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告密时代，武则天时代的告密者们是无密可告的，因为被武则天鼓励告密的人大都是市井乡野的庶民，他们无缘接触上层政治，又怎么可知晓宫廷情况？然而，诸多简单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使他们得到了启发和鼓励，于是，告密大时代宣告了来临。
可笑的鱼保家
武则天告密大时代的前夜，一个叫鱼保家的官宦子弟进入了我们的视线。鱼保家的父亲是侍御史鱼承晔，此人曾主审了宰相裴炎的“谋反案”，做得干净利落，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但让这位鱼大人颇不欣慰的是，自己的儿子鱼保家不求上进，几乎把一天的时间都打发在研究各种兵器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鱼保家是个技术人员，不过，鱼承晔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鱼保家虽然专心于技术活，可对宫廷之事却看要比朝中的许多大臣都要透彻。
唐高宗死后，中宗即位，但这个皇帝不但懦弱无能，李家的智慧细胞一点都未继承到，早在高宗时代就开始参与朝政的武则天不可能让这样一个儿子挡在自己前面，所以，她渐渐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顾命大臣裴炎立即反击，准备谋反，被武则天发觉，诛杀。武则天认为此事跟中宗有关，就把中宗废掉，立了另一个儿子睿宗，并对李氏成员进行屠戮。唐初名将徐绩的孙子徐敬业非常看不惯武则天的所为，起兵造反。不久后被镇压，但武则天深深地感觉到来自李氏家族的压力。她必须要寻找到一种方法，让如同徐敬业这样忠于李氏的人不要再冒出来，她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一种未卜先知的能力。
鱼保家很可能是从忠于武则天的父亲每天的唉声叹气中得到了这一信息，并通过对各种信息的采集，最终升华为理性的飞跃，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么可以通过众多的耳目来使自己未卜先知。而且，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鱼保家制作了四个铜箱子，他把这种东西命名为“铜匦”，类似于今天的“举报箱”。铜匦为方形，铜铸。他之所以设置四个，并且用不同的颜色，自然大有用意：“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不过关于铜铸，还有一种说法，《资治通鉴》记载：“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
武则天听得这一建议并观看了铜匦后，大喜过往，下令立即实施。但武则天却另有想法，她觉得，如果真的让平民百姓随意投匦，那么很可能有些异己分子以投匦表状攻奸阴私诽谤朝政。这种情况是必须要避免的，所以，她同时还设置了“理匦使”的官职，限制投匦表疏必须请官员作保，才允许投入铜匦内。如果按照这一规定来看，既保证了投匦表疏的政治质量，又消除了攻奸漫骂的表状，的确是英明的。但是，这种规定只是针对青匦、丹匦、黑匦的，对于“申冤”的“申冤”匦，却不做限制。因为这里大有文章。
一般而言，其他三个铜匦（或者是三个口）大都四针对事的，而只有“申冤”匦（口）才针对人，武则天的最真实目的就是针对异己之人的。
为了让这种告密制度能让百姓喜闻乐见，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也就是，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告密不实者也不追究，告密期间，所得到的待遇是五品官所受到的待遇。五品官的标准是什么呢？据《唐·六典》：“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
不要以为这只是武则天鼓励民众告密的一个让人振奋的手段，事实上，专制时代的帝王可以随便改变既定俗成的法律。古代的诉讼制度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即“告诉”），一般不许越级告状，违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员也要笞四十。只有在重大冤情被压制无法申诉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还是要冒承担冲撞皇帝仪仗责任的代价，代价就是被杖六十。
汉朝时，法律就有明文规定，为了防止奸诈之徒诬告他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事，否则要笞五十。同时，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自己要承担什么罪名。如果在告别人的状纸上是匿名，就要被判流放二千里。
武则天显然是违反了这些法规，她在鼓励告密的同时，也践踏了祖宗遗留下来的法律。太宗皇帝与高宗就曾明文规定，不许匿名信与酷刑。当然，鼓励上访和给上访者以优遇，在专制社会中，没有几个帝王能做到。即使有人能做到，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国与民，一无益处。武则天自然不例外，她所以要鼓励全体民众来自告奋勇地告密，全是因为她对异己分子的防范与打压。
因为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一个女人聪明起来，那才叫聪明。她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权为主的国度要当个女性皇帝，会有多少人反对？她更知道夺得李家天下，那些姓李的皇亲国戚，该如何跟她纠缠不休？所以在镇压异己时，必须需要有人做她的耳目，这些耳目的作用不仅仅是检举与揭发，还要懂得如何诬告和诬告谁。
