在于严谨判断，而在于发泄不满情绪。哪一个社会都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政治制度完全一样的封建王朝，因为执政者不同，治理贪污腐败的措施有异，结果也便大不相同。
比如，雍正皇帝做一把手时，清朝实行“完赃减等条例”。也就是，贪污的犯官，如果在一年的时段里补赔了所贪的款子，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等到乾隆执政，便废除了这一条例，而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即使补足了贪污的金钱，该砍头依旧砍头。嘉庆即位，政策又有变化，完赃不仅可以减等发落，而且即使“三年限外不完”，死罪人犯只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就可以了。
然而，这种种差异，仅能造成贪腐程度不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化的扩张。历史上，不管哪个朝代，反贪的路数基本是一样的：狠抓思想道德，设置监察人员，青睐严刑峻法。这些招数，施用起来，是会起作用的，否则不会用了又用。不过，效果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好，否则一些非常浅显的道理，没必要一代又一代重复，一年又一年讲述。就说道德吧，中国讲了几千年，不仅位居九五的人重视，每个与乌纱帽沾边的人都年年讲，月月讲；道德真正高尚的人讲，行为龌龊、蝇营狗苟的人也讲。顺治帝执掌清朝大权的时候，曾对贪官之多的现状大发感慨。大臣说，那些贪官没有做官的时候，也知道不该做贪官，可一旦做上官，就见利忘义、利令智昏。顺治说：这都是因平日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如果认识明白，持守有定，就不会被金钱财物所诱惑。据说在场的大臣频频点头。清朝讲述为官之道一讲就是三百来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被推翻。高尚者或许以为，讲且如此，不讲更糟，因此需要更加起劲地讲。
品德低劣的人，也不反对大讲特讲，因为他们可以拉大旗作虎皮，在道德之光下贩卖丑陋。在耀眼的光芒之下，思想道德一直受到令人痛心的挑战和侮辱。清朝后期的几桩大案，为道德的无奈和崩塌作了极好的注脚。
乾隆统治后期，贪官不仅数目多，而且官位高，赃款金额非常大。如山东巡抚国泰“婪索诸属吏，数辄至千万”、浙江巡抚王亶望，生活奢侈，大肆收受诸州县贿赂。后来他在甘肃做布政使时的赈灾案爆发，牵出甘肃官场集体腐败大案，其中他一人就贪污白银三百余万两。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事败后，籍没伍拉纳家产时，得银四十五万多、如意一百余柄；查抄浦霖家产时，得金七百、银二十八万，田舍价值六万多。罗列这些案件，目的并非不承认乾隆朝的经济发展，而是觉得好多事不可理解：那时朝廷依然崇尚思想道德，依然有各种监督，依然有刑律，然而贪腐却日趋严重，日益普遍，症结究竟在哪里？更令人深思的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陈辉祖，在奉旨查抄王亶望家赀时，将很多物品抽换抵兑，捞取钱财，中饱私囊。可谓反贪者也堕入贪污泥沼。
乾隆朝的文字狱已经使举国臣民变得如同奴才，舆论不仅一律，发声的时机也与皇朝的安排步调一致。也就是说，那时社会绝对是一种声音，绝对安静。在铁桶一般的社会里，官僚集团却上演一出又一出腐败大戏，难道仅仅是因为道德不坚定吗？高官有那么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为什么还不坚定？国泰系刑部官员出身，熟知国法，官至封疆大吏，俸禄也相当丰厚，但仍婪索不已，究竟是何种原因？提倡道德的乾隆皇帝，任命的大员却乖戾刻薄，盛气凌人。山东巡抚国泰情性恣睢，对属员任性吹求，轻喜易怒，藩司于易简也要向他长跪回话；浙江巡抚福崧性情偏执，近于刚愎；两广总督富勒浑刚愎自用，暴戾乖张；闽浙总督伍拉纳躁急苛刻。道德究竟为何物？
一个社会，存在乱象，不在于舆论不一律，不在于老百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专制皇权使政治、经济、文化变得畸形。皇权之下，官员仅仅满足于自肥，视民众如无物。
素常我们说，封建的皇权统治必然导致腐败堕落。至于为什么“必然”，人们懒得去说。
实际上，专制统治者不是皇帝一个人，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社会上的规则都是权力集团制定的，只不过皇帝居于金字塔的最上层而已。在专制社会，一个镇长就是一个土皇帝，社会有数不清的土皇帝，他们的话就是法律，道德、监督等等，只是他们掌中玩物，你说监督之类还能起什么作用？专制皇权统治一方面努力禁锢人的声音，一方面偷懒，不去开拓新思路谋求发展，而宁愿拿出很大精力论述自己的招数如何好，他人的思路怎样要不得。
