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汪伪政权的组成人员，包括了除汪记国民党外，还包括“维新”、“临时”两个地方伪政权，以及所谓“国社党”、“青年党”、“无党无派人士”，真可谓“形形色色，百戏杂陈”，各种沉渣泛起，冶诸奸于一炉。这群丑类也都乐得“笑骂由人笑骂”，伪官他自为之，沐猴而冠，弹冠相庆。汪精卫的汉奸政权班底，总算拼凑起来了。
伪“中央政治会议”。此会是汪伪政权正式登场前的一次预备会议。虽然这次会议是在1940年3月22日才召开，其实早在1939年10月，日本就为这个会议定下了基调，从方针到要领都规定得清清楚楚。统观日本所规定的方针和要领，已不是汪精卫自己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而是日方命令他如何开这个会议，以及要达到什么日的，才能符合日本的意愿。不过有些要求只是日方的一厢情愿，无法实现。这不是由于汪精卫不听话，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例如“瓦解重庆重派势力，使其归来，并以汪为核心，结成汪、吴联合政权”、就是如此。前者因日方诱降和汪精卫劝降均无结果；后者则因吴佩孚拒见汪精卫并突然死亡，所谓汪、吴联合政权，也就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方关于《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中还包含4个附件，通过这些附件有关条款，使即将成立的伪政权牢牢控制在日方手中，从而使汪精卫只能俯首帖耳听命于日方，不得稍有拂逆日方意旨。
附件一规定：“新‘中央政府’山国民党、既成政府、其他党派及弃旧图新的重庆政府等各方面人员组成。”同时要求“新‘中央政府’放弃重庆政府的抗日容共政策”。这两点在汪精卫看来，无疑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推行反共政策，更是汪精卫求之不得的。此件还强调：“关于成立新‘中央政府’，应首先调整日中新关系，进而调整两国邦交。为此，中国方面应组成代表团，就调整中日新关系的原则事项，在新‘中央政府’成立前，与日本协议后决定。”这就是说，汪精卫必须按日方的条件调整好日、汪双方的关系，否则休想成立“中央政府”。
第二个附件则是规定调整好汪伪“中央政府”权和其他傀儡政权的关系；包括汪方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汪方和伪“华北临时政府”、汪方和伪“维新政府”等相互关系。这些也必须按日方要求调整好。
关于附件第三，日方特别注明，它是“关于处理问题的参照备考”，是“关于新中国地方政治体制的指导腹稿”。并强调这个“腹稿”是将来日、中两国在缔约时，作为日方的要求事项，也是“中国方面”作为内政问题应该自觉采取的措施，可谓是“定型的指导腹稿”。换句话说，汪精卫将来在与日本缔结卖国条约时，只有签字画押的义务，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根据附件三有关规定，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拥有公拥发行权、官吏任免权和铁路管理权，所谓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归汪伪管辖，真是绝妙的讽刺。
附件三关于华中（指上海及长江下游区域）方面的规定：由于此时上海还有租界问题，因此日方采取驻屯日本军队的措施，并要求汪方协助办理航空、海运、长江水运及通信事项。在长江下游地带，“为实现日、中经济密切合作，设置中日经济协议机构”。在厦门，汪方应承认其为特别行政区域的事实，在海南岛，日本根据其特殊地位驻屯日本军队，并确保特殊资源开发权。
如果说，前面三个附件，日方对汪方的要求多少还有点商量口吻的话，那么，附件第四的条款，则简直是主子对奴才的呵斥了。日方直截了当地说：新“中央政府”的主要组成人员，要对日本方面提出保证。要保证些什么呢？
（一）保证承认“满洲国”。
（二）确保外交、教育、宣传及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三）保证军事以外的共同防共。
（四）掌握包括蒙疆的实权。
（五）掌握华北国防上及重要经济上的实权。
（六）确保上海特别市及厦门特别市。
（七）确保海南岛及附近诸岛屿的军事上的实权及资源开发权。
（八）确保防共驻兵权。
（九）确保治安驻兵权。
（十）日本军驻屯区域及其与此有关区域的铁路、航空、通信、主要港湾及水路等的要求，得保证供应。
（十一）确保军事顾问及教官对中国军队内部的指导权。
（十二）确保对航空的支配权。
（十三）对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具有开发利用的企业权。
（十四）确保关于参加中国沿海主要海运的权限。
（十五）关于关税及通关手续，保证实行亲日政策。
（十六）通过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做财政经济技术顾问，确保日本政策的执行与完成。
（十七）对于蒙疆的全部经济获得指导权及参与权。
（十八）掌握华北铁道的实权；关于通信，获得日中共同经营权（日本优先）；特殊资源，尤其国防上重要的地下资源确保开发利用权；关于国防上重要的特殊事业，确保参与合办权（日本优先）。
（十九）对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经济，确保有内部指导权。
（二十）长江下游地带，设立日中经济协商会，对于贸易、金融、产业及交通等，确保日中有共是协商权。
（二十一）关于在上海特别市建设新市区，得聘请日本技术顾问及技术员，以确保其指导权。
从上述内容看来，日本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实行军事占领的狂妄野心和狰狞面目，确实暴露无遗。简言之，日本对于中国，就是要“并吞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换句话说，日本对中国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上达天空的气象，下抵地里的矿藏，中则由东南以至西北，由领海以至于内河，无不占有，无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内蒙控制华北，以华北控制华中，以华中控制华南；由他方面看，他要化华南为华中，化华中为华北，化华北为内蒙，化内蒙为满洲，化满洲为朝鲜”。陶希圣的这一概括，虽不十分确切，倒也大致勾画了一个轮廓。
