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就汪精卫来说，可算当面扯谎，煞费苦心。照汪精卫看来：似乎中国除了投降之外，别无出路；而且他搞的“和平运动”，眼看就要成功了。但这番谎言本质上却是反映汉奸群中的互相倾轧，钩心斗角；更多的则是高宗武、陶希圣揭露日汪密约后，汪精卫处境狼狈，如坐针毡，不得不编造谎言，来为自己的卖国丑行作徒劳的辩解，同时也为他的汉奸同伙打气。另一目的，则是通过高、陶事件，作为向日方讨价还价的理由，那意思是说，你日本的条件太苛刻，我汪精卫就更无法欺骗中国人民了，从而可以乞求日方多少缓和一点苛酷条件。
关于汉奸群中的矛盾倾轧情况，我们从周佛海的几则日记中，可以概见其大略：
“闻宗武、希圣失踪，大约系赴香港，因忆一号与宗武所谈，恍然大悟，余虽觉中国不能不统一，因之重庆不能不联络，但万不料其离沪如此之速也；其事前早有接洽可知，感触万端。”
“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
“四时出席扩大干部会议，由汪先生报告高、陶离沪情形及善后问题，汪先生力为陶希圣开脱，余殊不愿，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也。”
由于陶希圣是老牌改组派，汪精卫极力为之开脱，周佛海则坚决不予谅解。
“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全部条件发表，愤慨之至。影佐来，谓与大局无关，劝余并转陈汪先生安心，其意在劝余，而其内心亦焦灼万状也。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视听，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周佛海作为汉奸集团的参谋长，杀机毕露，大有与高宗武、陶希圣不共戴天之势；而作为汪精卫后台的影佐祯昭，也感到棘手而焦灼万状。
“下午接香港拍来高、陶两败类致《大公报》缄，不禁发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养等，谈及此事，余愤极之余，不禁泪下。”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今井武夫也不得不承认，高、陶的出走，对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他泪下如雨，也不擦掉，惟有长叹而已。”
周佛海对高宗武、陶希圣暴露了日、汪密约如此痛心疾首，在他的日本主子面前泪下如雨，其奴颜媚骨和卑鄙无耻，与汪精卫如出一辙。
不过，在汉奸群中，也有对高、陶事件表示幸灾乐祸的，罗君强就是如此。罗承认：陶、高出奔对汉奸方面当然是一大冲击。汪精卫乃再在自宅集一次干部会议，特务李士群还在会上建议派人到港，再去找他们回来。我和陶希圣积有私怨……这次他走了，我想走了也好。我在会上说：陶希圣反复无常，人所共知，滚了也好，可免后祸，我代表青年同志反对再找陶希圣回来。汪精卫连搓两手，嘟着嘴说：“这也是我的不好。”
这里反映出老CC派周佛海等与改组派陶希圣之间的矛盾，又反映出是维护汉奸集团利益还是让这个集团任其分崩离析的矛盾，弄得汪精卫只好自认晦气。
在汉奸集团面临风雨飘摇之际，汪精卫的老搭档陈公博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40年3月11日由香港赶到上海，重入汉奸集团，为汪精卫撑腰打气，周佛海对此，悲喜交集。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渠谓高、陶实非人类，吾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从未对蒋先生（蒋介石）有一恶语相加，未宣布其秘密，高、陶如此，实人类所不能作之事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陈公博昧于民族大义，甘心附势，盲目追随汪精卫，最后落得个枪毙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
高、陶事件是汉奸集团中的一次内讧，是争权夺利达到白热化的尖锐表现，是分赃不均的必然结果。
按照罗君强的说法：陶希圣这次为汪精卫运筹帷幄，自念功不在周佛海之下，自己仅得一席常委兼个党的宣传部长，听说周佛海又将掌握伪府财经大权，更是因羡生妒。自命一介书生，当个冷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因此向汪精卫有所表示。哪知汪已将教育部长许给了当时所谓无党派人士赵正平，陶心怀抑郁，恰好重庆中统特务义来勾引、吓他，他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一个名堂来，只好再动别的脑筋吧！高宗武在伪府成立前，一心想当外交部长。汪精卫因高的年纪才30挂零，年轻资浅……拟自兼外长名义，以高为次长，让他代行部务。高宗武觉得卖了这样大的气力，竟然仅能屈任次长，十分愤愤不平。
上述情况表明，高、陶出走的原因是：高宗武想当外交部长不曾到手，陶希圣则希望就教育部长不能如愿，因此愤而出走，这当然是主要原因之一。
陈春圃的说法则是：高、陶相约一起走，除因陶后来也住在租界同样经受不起军统的威胁以外，主要还有一个内因，就是严重人事摩擦。记得在高、陶离开以后，在是年（1940年）1月，汪精卫和周佛海有一次在愚园路汪的寓所谈话时，周佛海提到：陶希圣对梅思平的猜忌成性，一再挑拨他和我的感情也伤透脑筋，几次三番当面或者书面诉苦，后来简直极度愤怒，虽经屡次解释，终于释嫌，这对于他之离开也是重要因素，云云。汪精卫对周佛海也说：陶希圣对林柏生也有问题，总认为柏生不买他的账，不把他这个中宣部长放在眼内。这样一来，汪记集团这几个所谓“骨干”平素极不相容，互相攻讦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碰到旁人的怂恿威胁，自然容易走上公开拆伙之一途。
实际上，围绕着高、陶事件，既呈现了CC派与改组派的矛盾，又表现出改组派与公馆派的对立。
