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发起行动的是黄国公李霭，他用只有越王李贞才能看得懂的暗语写信给李贞：“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李贞立即将信内容解释给韩王李元嘉听，韩王表示同意。李霭开始假造皇帝玺书，送给琅琊王李冲，里面的内容是：“朕被幽禁，王等宜各发兵救我也。”李冲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这证明了一件事，大家都很齐心，所以，自己也照葫芦画瓢，造了一假书：“神皇欲倾李家之社稷，移国祚于武氏。”然后这两份假冒的皇帝书信分送韩、鲁、霍、越、纪各王，让他们各自起兵，向神都进发。各王收到“皇帝玺书”，就开始准备起兵。
这场唐朝历史上最大的由王爷们连谋的军事行动，还没有开始，就遭到了告密。告密原因是，这些人虽然口上说要起兵，但真到了约定时间，所有人都拿不出象样的兵来。他们折腾得动静太大，结果就有人把他们已经开始造反的消息送到了武则天手中。
武则天立即采取措施，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叛逆。由王爷们谋划的这次军事政变不久后就被平息，结果是，凡是与此次政变有关系的李氏成员，全被武则天一网打尽，杀得杀，流放的流放。
但是，李氏成员为了复兴李氏大唐，可谓前仆后继。
永昌元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同样，也是在谋划过程中被人告密，参与谋划者全部被诛杀。
载初元年，唐高宗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被人告发欲谋反，被杀。高宗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因知情不报而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
同年八月，有人告发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宗室十二人欲谋反，被杀。
当然，李唐宗室成员即使人丁兴旺，总是有数的。许多告密者见李氏成员越来越少，就把告密的斧子砍向了大臣。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二十四个作过宰相的人就因为被人告密而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
自垂拱元年至长寿元年（685—692）八年的时间里，武则天听任告密，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
史书上说，“唐武后以徐敬业之反，常恐大臣谋己，乃盛开告密。”的确，徐敬业的军事行动的确让武则天惊出了一身冷汗。但徐敬业的那场军事行动之所以迅疾而起，悠忽而灭，全是因为不得人心，不但百姓不支持，连李氏成员的支持率都相当低。武则天英明盖世，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她大兴告密之潮，除了保护自己的政治果实外，过多的还是想铲除李氏成员与维护李唐的臣子们。
所以，在史书记载中，武则天时代的告密风潮往往被人唾弃，因为她不是为了预防“某些奸人”而设立的铜匦，而是已经确立了“奸人”，才设立的铜匦。不过，在她卑鄙的目的之外，由于铜匦的构造，所以还是有一些利民事件的。
一位山西的农夫在一场官司中认为自己的父母官判案不公，就让人代笔写了一封检举信，然后向那位县官说自己要“上访”。县官不敢多问一句话，因为武则天时代，不但有后面我们提到的酷吏，还专门有特务组织，在东都洛阳与西京长安活动的是梅花卫，该内相当于后来明朝的锦衣卫，武则天设立的目的为了查处违律违法的贪官污吏和不合武则天心意的人。在地方上，又有“不良人”，《唐五代语言词典》“不良”条解释为：“唐代官府征用有恶迹者充任侦缉逮捕的小吏，称为‘不良’，俗又称之为‘不良脊烂’，其统管者称‘不良帅’。”这些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告密和保护告密者。所以，当那位县官听到农夫要去“上访”时绝不敢阻拦，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些如同鬼魂一样的特务是否就在他身边，他乖乖地按照武则天关于“上访”的规定，供给农夫车马食物，然后签发进京证。农夫拿着证件，一路横冲，无人敢过问，遇驿站则住，待遇良好，官员待之如上宾，无人敢过问这个农夫的个人信息。来到洛阳后，农夫在把上访材料投进铜匦的“延恩”格里，很快，武则天就派专人来接见他，按照材料上所写的内容逐一问清，农夫对答如流。官员最后说，你回去等消息吧，肯定是好消息。农夫还没有回到山西，他的那个父母官就被朝廷一纸诏书免了职。