1940年2月12日，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的筹备会议，参加者有“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士”。会议确认了青岛会议时各方所同意的所谓“‘国民政府’政纲、法统、机构、名称、‘国旗’、‘首都’、‘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对于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等项，“亦得全体一致赞同”。至此，汪精卫声称伪中央政治会议的筹备工作宣告完成。
为了给汪精卫捧场，日本米内首相、陆军省板垣征四郎大臣先后发表谈话。米内声称：于今“中国”方面体会帝国真意，揭示反共和平方针，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中央政府”行将成立；帝国政府决定从速承认，并予以全力援助。
板垣征四郎则大唱“大东亚圣战”的滥调，把侵略中国、扶植汪伪政权的事实，说成这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需要。他说：日本依旧尊重中国的独立主权，援助其兴隆发展，并希望其成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强有力的一翼；故欣然将广大的占领区域，都交给行将诞生的新“中央政权”统辖。板垣深信伪“中央政府”的成立，必能为中、日事变处理划一阶段。
汪精卫对日本主子明确表示支持建立傀儡政权沾沾自喜：他在3月21日发表的《和平宣言》中，回顾了1938年年底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及1939年年初汪记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的历程后，煞有介事地宣布：自今以后，易抗战建国的口号为和平建国，并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的必要工作。然后汪精卫着重强调“中央政治会议”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他组织伪中央政府的合法根据。汪精卫不无得意地说：“数月以来，与日本朝野披沥诚意，根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使之为具体的实现，务期两方交受其益。复与国内各已成政权，各已成政党暨贤智之十，悉心讨论收拾时局之办法，以一致之决意，为共同之努力，由是有‘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对外调整邦交，对内实施宪政，扫除历年来之纠争战祸，而实现和平与幸福之新天地矣。”
汪精卫把组织伪“中央政治会议”这件事，吹得神乎其神，似乎经过他们这一伙汉奸的折腾，疮痍满目的沦陷区，一下子就变成“人间乐园”了。
汪精卫还神气活现地说：兹因“中央政治会议”组织询谋佥同，应立有期，爰以和平运动之真意及和平方案之要旨，昭告海内：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必以实心实力谋和平方案的实现，以底和平运动于成功，所望全国同胞，咸喻此旨，同心同德，荷此艰巨。
在日方示意下，所谓“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于3月14日同时发表宣言，支持汪精卫组织伪“中央政府”的工作。
1940年3月20日，伪“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开场，至3月22日收场，历时三天。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是“基于和平建国之目的”，“在此会议中，对于实现和平、实现宪政两大方针，作种种讨论、种种决议，以期完全贯彻调整‘中’日关系，确保东亚之安宁与秩序，实系于此”。
其实，不论“和平建国之目的”也好，“实现和平、实现宪政两大方针”也好，汪精卫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贯彻调整中日关系”。也就是按照侵略者的意愿，把关系“调整”到完全符合侵略者的胃口为止。当然为此目的，就要组成让日本侵略者满意的汉奸班底。这个班底是些什么人呢？照汪精卫的说法：“与会同人，或为中国国民党之同志，曾服务于国民政府，深感收拾时局之重大责任；或为事变以来尽瘁于国脉民命之维持，先后成立政府当局；或为国内有悠久历史曾参加国民参政会之诸党员；或为海内贤达，有忧时先识。今兹相聚一堂，实具有共同之理想，共同之抱负，期于共同担负起和平建国之时代的使命。”总而言之，这是一批国民党、国社党、青年党的少数败类，北洋余孽老牌汉奸王克敏、梁鸿志等人。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理想，那就是媚日降日思想；有什么共同抱负，那就是争当日寇卵翼下的汉奸抱负。
关于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陶希圣讲了一个故事，足资佐证：
“去年（1939年）6月下旬，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由东京归上海，他们一面和所谓‘既成政权’交涉，一面到处寻求‘各党各派无党无派’。”
“9月下旬，王克敏问汪：‘你们找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是哪些人？’汪答道：‘各党各派如陆鼎揆，无党无派如赵叔雍’。王笑道：‘这些孩子我也找得着，不过我不找他们。’汪闻言也大窘了一下。”
“由此问题可见得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也贫乏得很，然而寻找的运动，也活动过一番，周佛海是预定的‘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他的寻找尤其努力，”他常常着急说道：“国社党有了如陆鼎揆、褚青来，无党无派也有了如赵厚生、赵叔雍，现在要找中国青年党。”
