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劝降电中，汪精卫承认一年来进行的投降活动，困难重重。但他仍然把日本的诱降条件说成即使这样也不算亡国条件，然后汪精卫向蒋介石软硬兼施地说，坚持抗战是没有胜利希望的，只要蒋介石主张停止抗战，他愿与蒋携起手起，重温汪蒋合作的旧梦。而且说蒋介石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只要蒋表示态度，他们的合流很快就可以实现。实际上，汪精卫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表述，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日本侵略者早就不停地策划宁、渝合流，以便日本从中国战场上拔出泥足。但蒋介石此时的抗战态度，不曾被日、汪的恐吓拉拢而有大的改变。汪精卫劝降的伎俩又一次宣告破产。尽管如此，汪精卫还是下决心要在日本刺刀保护下充当傀儡角色。所谓“兆铭决不能以此有所顾虑，势必先以全力，从事于局部的和平”。就是这个意思。汪精卫明知当汉奸不会有好下场，但还是决心要当儿皇帝。
当谈到青岛会议所要达到的目标时，汪精卫说：吾人拟成立一名副其实之中央政府，俾得负担足以答复近卫声明之责任。此次吾人之所以前往青岛者，非为讨论和平之条件等，而系欲使国内一致团结耳。
所谓“国内一致团结”，就是汪精卫要把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拉在一起，按日本的意旨冶于一炉，为将来成立的伪“中央政府”点缀门面。
关于这一点，1月26日（即青岛会议的最后一天），“临时”、“维新”政府发表联名声明，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交代。声明说：
“事变以来，临时、维新两政府先后成立，应时势之要求，倡导和平，作战败之善后，图秩序之恢复，努力从焦土之间，拯救民众。去年夏天之顷，汪精卫先生贲临北京、南京，互商时局，其勇敢赴难精神，令人钦佩，不胜铭感。今经青岛会议，进而将见‘中央政治会议’之召集。关于内外政策，汪先生谈话所发表者，悉为吾人所冀求望其实现者，全国贤达之士，亦必深谅其苦心，而冀助成此大业也。复兴在望，不胜翘望。”
王克敏、梁鸿志答应捧场，青岛会议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对于青岛会议的结果，日本侵略者的头头们是满意的，日本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说：青岛会议之结果，使“中央政府”之组成及调整中日关系之前途，更见有浓厚之希望，为东亚尤为中日两国，至堪欣慰。
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也说：大致可以预测，由于秘密条约的决定，使日本方面的意见完全一致。同时，“临时”、“维新”两政府的人们也表示这样的态度，逐渐理解汪的运动，并有诚意协助这个运动。因此可以预料到青岛会谈能够顺利发展，大概可以达到目的。这次会谈的结果，决定在汪政府委任范围内具有处理局部问题的权限；维新政府取消，其人员原则上吸收到汪伪政府中来。
影佐在这里强调了“由于秘密条约的决定，使日本方面的意见完全一致”，就是说秘密条约完全满足了日本方面侵略的要求，因此青岛会议才得以顺利召开。在这里表明青岛会议的操纵者明白无误地是日本侵略者，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之流，只是充当无足轻重的配角。
日本派遣军报道部长也为青岛会议捧场说：“青岛会议之结果，行将促进新‘中央政府’之成立；对于中、日国交调整前途，亦投下一种光明；为中、日两国之将来计，殊足庆幸！”
这次青岛会议，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实际上各怀鬼胎，各有打算，只是在日本主子裁决下，汪精卫凭借其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声望、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等条件，为日本特别垂青，跃居于汉奸班底的首位，使王克敏、梁鸿志屈居其下。
青岛会议历史时三天，第一天（24日）在汪精卫大放厥词之后，汪与王克敏、梁鸿志就伪“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政府的名称、“首都”、“国旗”等问题举行会议，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第二天（25日），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第二轮会谈，他们就伪“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伪“中央政府”的内容进行了具体讨论。接着，汪精卫就1939年12月30日达成的所谓《新政府成立后的中日国交调整方针》及谈判情况作了说明。既然是日方的意旨，王克敏、梁鸿志自来便表示异议。于是汪精卫提议就下列问题进行讨讼。这些问题是：（一）关于“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文件”；（二）关于“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文件”；（三）关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文件”；（四）关于“国民政府”之机构的各种问题。对于上述问题，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达成了下述谅解：