这种宽松的“信访”制度，自然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心理欲望，但心理欲望却有正有邪。危险的是，这种正与邪的欲望无法分清。那位农夫自然是正的欲望，地方官违法乱纪当然要受到惩罚。但有的人却以告密为发家之路，铜匦的消极作用也就再明显不过了。
许王李素节之死就是一个例子，李素节是高宗第四子，天授年间，有人告他欲谋反，一向就不怎么喜欢他的武则天把告发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认为多处情节编造过于幼稚，根本不可信。但她非要信，将李素节杀掉了。而事后，诸多证据都证明李素节是被冤枉的，但武则天却对告密者无任何追究。
这就如同替别人赌博，赢了，一定会得到奖赏；输了，自己也未损失分文。尤其有吸引力的是，赌博人人都知晓，简单易操作，这种无本万利，简单易行的方法自然而然就得到了许多奸佞之徒的亲徕。于是，诬告也就成了必然，冤案的产生也就理所当然了。
鬼哭狼嚎的红妆年代
武则天时代又被后人称为红妆时代，我倒觉得，这个时代有一部分时间应该叫作鬼哭狼嚎时代。告密分子的无所忌惮与无所不告，接收人武则天的着眼点，最终使得大批冤狱产生。在那个时代，由于告密之风愈演愈烈，“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有的悲观大臣每上朝前就与家人诀别：“未知复相见否？”
有冤狱自然就有冤狱主持人，我们称他们为酷吏，正是这些人使得这个时代鬼哭狼嚎，非人间声。索元礼应该是武则天时代酷吏的元老级人物。此人非中原人，而是在得知武则天崇尚告密之时，千里迢迢从国外来的。据野史记载说，此人深目高鼻，满脸胡须，汉语说得特别好，他之所以在一夜之间由一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街市卖饼者升为游击将军，就是因为他的告密。至于是什么秘密，现在已不得而知。后来，因为所告之秘密很得武则天的赏识，屡屡得到赏赐，最后居然升到许多读书人要奋斗半辈子才能混到的职位——御史。
历史之所以引人喜读，是因为有许多事件都很具有戏剧性，索元礼由告密者成为酷吏所审理的第一个案子居然是鱼保家的。当鱼保家看到索元礼发明的三大刑讯逼供工具狱持和宿囚与“晒翅”时，顿时对自己从前的发明自愧不如。“狱持”即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薰耳，卧邻秽溺。也就是给被告戴上铁帽子，再把楔子一根根打进去，直至犯人脑浆流出。“宿囚”是昼禁食，夜禁寐，敲扑撼摇，使不得瞑。“晒翅”是“横木关手足转之。
鱼保家开始嘴巴还很顽强，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索元礼喝了一声：“来呀！取我的铁笼子！”只见一座顶部有一个仅能容纳头颅的小口，旁边还有一块上粗下锐的小木橛，用来“楔”进犯人头部的各个部位的铁笼被抬了过来。鱼保家根本不想尝试新鲜事物，立即招认了。
索元礼所制造的冤狱不下百起，杀人多达千人，可谓是元老级的酷吏。另外一位来俊臣也非泛泛之辈，他当时与索元礼被人合称为“来索”。二人都是深知，想要成为酷吏的前提必须要是个发明家。索元礼在独立发明上述三种刑具的同时，还与来俊臣合作发明了十种枷刑：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据说被告一见刑具，立即“汗流浃背，望风自诬”。
但二人并不知足，在实践上，他们可以算作成功，但没有理论。他们认为，许多被诬告的人进来后，必定大喊冤枉，有些刑具可能对软骨头起作用，但对硬骨头的人却例外，这就需要用心理战。当然，自己做的事可是八辈子祖宗都要跟着倒霉的，所以必须要稳固自己的位置，否则，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二人又合编了一套如何才能屹立不倒，怎样罗织罪名，并如何让犯人招认的著作，取名为《罗织经》，该书共分12卷：阅人卷，事上卷，治下卷，控权卷，制敌卷，固荣卷，保身卷，察奸卷，谋划卷，问罪卷，刑罚卷，瓜蔓卷。
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比如在“事上卷”，二人就讲解了如何与皇上相处的秘诀：“上无不智，臣无至贤。功归上，罪归己。戒惕弗弃，智勇勿显。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诚如是也，非徒上宠，而又宠无衰矣。”而“瓜蔓卷”讲的则是如何无中生有制造大案的诀窍：“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据说后来的宰相狄仁杰看完《罗织经》后，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看完后则惊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两大名人的联合“推荐”让这本书直到今天还仍被人看作是“阴谋学”的扛鼎之作，再有五百年，也无有著作能望其项背。
