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索元礼。以告密发家的他最终也被人告密，派去审理此案的是他们这个圈里的人，还是他的朋友。这位老朋友只跟他说，有人告你贪污，然后对人喊道：来啊，取索公的铁帽子来！索元礼立即回道：不用，不用，我全招。索元礼终于尝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
周兴与索元礼之后，即使是对号入座，也应该论到来俊臣了。我们知道，来俊臣是个理论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思想家，思想家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喜欢乱想，他以为自己真的是武则天的左右手，想搞谁就能搞得定。在圈里人日益衰弱的时候，这位思想家很想振奋行业前景，所以，他把目光瞄向了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他告密说武承嗣图谋不轨，贪赃枉法。结果被武承嗣反咬一口，咬这样无恶不作的人是最容易的，因为他们破绽太多。
结果，武则天相信了亲人，来俊臣被捕下狱，武则天这次出了新招，要当众处死他。他被绑在囚车上，押往刑场。行刑之日，洛阳城万人空巷。来俊臣的人头刚一落地，臣民们在一声欢呼雷动之后，便蜂拥向前，争相抢夺他的尸体，简直跟疯了一样，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人多力量大，顷刻之间，来俊臣就成了一摊烂泥。武则天见臣民热情极高，就继续升温，下令将来俊臣全族诛杀。
杀人者必被人杀，这即使不是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也是百姓心中的渴望。三个酷吏之死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抛弃了良心来做事的人终究不得好死，尤其是当你把人类最无耻的行径——告密——当成是工作的时候。
有人或许会说，三个酷吏之死标志着红妆年代鬼哭狼嚎的年代已经结束。因为这件事之后，武则天不再动用手中的权力，公然把告密和出卖这两种最丑陋卑劣的行径一变而为值得赞扬和应予褒奖的事情了。但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武则天通过告密而导致的血腥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其后遗症却是相当严重的。她启动了人性中最卑劣最肮脏的东西。
告密行为之所以被人鄙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士大夫们所“义”被打碎，被告密者狠狠地踩在脚下。“见利忘义”恐怕是很多人都无法摆脱的魔咒。因为作为一个生存欲望与享乐欲望特别强烈的人而言，当利益的诱惑重于“义”时，告密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当整个帝国都把告密当作是一种时尚时，“趋利避害”就不仅仅是利己不损人了，也不仅是损人利己，有时候损人不利己，只要能保住性命，有些人也能做得出来。
但是，即使是在武则天的全民告密时代，血腥与无耻还是无法抵挡一些正直的人。重臣魏玄同被周兴诬陷而被赐死时，有“好心”人劝他：“老人家，你也可以告密，这样可以得到武后召见，为自己洗清冤屈呀！”魏玄同却是“老糊涂”，斥责道：“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这样的人在武则天时代很多，可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气节因为告密与酷刑而变得极为微弱与暗淡，使多年后的我们无法全览。
武则天之所以能把全民告密这一大运动收放自如，还在于她对告密内容的态度。她所提倡的告密，大都是对李氏成员与维李派大臣的，至于其他的告密，有时候，她居然还会出卖告密者。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右拾遗张德家生了个男孩，举家庆贺，可正赶上朝廷禁屠，只好偷杀羊待客。有个同事赴宴时拿了一块肉作证据，向武则天告密。第二天，武则天叫来张德问：“听说你家生了个男孩，恭喜你。”张德诚惶诚恐。武则天又问：“你怎么弄到的肉？”张德立即跪下，浑身哆嗦，叩头服罪，武则天却轻描淡写：“违规固然不好，但是你请客也要看人。有些人不值得你请。”
也许有人会对武则天的这一行为表示赞赏，但但错特错。首先，“禁屠”是朝廷政令，武则天明知道有臣子违反朝廷政令却不惩罚，显然是有法不依。其次，这个老女人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疯狂的告密运动，张德事件之所以不能吸引她，是因为这不是她发动那场运动所想要的目的。