没有贪官的社会永不会有，但大面积贪腐的景象却可以避免。招数就是不要妄自尊大，裹足不前，而要不断学习和创新，承认失误，弥补疏漏。无论经济发展多么迅速，成果落入王亶望之流、国泰之辈腰包里，国基哪里会稳固？说白了，专制才是造成大面积贪腐的祸首，国泰们才是侵噬大清江山的蛀虫。
偶然发现
再严密的监察制度，也有作用消涣的时候。譬如，清朝的监察制度是比较细密的，然而好多大案要案露出丑恶面目来，则与监督机构没有什么关系。最明显的是王亶望案。
王亶望的案子引起乾隆的注意，并不是各路御史奏报、弹劾的结果，而是与阿桂、和珅在甘肃评定苏四十三作乱有关。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肃河州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经过几次交战，官兵损兵败北不能速胜。乾隆很生气，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主动向乾隆上奏，说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军费紧张，自己乐意把平时积攒的四万两廉俸银贡献出来，“以资兵饷”。乾隆皇帝见王廷赞一出手就是四万两银子，觉得奇怪：仅仅一个藩司，家计怎么那么充裕？是不是和捐监有关？
清代的藩司（布政使）是总督、巡抚的辅助官员，俸银、养廉银合在一起每年不足一万两。尤其甘肃，偏远贫瘠，“官场素称清苦”，所得与富庶之地的布政使有差距。甘肃的布政使养廉银为每年7000两白银；俸银不分地域，全国标准一样。布政使是从二品官员，每年也就是白银155两。因此说，王廷赞无论如何也捐不出四万两私银。
于是，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传谕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密访查王廷赞，看他是否染指捐监一事。当时，苏四十三起义这个事件还没有得到控制。乾隆并未因有军事行动，就搁置调查甘肃的贪污案。
什么是“捐监”？曾经积弊甚重的“捐监”，甘肃为何又得重开？
所谓“捐监”，就是允许一些有钱有粮的人通过捐粮换取“监生”资格，并可以应试入官，称“监粮”。捐交的谷粮，遇到灾荒即用来赈济灾民。七年前，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当时的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甘肃地瘠民贫，需要在辖区内实行捐粮为监。乾隆同意了勒尔谨的意见，并派出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前往甘肃主持捐监。王亶望在乾隆眼里属于“能臣”，有在甘肃工作的经历，做过知县、知府，这次到甘肃做布政使，属于平级调动。王亶望到任后，向总督勒尔谨建议各州县都可以收捐，这样可以解决内地粮仓储备不足问题。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亶望赴任已经半年了，他向乾隆帝汇报了甘肃省的“捐纳”情况：到九月底止，已有19017余人前来捐纳，共收得粮食827500余石。乾隆皇帝肯定了王亶望工作成绩，说他“承办认真”；除此他还有几个疑问，勒尔谨自圆其说地解答了，没有露出破绽，乾隆也就相信了。实际上，王亶望所谓的八十多万石粮食只是个虚数，粮仓里一粒也没有。不久，勒尔谨又上奏，称甘肃省雨水稀少，连年大旱，需要大量的粮食赈济百姓，希望皇帝准许把粮食折成银两。
经过精心谋划，王亶望们将皇帝只准捐谷的规定做了改动，原来四十石粮授一名国子监生，改为收取银两后，授一名国子监生则变为五十五两白银。如此这般，甘肃这个不富裕的省份，就成了那里官员的“富贵乡”，民间的捐银巧妙地变成了私有财产，自总督以下都有份，自然王亶望得银最多。最后，甘肃全省各级官员一百余人，“上下勾通一气”，毫无忌惮侵吞国帑民膏。
由于捐监有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亶望升迁为浙江巡抚，由王廷赞接任布政使一职。王廷赞“知其弊，不能革”，甘肃一如从前，集体贪赃枉法。
不能说这一系列欺骗朝廷的措施，是总督勒尔谨的原意，但作为总督不仅默认布政使的贪污行为，而且为其提供方便，负有严重的领导责任。勒尔谨的结局颇为引人思考：乾隆没有让他异地为官，或有名无实地避避风头，而是迫令他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