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日本兴亚院联络委员会的决定，还带有某些原则性条文的话；那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下简称《要纲》）则是赤裸裸地暴露日本侵略者妄图永远奴役中国的狼子野心。
这份《要纲》及附件一、二，强烈地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独占中国，使中国永远沦为殖民地，成为日本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附庸的野心，从而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用陶希圣的活说：这一“要纲”，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成为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实际上，这个《要纲》赋予日本以种种特权，例如所谓既成事实、蒙疆的完全独立自治，就是不能变更的特殊事实，华北政务委员会，情况亦大致相同。
又如所谓驻兵，防共的部队是永不撤退的，所谓撤兵的条件是“随治安之确立，两年之内撤兵”。而判断治安的确立与否，日本可作随心所欲地解释。还有所谓治安驻兵，驻兵地域为华北及扬子江下游。此外还有扬子江舰队、东南沿海及特定岛屿的海军驻兵，事实上都已成为永久性的驻兵。
所谓“强度结合”或“紧密结合”地带，即陶希圣所谓的小蓝图，日本在这些地带内，拥有驻兵权、资源开发权、通信及成立特别行政机构等特权。
所谓“特殊便利”，就是让日本不受任何约束，使伪政权的一切“政策法令”，根据日本的意向，完全适合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日本不仅有优先权，而且凡是日方所需要的，汪伪就得协助完成，如此等等。
难怪当日、汪密约的谈判刚一结束，周佛海、陶希圣把《要纲》带给汪精卫，汪看过《要纲》后，流着泪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
的确，中国是永远不会被侵略者征服的，中国也不是汪精卫之流所能出卖得了的；但是汪精卫等卖国贼的丑恶行径，在中国人民看来，对他们的憎恶度决不下于憎恶日本侵略者。
让我们看看会谈过程中的一些情况，日、汪之间的主奴关系，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第一次会议纪要中，当梅思平提到，“如能告知有关共同防卫项中的军队驻扎地，则不胜荣幸之至”。影佐轻蔑地回答：“事关机密，暂时保密，请耐心等待公布时间的到来。”当梅思平提出：今后讨论要以近卫第三次声明、重光堂会谈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和1939年6月在东京日、汪会谈的规定为基础，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时，影佐轻蔑地叫答四个字“多蒙指教”。不屑置答的神情，溢于言表。当陶希圣提到：我们感谢日本方面的援助中国，帮助成立新“中央政府”，但是希望能给新“政府”有充分活动余地，就足说，虽然承认小孩的生存，但依旧让他处于病状之中，这样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影佐反唇相讥地说：陶先生仅仪把结束战争招致和平作为目的，但仅仅以此为目的，岂不是要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吗？影佐在这里自己揭开了“中日亲善”的面纱，毫不掩饰地说出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陶希圣的近乎哀求和影佐的倨傲骄横神态，适成鲜明对照。
在11月4日第二次会议纪要中，周佛海谈到：对我们来说，最为难的是把驻军扩大范围的解释。这是掌握民心上的一个妨碍。影佐直截了当地回答：在这里所记载的，一切均属极密，可以不让人民知道。这无异于说，这种鼠窃狗偷的事，本来是见不得人的。当梅思平提到“驻军如果涉及内政，那就是干涉内政”时，影佐训斥说：贵方以避免干涉内政为理由而要求我们马上撤军，从原则上看，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流血呢？当梅思平提出“中国（指汪伪）能依靠自己的军队维持治安”时，影佐嘲笑道：和平恢复后，汪先生手中能有多少军队，这是将来考虑的问题。影佐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汪精卫现在根本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
顾问问题是日、汪双方争执较多的问题。周佛海开门见山地说：顾问问题，坦率地说，一般人看见华北的喜多中将和华中的原田中将两人就感到头痛。周佛海还谈到他讨厌顾问的原因在于“临时”、“维新”两政府中，顾问采取长官的态度，没有顾问签字，命令发不出去。影佐针锋相对地说：日本方面也很重视顾问问题。这就是新“中央政府”用哪一国的顾问用到什么程度。而决不是贵方所担心的派遣顾问是有意胡闹。影佐还补充说：“捉住个别坏例子，破坏一般的感情，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影佐最后就顾问问题作出总结说：“总之，是既成事实，不应把它当做无理看待。这只是说初生婴儿不能脱离奶水。”这俨然是把汪伪当做儿子看待了。
当谈到把晋北十三县划归“蒙疆”问题时，周佛海向影佐诉苦说：如果把它划给蒙古，河北门户洞开，这样，就没有任何理由向中国民众解释。只有以长城线为汉人所有为理由，聊以保持体面，以示苦衷。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汪方与日方谈判，讨价还价，无非是为了“保持体面”。以便于欺骗中国人民。大抵日、汪双方的谈判，从汪方的动机和企图达到的效果来说，都可作如是观。
日、汪双方经过七次会议，虽然还有些枝节问题尚待解决，作为汪方的首席代表周佛海即表示：“可以作为同意而签字，当然作为未定稿，仍然要经过会议后，再汇集于会谈记录中，写成主文、谅解事项等议事录，作为将来签订条约的资料。从而可以在此签字。”周佛海还带着急迫的心情央求说：我们是根据“中央政治会议”探讨今后的问题。所以，如果现在不能解决的各个问题，便无法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例如，联合银行的问题，华兴商业银行及军需的问题等，都必须一下子加以解决。看来，周佛海的着眼点放在急于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为了解决筹组伪“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急于表态。但影佐却不即不离地回答：“我们尽可能致力于问题的决定。但是，对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也无可奈何。如果认为由于急于建立政府，不确定细目，就无法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建立将发生障碍，就会造成了为了使孩子活着，结果母亲死了。”影佐对汪方的曲意讨好尚未完全满意。他说：“凡是确定的，双方可以签字，我们保留的提案尚有17件。”就这样，日、汪密约以汪方几乎全盘接受而告结束。