所以，哭的“鬼”和嚎的“狼”在那个时代大都是李氏成员与维李派，当然，也不排除酷吏为了一己之私而通过告密而冤枉的其他人等。终武则天一朝，据台湾柏阳先生说，最大的贡献就是《罗织经》，其他一无是处。
今天一些人在赞赏武则天的时候，是否想过她推动的全民告密运动，这种下三滥的连最无耻的采花贼可能都不屑的手段居然是所谓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拿手好戏。一个女人卑鄙无耻起来，那才叫真的卑鄙无耻。
李泌的儿子
李泌在唐朝历史上的名气恐怕要远大于许多如魏征、房玄龄和后来的杜如晦等名臣，着不仅因为他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博学多谋，善于直谏，谨慎自爱，刚正不阿，而且在安史之乱时，为肃宗运筹帷幄，不仅成功地击败了安禄山，还为肃宗与玄宗的交接出了不少计谋。后来德宗时代，他升宰相，封邺侯。这样一个贤相，其家庭教育却不怎么成功，他的儿子李繁后来就成了一个不为人耻的告密者。
据史书上讲，李繁这个人无才无德，还是靠着自己老子在朝中的影响力而得了一官半职。但我想这种评语很可能跟他告密有关，李繁即使不是栋梁之才，因为在父亲李泌身边，即使是耳濡目染，也不会差劲到哪去。由此可知，“告密”足以把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统统扫进垃圾堆。
被李繁告密的人叫阳城，这个人可谓是个高风亮节里的另类。在德宗时代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官员，或许也正因此，所以李繁把他告了，才引得后人对李繁的口诛笔伐。
阳城是定州北平（今河北顺平）人，字亢宗。年轻时，家中贫穷无钱买书，但他很有主意，跑到集贤院找了一份抄书的工作，如此一来，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能偷偷地将公家的书籍带出来阅读。六年后，他几乎把集贤院的书都读完了，认为自己有能力去为朝廷效力，就去考进士科，结果一举成名。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没有做官，而是跑到中条山隐居起来，以读书作文为乐事。在古代，这样的人往往会博得许多人的同情和朝廷的注意。
不久后，也就是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当时的宰相李泌派人去山里把他请出来，此时，阳城已经五十三岁。李泌是个实干家，在跟这位书生谈了许久后，并没有发现此人有实干的潜力，但已经请出来又不好送回去，就向德宗替他要了个谏议大夫的职务。
做了言官的阳城仿佛“山林气”不改，朝廷大事小情一概不管，每天退朝后的举动就是呼朋唤友来喝酒。据他自己说，“吾所得月俸，汝可度我家有几口，月食米当几何，买薪菜酱米，凡用几钱，先具之，其余悉以送酒媪，无留也。”等于说，他每个月的俸禄先留出柴米油盐酱的开支，剩下的全都送到酒铺去了。阳城不但好饮，且非常大方。比如有朋友对他说，你身上的这件衣服不错。他立即就会脱下来，非要让朋友拿走。
许多人都夸赞他是个君子，却有人提出置疑，阳城这个人该不是随波逐流之徒吧，因为从来没有见到他对朝廷政事提出过任何意见。作为言官，为皇帝进谏是职责所在，可从阳城自担任言官以来，从没有提交过一份谏书。众人渐渐开始失望，慢慢地就有了批评他的声音。可这个酒鬼仿佛听不到一样，依旧跟朋友们时常聚会，大喝特喝。
直到七年后，阳城才在众人的非议声中突然杀出，把众人弄了个措手不及。贞元十年（794年），宰相陆贽遭到权臣裴延龄诬陷，被降为太子宾客。第二年春天，天下大旱，边防军队缺乏粮草，陆贽此时上书发表看法，裴延龄最恨的就是这种“滚刀肉”，他立即在陆贽的奏折中寻章摘句，然后借题发挥，最后把一顶动摇军心的帽子扣在了陆贽头上，唐德宗那个时候也谈不上有多昏庸，但臣子之间的争斗，他却梳理不出谁是谁非。况且，裴延龄是个非常符合中国古代奸臣标准的人，所以，他相信陆贽是在动摇军心。于是，下令把陆贽贬为忠州别驾，同时还放出话来，说陆贽这个家伙胆敢再动摇别心，就要干掉他。
据后人评断，陆贽是唐德宗时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才干突出，为人正直，朝廷政事中如有不符合规矩的事，他常常上疏力争。他曾对自己的好友说过这样的话：“别人都认为我应该油滑一点，但我却认为只要上不辜负天子，下对得起我一生所学的知识，其他的就根本不用去考虑了。”中国古代朝堂的一个规律：越是这样的人就越会受到皇帝讨厌，不是因为皇帝讨厌他，而是因为有奸臣千方百计让皇帝讨厌他。
裴延龄当时权倾朝野，没有人敢对他的举动说半个不字。如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有人冒出来。这个人就是阳城。阳城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跟酒友们说，你们都惧怕姓裴的，我就不怕，我非要动他不可。