看来群奸争夺伪政权肥缺的分配，确实使汪精卫感到是个很头痛的问题。
平心而论，高、陶事件对于日本侵略者特别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确实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使傀儡登场戏几乎开不了场；另外，就高宗武、陶希圣而论，不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如争当伪府部长不成），客观形势的变化如何（如军统的威胁和杜月笙等的策反等），他们毕竟从日寇占领下的上海，投奔到抗战时的陪都重庆来了（高宗武则直接避居美国）。高宗武、陶希圣追随汪精卫当了半截子汉奸，有其共同思想基础和叛国事实，这是应当受到批判的；说他们凛于民族大义，这是替他们涂脂抹粉，但他们确实感到汉奸这顶帽子的分量，充当千古的民族罪人这种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因此“迷途知返”、“反戈一击”，重新回到抗战阵营，就这点而论，还是应予以适当肯定。
另外，高宗武、陶希圣带回日汪密约，公之于世，使人们从这个反面教材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远奴役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狼子野心，使人们擦亮眼睛，从而对汪精卫汉奸集团为虎作伥的罪恶行径产生极大的憎恶和仇恨，汉奸们再想抵赖和掩饰其卖国真面目，都是无济于事的。他们的卖国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再也无法改变了。这也是在评价高、陶事件时，应该注意到的事实。
紧接着高、陶事件后，蒋介石在1940年1月23日发表《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蒋在上述声明中强调指出：日本军阀一面在中国努力制造傀儡政权，一面与尚在制造之傀儡政权签订协定，以组成所谓“日支满”三国经济集团，并以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统由日本统治，俾其他各国之一切活动，均受日本国策之打击，且以此《中日新关系调整纲领》之日汪协定，而根本取消各国在东亚之地位矣！蒋介石在这里明显地暴露出依赖英、美、法等国干预中日战争的想法，但谈到的一些情况，则基本接近事实。
于是英、美、法等国家，对中日之战的态度，渐趋积极，他们纷纷发表声明：决心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2000万美元。英、美、法等国甚至在欧战爆发前后，抽调兵力，增强远东地区的防务。不能不看到，日、汪密约的揭露，对上述情况确实产生了直接间接的影响。
汪精卫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仍继续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举行青岛会议、作筹组伪“中央政府”的最后准备。
六青岛分赃，皆大欢喜
青岛会议按照汪精卫汉奸集团的说法是：“主要即在根据国民党（汪记）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容纳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志士的精神，联络各既存政权并各方和平势力，共商国府还都大计。”说穿了，这是一次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们之间的分赃会议。
早在青岛会议前，1940年1月7日，梅机关为会议定下了基调——《青岛会谈要纲》。要领规定：（一）青岛会谈是“中央政治会议”的准备会议。（二）会期3天。（三）会议内容：通过及决定“中央政府”建立大纲、政府机构、名称、“首都”、“国旗”、“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等。（四）由汪精卫向王克敏、梁鸿志分别说明《调整要纲》的部分内容及中日关系情况，决定以后中日关系由汪精卫负责处理。换句话说，由日本策划的群奸合流组织起来的伪中央政府，得承认汪精卫的主导地位。
1月15日，汪精卫电邀王克敏、梁鸿志等赴青岛会谈，原电如下：
“去年9月在南京会晤之际，屡蒙指教，拜聆高见，感荷莫铭。数月以来，各事折冲结果，渐见端倪。兹为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促进和平，实现宪政，作进一步检讨而期实行计，定于本月下旬，在青岛举行会谈，以便讨论国家大计，尚乞赏临为幸。”表明汪精卫是这次会议的召集人。
出席会谈的除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外，代表汪记伪国民党的有：伪秘书长褚民谊，伪中央执委常委周佛海，伪组织部长梅思平，伪代宣传部长林柏生。代表“临时政府”的有：伪内政部长王揖唐，伪司法部长朱深，伪治安部长齐燮元。代表维新政府的有：伪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伪绥靖部长任援道。
李守信作为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王的代表也来到青岛，李与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举行了会谈，达成如下协议：汪精卫方面承认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交换的条件是，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方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助。