“北平有新民会指导部宣传科科长陶某者，自称是中国青年党，又有赵某者，自称中国青年党的代表，另有一位张英华，每日奔走吴子玉（吴佩孚）之门，吴将军一日逝世，他立刻自称中国青年党而遄返上海，与赵、陶同兄汪（精卫）、周（佛海）。”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汪伪的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是怎样乌七八糟的一伙人。
在会议的第一天，报告事项有3：即召集伪“中央政治会议”经过、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讨论和决议了如下事项：
“1.‘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应如何决定案。
（决议）授权汪主席负责办理。
2.‘中央政府’树立大纲案。
（决议）名称国民政府。
‘首都’南京。
‘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
为宣传反共建国之意义起见，暂行另附标识。
3.‘国民政府’成立日期案。
（决议）‘国民政府’定于3月30日还都南京。”
从上述讨论和决议的情况看，汪精卫得了和日本打交道的“合法资格”从政府名称、“首都”、“国旗”等问题来看，似乎也得到相应的解决。汪精卫仍盗用国民政府的名义、旗帜，用以欺骗沦陷区的广大人民。而在“国旗”问题上，日、汪双方还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一番。日方要求在“国旗”上附加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和平反共建国”字样。3月13日，汪精卫与影佐、犬养健谈判，要求去掉这个三角形黄布片；18日，汪精卫会见西尾和板垣，再次提出这个要求，亦遭到拒绝，汪亦无可奈何。尽管如此，汪精卫在事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撇开“国旗”问题不谈，故作姿态地声称：“由于中央政治会议的召开，和平运动已确立稳固基础。”当天，西尾设宴招待出席“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当西尾谈到，要求与会者“努力与日本睦邻，树立东亚和平”时，汪精即表示：“对日本和平的诚意，十分感动，并决心努力致力与日合作。”
同日，公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其实这个纲要也就是一次群奸分赃的记录。
汪精卫理所当然地担任伪“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议员30人，其分配方案是：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10人。伪“临时政府”代表5人。伪“维新政府”代表5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2人。在野各“合法”政党代表共4人。社会上负有“重望”人士4人。
就这个名单而论，当然有利于汪精卫，因为他的嫡系就占了1/3的名额，加上“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士由汪精卫延请”这一有利条件，汪系几乎占掉全部名额的一半，似乎伪“中央政府”的实权就可由汪精卫左右了。
3月21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及《“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并决定废止“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名称，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央政治委员会”后面还要谈到）等案。《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原条文为“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现修正为“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这样~来，汪精卫~向标榜的“党统”，就由他自己一手破坏了。因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它不是清一色的汪记伪国民党员，而只是新、老汉奸合流的杂拌。
关于“临时”、“维新”政府取消后的善后办法规定：华北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临时”政府已办政务，由“中央政府”令饬华北政务委员会接收并遵照中央法令从速调整，“维新”政府已办政务，由“中央政府”直接接收，并从速调整。“临时”政府公务人员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尽量任用，“维新”政府公务人员由“中央政府”尽量任用。
事实上，华北的王克敏原封不动地继续搞他的华北特殊化；而在华中则由汪精卫取代了梁鸿志，这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所谓“中央政府”，亦不过是“维新”政府的翻版而已。
作为“中央政府”的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到底是什么货色？让我们看看它的组织条例，条例规定：
“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全国”最高的指导机火，它可以决议下列事项：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及外交大计、财政及经济计划。“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长、副院长及各政务官的人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认为应交会议的事项。
“中央政治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在宪政准备时期内由中国国民党（汪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命。设委员24~30人。设常务委员6~8人，由主席在委员中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