（一）“中央政治会议”由重组的国民党（汪记），“临时”、“维新”两政府及其他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30乃至40名人员组成。
（二）新政府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权限等，大致继续承以前“国民政府”的组织权限。
（三）随着新政府的成立，“临时”、“维新”两政府皆予以解散。同时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
（四）关于“国民政府”的机构，依据第一次会议所决定的“中央政府”成立大纲。政府的政纲则根据原国民政府的旧法统。
在取得王克敏、梁鸿志同意后，汪精卫又很快将这些方针转告“临时”、“维新”两伪政权以外的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并征得了他们的同意。“随后，正式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并将诸问题递交该会议审议。此外，还决定‘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即设置有关实施宪政的委员会，以促进训政期向宪政期过渡。”
在汪精卫看来，只有完成上述法定程序，他将要成立的“中央政府”，才算于法有据，才算名正言顺。至于“实施宪政”，“促进训政期向宪政期过渡”云云，汪精卫也清楚知道那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无关宏旨”。日本人既不予理会，王克敏、梁鸿志等也就乐得听汪精卫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1月26日，即青岛会议的最后一天，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就“中央政治会议”的各种问题进行协商，并就具体细目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着重讨论了由汪精卫提出的“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法，实际上就是他们将在新成立的伪“中央政府”中各占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具体将分得多少席位的问题。“‘中央政治会议’一反以往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情况，网罗了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在全民的基础上向实施宪政迈进。对于汪精卫氏的这种方针，两代表皆甚表满意。”
他们所说的“全民基础”是些什么人呢？就是北洋余孽、政客官僚、无耻文人、教育败类、失意军人等社会渣滓，一股脑儿由汪精卫网罗在汉奸政权这面黑旗下，因此这帮人也就皆大欢喜。
七汉奸政府开张了
煞费苦心的人事安排。青岛会议后，汪伪政府即择吉开张。不过伪政权登场前，首先碰到的是人事安排问题：以梁鸿志为头子的“维新”政府，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起来的，汪精卫纵想排除他们，无奈他们后面“自有日人撑腰，形格势禁，于是把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两院位置让于‘维新’的巨头，划清界限，等于各立门户”。伪行政院各部长中有陈群任伪内政部长，任援道则因手中握有伪军实力，汪精卫不得不任他为伪军事参议院院长，稍后又调任为伪海军部长。其他次长中，内政部凶陈群当部长，当然由他推荐。邓祖禹由于和周佛海、李士群关系密切，得任为伪警政部次长；孔宪铿原为“维新”政府的宣传局长，由于日本人的坚持而为伪宣传部次长。周佛海对此深为困扰：“预计‘维新政府’结束，‘国民政府’接收之前后，人事上事务上必繁剧异常。”周佛海对陈群颇具戒心，因为此人工于心计，有手腕。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晚访陈人鹤，淡‘中央政府’组织三步骤及办法甚详。此人将来必须设法拉拢，否则阻碍必多。”周佛海谈到维新政府的人事安排时甚至表示：“汪先生所交名单为最大限度。如再要求退计，即汪先生承认，余亦不干。”可见两个汉奸集团因利害冲突，势成水火。
至于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对于汪伪中央政府大员的席位，大多不甚感兴趣，乐得唱高调故示“清高”，因为这批北洋余孽不愿离开华北老巢。但汪精卫为了华北名义上也在他的“中央政府”管辖下，仍极力表示拉拢。王克敏乘机高抬身价，他在致汪精卫的信中说：
“遵照阁下前于南京所谈，推荐‘内政部’王揖唐总长为考试院长一事，早已奉告。上月杨毓珣君北上之际，携来书函，已分致各位。据杨君所言，王揖唐君已予允诺，而‘司法部’之朱深君及‘实业部’（或分为工商、农工两部）之王荫泰君，均以老母在堂不宜远离，有不便之处。因此我方同人等重行协商，照阁下所示务须临时政府方面参加，决定推荐现任总‘检察长’张孝移君为‘司法部长’，前农商次长周家彦君为‘实业部长’。治安部齐燮元君，曾与我共事两年有余，现华北军事皆由其一手负责，似极不欲离开华北。如阁下认为‘中央’需要此人，当然较在华北一隅更属重要，亦不能仅仅考虑自身方便也。总之，希阁下斟酌之后予以决定。至于个人之问题，则行年六十有五，勉力支持已有两年，处于精力不继之状态，惟当‘中央政府’新成立之际，如遽然提出辞职，恐将为局外人借此散布谣言。因此拟照以前所陈，于成立两个月后引退，一年半载以后再行效劳。真心实意，出自衷心，务请先物色可以替代之人选。”