七年了！
他屁也没有做。
大家早已经对他失去了希望，所以就把他的话当成了酒话。但他却大怒：“不能让天子信任重用奸臣，杀害无辜！”发怒，也没有人理他。可第二天，阳城真的就带了部下王仲舒等人守在延英门，上疏抨击裴延龄奸佞，申诉陆贽无罪。诗人元稹曾对此事写过一首诗：“延英殿门外，扣阁仍叩头。且曰事不止，臣谏誓不休。”唐德宗一听说是阳城，大怒不已，七年过去了，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今天居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惹自己不高兴。他要治阳城等人的罪，后经太子出面营救，唐德宗的态度才缓和下来。
阳城的这一招的确起到了效果，一人站出来如果没有遇到厄运，那就证明皇帝还是有药可救的。所以众大臣纷纷求情，希望不要杀陆贽。陆贽最终幸免。但阳城却好象停不下来一样，不久后，德宗皇帝想任命裴延龄为宰相，大臣们自然不愿意。阳城当众扬言：“倘若真的让裴延龄担任宰相，我就将任命他的白麻制书拿来毁掉，还要在朝廷上痛哭一场！”
大家这次相信他真的可以做出这种事来，于是有人给他出主意，与其“痛苦一场”，不如“早作打算”。阳城觉得这个主意妙啊，他立即行动，将裴延龄的罪恶一一列举出来，想向唐德宗“告密”。奏疏写好后，他觉得有点不妥。第一，他的字并不漂亮；第二，由于激愤难遏，里面有很多不恰当之语，于是，他又在上面修改了一遍。然后一转身就看到了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李繁。阳城之所以相信李繁，是因为李繁有个好爹，而他之所以给李繁看这个秘告信，也是因为是当初李泌推举了他。这也是对恩人的一种回报。
李繁把密信看了一遍，然后抄写，抄写完毕后，交给了阳城，就走了。一出门，李繁如同兔子一样，飞快地跑到裴延龄府上，凭借着超人的记忆力，竟然一字不落地默写了一份。裴延龄的记忆力就没有那么好了，足足用了一晚上时间才把阳城告密信的内容背诵下来，第二天一上朝，还没有等阳城进殿，裴延龄就第一个站出来，红着眼睛对德宗说：“阳城要诬告我。不仅如此，他还故意在朝臣中公开传播奏疏的内容，以博取正直的名声。”德宗问他有什么证据，裴延龄就把然后阳城告密信的内容说了一遍，说，这就是他想污蔑我的。但我有话要说，于是又针对各条做了辩解。
阳城也很倒霉，裴延龄刚答辩完，他就挺身而来，递上奏折，结果，德宗大怒，把阳城贬为国子司业，后来又把他出为道州刺史。阳城在道州，也始终没有想明白，裴延龄是怎么轻松地将自己的告密化解掉的。
李繁这个告密者的确有些可耻，但从最后的处理结果来看，应该是温和的。这可能是武则天全民告密时代的一个余波，也可能是一个句号。李繁这个告密者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父亲是世人称赞的贤相而逃过舆论的谴责。所以说，历史上的很多“告密者”大都躲避不了口水的淹没。
在唐代，还有一个人没有逃过世人的唾骂。
他就是写出“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的著名诗人宋之问。史载，“（宋）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他在诗律方面成就：“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全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
但这样一个人在唐朝全民的告密时代，居然品行差到了极点。据说他曾当过武则天的情人，为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提过便壶，在张氏兄弟被诛后，他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次年春逃回洛阳，一个叫张仲之的朋友向他伸出援手，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张仲之这个人忠于唐室，与王同皎（中宗之女安定公主附马）等人密谋除掉武三思。很可能在密谋过程中，就没有把宋之问当外人，所以，宋之问得知了全部情况。在得知这一重大计划后，他居然不顾恩情，派自己的侄子宋昙暗中向武三思告密，王同皎等人因为被告而被斩首弃市，宋之问居然因此而再度升官。这种人的下场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后来睿宗即位后，即以“狯险盈恶”将他流放钦州，随后赐死。
相比之下，李繁可谓是幸运之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