和秦朝把告密列为法律不同，武则天虽然主张全民告密，但却是通过物质激励这一百姓喜欢的方法来实现的，秦朝是通过法律压力来要求全民告密，所以，其所起到的效果肯定要远远逊色于武则天时代。
天才鱼保家在设置成铜铸并被武则天采纳后，大富大贵自不用说，关键是，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可让他哭笑不得的是，铜铸里的第一个告密内容居然是关于他的。
鱼保家应该能预料到，铜铸设立后，武则天忙得不可开交，无数的告密信堆积在御案，这里有关于地方官贪赃的，有关于哪里落下一块陨石的，也有关于朝廷政事中应该如何如何的，可武则天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这个老女人知道，铜铸自设立后，许多官员都噤若寒蝉。那个冷冰冰的铜匦孤傲地立在那里，也就是向在百官示威：你们都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只有有人投了东西进来，无论是什么，老女人一认可，你们的杀身之祸立即就来。当然，对于那些平素对百姓视如刍狗的达官显贵，铜匦的确是正义的化身。可这些人似乎有些多虑了，武则天要对付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异己。这群人包括李氏宗族和忠于李氏的臣子们。
鱼保家和他的老爹鱼承晔绝对不是这两种人，但鱼保家还是被自己的发明给吞噬了。正如发明断头台的人被断头台杀掉，发明火药的人被火药炸瞎了双眼，作茧者必自缚，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铜匦设立不久的一天，武则天在输理告密信件的时候，一封匿名信引起了她的关注。信中说，当初，徐敬业造反，势如破竹，官军死伤无数。这并非是因为指挥官指挥不力，而是因为徐敬业的军队所使用的武器要比官军先进，刀枪、弓弩等都被改进，即使是士兵的盔甲都与官军的盔甲不是一个级别。要知道，虽然是冷兵器时代，武器落后一代也是注定要挨打的。
武则天的确回想起了这件事，在最开始与徐敬业军队的交锋中，官军经常被杀得鬼哭狼嚎。在后来打扫战场时，有人曾说过徐敬业士兵的武器与官军不同。但那个时候，徐敬业已经兵败，谁都不会在意了。
信中最好指出，把官军杀得求死不能的兵器就是鱼保家所制造的。这个人当初与徐的关系非常好，试想，如果现在老天不开眼，徐敬业造反成功，那他鱼保家可是一功臣啊。
武则天冒了冷汗，原来这个制造铜匦的人居然也是个异己分子！
不论这是否是诬告，武则天立刻就做了决定，逮捕鱼保家，审问。鱼保家最后招认，后被斩于都亭。
鱼公子临死前，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那个告密大时代的见证物——铜匦。若说是造物弄人，鱼公子肯定心有不甘。也许在他看来，之所以要献上铜匦，就是了为将功赎罪。但有些罪是无法赎回的，因为身份就证明了罪过。鱼公子可是武则天的异己啊！
有本著作专门谈中国历史上无名者创造的历史事件，其中，告发鱼保家的那个匿名者就名列其中，一千多年后，我们当然无法得知这个告密者的名字。但如果仔细思考，就会知道，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告密者，因为那是一个告密人人有份，告密者有功的时代。
铜匦在武则天死后，传给了中宗，中宗把“铜匦使”撤消，到了玄宗时代，铜匦改名为“献纳”，唐朝结束后，北宋时期，太宗皇帝专门成立检院。直到清代，西藏地区的衙门还在使用铜匦。但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发明者鱼保家了。
全民告密时代
武则天真的很难，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做天下之主，要多难就有多难。在她废中宗立睿宗时，天下人已经洞若观火，这个女人要迟早有一天会从幕后走到台前。武则天当然知道天下人做何感想，所以在谋划朝廷政事的同时，在鱼保家没有将铜匦献给她之前，她就已经开始鼓励告密了。由于她后期的告密时代太过于耀眼，所以在前期，这位女皇是通过什么手段来鼓励告密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通过一件事可以说明，她的鼓励告密举措相当得有力度。
有京畿飞骑（皇帝骑从）十余人在酒肆里喝酒，大家在谈天过程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因为有个骑从是刚从被废掉的中宗那里调过来侍奉新皇帝睿宗的，所以，他做了个比较，侍奉新皇远不如侍奉废掉的中宗所得奖赏多。他这话还没有人附和，坐中就有一人起身而去。这几个当兵的还没有喝好，喝酒的人就全被飞驰而来的士兵捉了起来，那个做比较的士兵被斩，其他的人则以知情不报而被绞杀，那个在座位上起身而走的告密者则被提拔为五品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这一条下做批语道：“告密之端由此兴矣。”
这个告密军人的姓名也不被我们所知，但作为低级军人，严格的纪律与道德品质的锻造，不可能让他成为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告密者。这个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忠诚，因为忠诚于当今圣上和武则天，所以他做出了不为人耻的告密行为。