这封信写得很妙，实际情况是王揖唐、齐燮元和王克敏的关系不甚融洽。特别是王揖唐，当汪精卫按照王克敏的意图提出让王揖唐南下就任伪考试院长时，王克敏当然顺水推舟，满口答应。因此王克敏乐得把这两人推出华北政务委员会。朱深、王荫泰不愿离开华北，则另派两人挤进汪伪政府，而且指名要充任司法、实业部长，这当然是汪精卫所不能同意的，反而给汪出了难题。王克敏明知他在华北傀儡政权的地位是汪精卫所不能动摇的，进而向汪摆老资格。所谓“一年半载之后再行效劳”云云，是明知汪精卫派到华北的任何人，都代替不了这个角色，而且日本侵略者也是决不会同意换马的。
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同样是矛盾重重，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接着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汉奸阵营事件后，又发生了丁默邨、李士群的互相火并。丁默邮、李士群的结合，本来是互相利用，由于丁默邨是老牌CC特务，李士群开始把丁当老大哥和挡箭牌，以便得到日本的支持，拉起特工队伍；丁默邨则利用李士群为跳板，充当日本人的鹰犬。后来丁默邨又与汪精卫、周佛海搭上关系，李世群当了个副手，于心不甘，汪伪政权成立前夕，汪精卫本来内定丁默邨为伪警政部长，经李士群的反对，丁的伪警政部长落了空，周佛海乘机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而兼伪警政部长，丁因此闹起情绪，不愿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的伪社会部长。
周佛海在其日记中谈到人事问题时，感到异常烦恼：“一周来为人事问题，尝尽人生未有之痛苦，前途茫茫，更不知如何收拾！”周佛海还牢骚满腹地说：“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可见其狼狈情状。
褚民谊在这次争权中，大出洋相。因为他与汪精卫、陈璧君有裙带关系（褚民谊的老婆陈舜贞是陈璧君的堂妹），汪精卫本打算要安排他为伪海军部长，但此人“过去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伪‘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公博）、周（佛海）向汪（精卫）再三力争，始改任为伪‘外交部长’”，据说褚民谊为了要过伪海军部长的瘾，特地定做了一套大礼服，当得知做不成伪海军部长时，大呼晦气不止。周佛海为此事曾写道：“接汪先生缄，仍拟以民谊为伪海军部长，是事余与公博极反对，而汪先生必欲为之，殊使人难堪，椒房之害也。”周佛海在日记中还说：“七时半起，偕公博谒汪先生，仍反对民谊为海军部长。结果为敷衍其面子计，暂以之为伪外交部长。此举当色在不甚适宜，然较之伪海军部，则比较不甚滑稽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精卫在即将成立的伪政权中特设“边疆委员会”。连汉奸们也不讳言：“汪政权的边疆，即为南京的城门，盖讽其号令不出城外也。”在决定“边疆委员长”入选时，虽属特任官阶，但觊觎此职者不多，初拟以蔡洪田充任，蔡不屑就，再属意于汪曼云，汪回答得更妙：“边疆委员会的委员长是个‘特任官’，也就是前清的所为‘一品大员’，那时的‘一品大员’大都是胡须雪白，长到肚脐眼，饱经阅历的大官僚。汪先生还都，大家都要睁着眼睛看看这批还都的大员是些什么人物。连我这样一个黄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年轻小伙子，也挤于‘一品大员’之列，这岂不是让人说汪先生手下没有人。这是我不愿意干的理由之一；再说我只是做事，不想做官，还都后的‘政府’，哪里会有边疆？当然无事可做，对我一个想做事的青年来说，这个‘官儿’无异是对我的一种虐待，要是我从这个‘官儿’下来以后，我还能做什么事？不做事，待在家里等死吧，我年纪既轻，离死还远，那你们简直要我的好看，所以这傻事我不干。”汪曼云这一番连讽刺带挖苦的话，倒也从一个侧面描绘了一幅汪伪因人设事和滥竽充数的官场现形图。
汪曼云虽不愿干，罗君强却只要官大，投其所好，倒是乐意干了。罗后来见到汪曼云时还乐不可支地说：“老弟，你不要的东西我拿来了。”罗君强为什么能当上汪伪这个特任官？据说还有这样一个过程：一次，在上海愚园路1136号汪邸开干部会议时，对于未来伪政权的人事，也有所讨论。周佛海的心里，以其嫡系部下“十人组织”初步一律分任为各部次长，表面上并不偏袒大用，而实际上能收到明了各部真实情形的效果。那天的干部会议中，周佛海提出罗君强任“军委政治训练部次长”，俾驾轻就熟，当陈公博的副手。陈公博当场笑着说：“罗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也对罗君强的桀骜不驯久感不快，那天却站起来说：谁也不能与罗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罗君强去，“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罗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就凭陈璧君这几句话，决定了罗君强以后的出处。人弃我取，罗君强听到这个消息，却沾沾自喜，以为虽无事可做，官阶到底是“特任”，以后他得能为“司法行政部长”，为“安徽省长”，也无不由此而来。罗君强算是拣来了一个“特任官”。
除了汪方诸汉奸为了争夺权位闹得乌烟瘴气外，如何安排所谓“国社党”、“青年党”及“无党无派”人士也是个棘手的问题。赵正平、傅式悦两人算是“无党无派”人士。所谓国社与青年两党，居然也大唱双簧。本来，“国社党”由褚青来、陆鼎揆两人为代表；“青年党”以张英华、真毓崧为代表，他们都说得到各该党的承认而以党代表身份参加。在汪伪政权建立之前，两党还均发宣言，表示拥护。周佛海本拟以“司法行政部长”一席与国社党的陆鼎揆，适逢陆病死，乃改以褚青来出任“交通部长”。“交通部长”一席原已答应给青年党的赵毓崧，转给褚青来后，征得赵的同意，以“农矿部长”一席相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