如果说来俊臣是理论家，那么，另一位酷吏周兴就该是一名实干家。二人都通过捏造他人罪状得到武则天的赏识。“他人”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是指李氏成员与维护李唐的大臣。
不过，酷吏们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他们不仅要为武则天分忧，还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来俊臣就滥用告密，当看中别人的妻女时，将户主诬告下狱甚至处死，再强行霸占。这些人的罪行罄竹难书。
由于这群酷吏的无所不为和敢作敢为，使得许多朝中官员都处在告密与被告的死弯中，为了活命，只能选择告密。于是，同事间就开始了相互揭发的行为。凤阁侍郎刘祎之对凤阁舍人（职位贾大隐说起对武则天的不满，贾大隐即将这话一字不漏地奏与武则天，刘祎不久后被处死。鸾台侍郎傅游艺跟同事说起梦到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大殿，结果被同事告发，遂被下狱。每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形势下，保身之道成为空谈。大臣邓玄挺的女婿和朋友都是李氏成员，两人欲谋反时都来征求邓玄挺的意见，但邓玄挺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可这并没有让他躲过灾祸，谋反被人告发后，邓玄挺还是以“知反不告”罪被诛。索、来、周等酷吏当然知道武则天要什么，所以对李氏成员的打击力度之高，打击范围之广，实在让人望而生叹。前面提到的凤阁侍郎刘祎之在下狱时，当时已经是被废皇帝的睿宗出于好心，在武则天面前为之求情，刘侍郎听到这个消息后，长叹一声，说，您若是不求情，我还有活的希望，你这一求情，我必死。果然，原本没有想把刘置之死地的武则天改变了主意。
在经过酷吏的大清洗后，武则天认为她的天下已经安稳，与此同时，又有正直的臣子对告密和酷吏制度提出了置疑。曾写出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任麟台正字（负责校对书籍的官）的陈子昂就上疏痛陈：“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而女皇您却对这种行为极为鼓励，所以，才“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最后，他还举了历史上由于滥杀产生严重后果的例子来规劝武则天，武则天虽然表面上不在意，但随着李氏成员与维李派臣子们的“老老实实”，她决定是到了该转变思路的时候了。
所谓转变思路，并非是从鼓励告密上入手。告密还是应该鼓励。在中国帝制社会，做皇帝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有病不吃药的，一种是没病总吃药的。前一种是刚愎自用，后一种是杞人忧天。武则天可能是两种类型的结合，一方面她认为到了这个时候，自己已经有能力摆平酷吏们才能摆平的事，另一方面，她还是认为身边多陷阱。所以，告密不可废，酷吏必须废。
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开始向酷吏开刀。第一个被开的是周兴，他同样死于告密。他的同僚酷吏丘神绩因罪被杀，在酷刑折磨下，这位酷吏临死前，供出了周兴。武则天就派了来俊臣去审理周兴。于是，历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二人吃饭喝酒，正浓时，来俊臣玩了个幽默，他问周兴：最近我有个犯人总是不肯招供，不知仁兄有什么好法子？
周兴轻蔑地一笑说，这太容易了！居然也能难倒你。找一个大瓮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烧得灼热时，把人犯放进瓮里，你要什么自然就有什么。来俊臣假装不懂，就叫来人，按照周兴的说法找来一个大瓮，四周点上炭火，等大瓮被烧得差不多了，就取出圣旨，对周兴说：有人告发你。我想，你若不肯招供，就请君入瓮吧！
周兴险些没有晕在当场，但他做了这么多年这样的勾当，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在全部招认后，被判处流放岭南。不过，中国人的习惯，是喜欢痛打落水狗，所以，他在流放的途中被仇人杀掉了。在此，我不由地想起了鱼保家，想到了作茧自缚。但作茧自缚的人并不止他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