青岛会议自1月24—26日共会谈3次。第一次会谈于1月24口上午举行，汪精卫主持了这次会谈，他在会上侈谈什么“三民主义真谛”，胡诌什么“以民族解放言之，则为民族主义；以政治解放言之，则为民权主义；以经济解放言之，则为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者如此。”然后话头一转说：三民主义“与东亚主义世界主义并不相违。盖其基本精神，以中国固有道德出发，以和平为信条，不以侵略为能事，故谓之王道，而非霸道。中国必得自己之自由平等，乃能为东亚之一员，此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义也。”
关于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将在以后的专章中加以剖析和批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把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简直糟蹋得不成样子。他一会儿把三民主义和法西斯的东亚主义、世界主义相提并论，这明明是挂羊头卖狗肉，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寻找理论根据。一会儿又说什么“以中国固有道德出发，以和平为信条”，然后扯到“王道”“霸道”问题，又是什么“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义”等。汪精卫真是数典忘祖，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但绝不能忍受黑暗的统治，绝不能忍受侵略者的压迫。
汪精卫在会上还大谈“法统”问题，说明他是主张继承旧法统的。理由是：“盖中国如欲树立全国统一之中央政府，其方法有二：其一废弃旧法统而另建新法统。此次事变，由于过去国民政府政策之失当，并非由于政制之不良。政制即有未尽善之处，亦只须适当改正而已足，因吾人并无根本推翻原来法统，徒使惹起混乱之必要也；其二即承袭旧法统而略事修正之。去年中国国民党（汪记）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有鉴于斯（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对斯制度特议加以改善，在大会宣言中，已表明此旨。由是今后中央政治委员会，已非国民党一党独占，凡各合法政党及全国贤能之士，均能依法参加，协力商议政治，此即实现宪政之初步，同时矫正过去政制缺点者也。”
汪精卫不赞成废除旧法统的同时，又开了一大堆政治药方，如在短期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等。汪精卫是个大党棍，即使当了汉奸头目，他还要祭起“法统”这个法宝，以适合他推行汉奸政治的需要，用以自欺欺人，这是汪精卫和其他汉奸头闩如王克敏、梁鸿志之流所不同的地方。不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虽然不得人心；而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卖国投敌，尤为国人痛恨。他利用“法统”的招牌招摇过市，理所当然地遭到人们唾弃，这大概是汪精卫始料所不及吧！
会上，汪精卫还大念和平经说：
其一，和平运动乃是从东亚大局着想，确有见于中日两国非和平不能共存共荣，并非以战败之故，避难苟安也。
其二，和平运动乃中日两国百年大计，应从共存共荣之见地，深植其基础，并非求一时之宁息也。
其三，和平运动乃是从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出发，确有见于中日两国，战争则两败俱伤，和平则共存共荣，故不避艰难，不惜牺牲以赴之，并非出于权谋术数之观念也。
在这里，汪精卫俨然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吹鼓手，和侵略者唱一个调子。什么“共存共荣”？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是生死斗争关系，被侵略者只有在斗争中奋起，绝不能向敌人屈辱求存。什么“和平运动，乃中日两国百年大计”，中日两国人民是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但这只能在打倒共同敌人——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法西斯狂人以后，而不是乞求侵略者发善心放下屠刀，更不是汪精卫之流的投降活动就能制止战争的；恰恰相反，投降活动只能更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和战争狂热。什么“战争则两败俱伤，和平则共存共荣”！中国人民反对战争，但是日本侵略者既然将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只有和敌人周旋到底，即使付出巨大的牺牲，最终胜利当然是属于正义的中国人民。
在青岛会议前，汪精卫还遵照日本主子的意旨，向蒋介石发出劝降电。电文说：
“一年以来，殚尽心力，谋扫除过去之纠纷，实现将来之光明。以今日之国内情形、国际环境，抗战到底必无最后胜利之望，先生所知，无待赘言。全国人民倾向和平，亦先生所知，更无待赘言。惟和平之实现，必须全国一致，乃能迅速普遍。”“兆铭决不能以此有所顾虑，势必先以全力，从事于局部的和平。惟先生苟能以国计民生为重，及今毅然决定大计，声明愿与日本停战言和，根据近卫声明之原则，以求其具体的实现，则兆铭与诸同志能与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国和平早日实现。质而言之，国家民族之存亡祸福，系于此举。现在先生在重庆，集大权于一身，和战大计，惟先生一言可决，所责于先生者重，故所望于先生者厚，不避冒渎，布此腹心，惟垂察之，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