不过，即使这是他无心之作，其所导致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象的。在专制时代，告密往往伴随着流血牺牲。作为告密者，他摇身一变而成为人上人，被告密的人却丧掉性命，成为地狱里的鬼。这种情况让很多人都有一种正确的错觉：我必须要选择告密，因为可以带来甜头；我不能被人告密，因为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即使不能选择告密，也要让自己没有秘密可被人告。人性与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压制了。但是，这还不能让自己安全，上面故事中的那几个军官没有秘密被他人告，可却因为知情不报也被夺去了性命。所以，知情不报也是秘密，如果被告密者探悉，你一样也在劫难逃。在专制时代，庶民是没有知情权的，即使给庶民这种权力，他们也不会要，因为“知情”是违法的。
当初，宰相裴炎被武则天杀后，有一个叫姜嗣宗的郎将（皇帝侍从官），到西京长安出公差。处理完公事准备回洛阳时，长安最好行政长官刘仁轨问及东都洛阳最近的情况，姜郎将大嘴巴一张，就开始胡说起来。先是说了当今圣上如何贤明，只字不提武则天。然后似乎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智慧，就对已经被杀掉的裴炎发表看法，他说：“那老小子还没有造反前，我早就看出他有些反常。”
他以为裴炎死了，关于裴炎的一切就都成了故事。刘仁轨听了他的话后，信以为真，但做事非常认真的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裴炎的反常，你早就看出来了？”
姜郎将拼命地点头，深怕刘仁轨不相信他的洞察力一样。刘仁轨确信，他说的是真的以后，就对他说：“我今天晚上写个奏折，你顺便帮我带到洛阳。”姜郎将频频点头，说这是小事一桩，举手之劳。
第二天，姜郎将带着刘仁轨的表章出发回洛阳。回到洛阳后把奏折递上，刚回到家，就被武则天派来的人捉去了，接着就是审问，问他当初知道裴炎要造反，为什么不上告？
姜郎将大呼冤枉，有人就把他带回来的那奏折递给他看，大意是：“嗣宗知裴炎反不告。”姜嗣宗这下可是满身是嘴都说不清了，他若说是自己胡编的，那就是信口雌黄，非议朝政，如果不是胡说，那就是有密不告，总之，就是一个死。
刘仁轨是一位出色的将军，曾出兵朝鲜，参加过抗击日本进攻朝鲜的重大战役，并且取得了骄人战绩。刘将军并非骨子里就是一个告密者，武则天曾评价他道：“劲直之风，古今罕比”，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人品道德是好的。但从姜郎将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好人有时候也会做丑陋的事。不过，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丑陋的。很简单，身为两朝元老，他已经嗅到了武则天告密时代的即将来临。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告发，因为他要顺应时势。
唐朝告密大时代的前夜发生的这两件告密事件与后来的告密风潮形式上并不相象。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告密这一行为因为无人追问它的道德法律依据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更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不实的告密所应得的惩罚。所以，专制时代的告密风潮必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低级军官和刘仁轨只是波涛中的两朵浪花而已。
铜匦设立后，李氏宗族成员的厄运就彻底到来了。无论是庶民还是官员，都感觉到，这个冰冷物件所制裁的到底是哪些人。于是，告密风起云涌，秘密全都是关于李氏宗族成员和维护李氏的臣子们。
垂拱四年（687年）四月，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的家奴告主人谋反。告密者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主人一直反对给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拜大将、封国公，得罪了武则天。告密者往往都具备一种能力，居安思危。他觉得如果真跟定主人，迟早会是死。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上告主人要谋反。但是，这个家奴的想法只限于武则天时代。
中国帝制社会向来是以极其严厉的刑罚惩治首告家长的家奴，以此来维护尊卑等级关系和主仆名分。唐朝的律法《唐律》可谓是集战国、秦汉以来法律之大成，而且还是后来帝制国家法典的蓝本。有关家奴告主的规定是：“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后来的《明律》将奴婢告家长列入“干名犯义”罪，除谋反、大逆、谋叛及窝藏奸细外，奴婢告家主虽得实，杖一百，徙三年，污告者绞。
但武则天却把《唐律》置之脑后，确切地说，她是故意把这个律法忘记了。所以，才有了家奴不断告发主子的事。
郝象贤是否要谋反，即使到他被处死后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不过，从告密者得到好处这个结果上看，郝象贤是铜匦所要打击的人。
同年，有一股政治谣言开始在唐朝传递，谣言云：“太后将于洛水授图之日，召集宗室，尽行屠戮。”李氏诸王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他们开始串联，史称有“匡复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