五晴天一声霹雳
日、汪密约经过1939年11月周佛海等与影佐祯昭的七次会谈后，汪精卫为了迎合侵略者的政治需要，大造投降舆论。就在11月12日第七次会谈结束的当天，汪精卫发表讲话，说什么日本没有亡中国之意，因此，中国应该随时准备收拾战争，恢复和平，妄图瓦解抗战阵营。同月19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望于产业界诸君》一文，鼓其如簧之舌，引诱上海资产阶级投敌。汪精卫声称：产业界应用具体行动实现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以奠定中日永久的和平的基础，云云。
另一汉奸头目周佛海则于12月9日发表《关于组织“中央政府”》的文章说：组织“中央政府”是为担负和平的使命，“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时间的问题，乃是条件的问题。现在正在和日本谈判条件，只要条件全部谈判完成，就可立即组织起来。周佛海的文章反映了汪精卫汉奸集团急于组织伪“中央政府”的迫切心情。但是日本对汪精卫汉奸集团显然不想急于满足他们的要求。日本首相阿部信行于同月14日在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干部与政府恳谈会上发表的讲话，等于给汪精卫当头泼了凉水。阿部说：关于处理中国事变，成立新政权问题，由于日、汪双方对具体内容尚未获得一致意见，成立时间需要推迟。这一方面表明日本对日、汪谈判稍感不快，其目的是要迫使汪精卫完全就范；另外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从未停止，还想最后迫使重庆政府与日本谈判，从而可以从中国战场上拔出泥足。
汪精卫对此心领神会，于是在这年的12月18—24日，由陈公博代表汪精卫与日本海军须贺少将进行了6次会谈，解决有关厦门及矿山资源利用等问题。陈公博完全满足了日方的要求。当第三次会谈进行中进行午餐的时候，一个目击者说：看来陈（公博）对于日本海军真意的了解有了很大进展，他以敞开胸怀谈话，反复强调日本海军的合作。他反复说自己在日本方面没有知己，此次叩问海军真意，得到相互了解。非常满意，欣喜于获得了知己。在会谈结束时，陈公博讨好日本海军说：“日本一向是陆海军分别担当国策的，请海军务必以其公正的意见，向陆军作出充分劝告。”陈公博看到日本海、陆军在中国问题上为争夺权益而产生的矛盾，寄望于日本海军方面去做陆军的工作，真是“饥不择食”。其媚日丑态，较之汪精卫亦不逊色。
经过了上述公开的、秘密的紧张活动后，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和日本梅机关终于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要纲》明确规定：（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二）在新“国交”恢复以前，“维新”、“临时”两政府经办事项，由“中央政府”（汪伪）加以继承。（三）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四）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以及与驻兵地区有关的铁路、航空、通信、港湾和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五）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
当时间跨入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天（1940年1月1日），汪精卫兴冲冲地又是发表文章，又是广播讲话。在题为《共同前进》的文章中，汪精卫强调：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是中口的共同口标。因此，必须在外交上、在国防上与日本争取同一方针；在经济上，实行有无相通，短长相补。周佛海也于次日发表题为《和平运动的发展和途径》的广播讲话，叫嚷：其目前一切努力，就是要集中于“中央政府”的产生，组织、充实、健全“中央政府”，是今后努力的途径。看来他们的傀儡戏就要出场了。
但是晴天一声霹雳，1940年1月3日，汪精卫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宗武、陶希圣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同月22日，香港《大公报》引人注目地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中日新关系涮整要纲》及《附件》（即日汪密约）。高、陶在信中揭露了汪、日谈判签订密约的经过以及密约中的主要条款。
高宗武、陶希圣在信中说：去年之夏，武（高宗武）承汪（汪精卫）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指日本）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11月5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陶希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12月30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高宗武、陶希圣这封信，揭露了日、汪勾结和签订密约的经过及日方的软硬兼施，以及汪精卫的俯首求降、听从日方摆布的丑态，等等。当然，高宗武、陶希圣在信中不可避免地有自我表白和辩解之处，但日、汪密约的的确确是汪精卫卖国的铁证，并从此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对于汪精卫汉奸集团来说，真是个致命的打击。
汪精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手足无措，涕泗滂沱，他自怨自艾地说：“脱党（指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记伪国民党）的事件，还可以忍耐，不过，这卑劣的背叛行为是不可恕的。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德来计议国是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唯一洁身的方法只有置政治于度外。”
“汪氏仰胸号叹，为这一背德的污辱而哭泣。这是汪氏和平运动史中，最悲痛的一页。也是汪氏最大危机的时候。”
不过汪精卫并没有就此止步，洗手不干了。他恼羞成怒地对高宗武、陶希圣破口大骂，说他们：“自丧人格，实属卑鄙，殊堪痛恨。”
汪精卫虽然遭此沉重打击，他还在强打精神，因其时汪伪群奸及王克敏、梁鸿志等老牌汉奸正准备在青岛举行合流会议，筹组傀儡政权事宜。汪精卫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1月24日），在青岛接见路透社特派员时，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均系自始即参加和平运动者，然自去年3月21日曾仲鸣同志在河内被暗杀之后，二人即怀极度戒惧心理……又陶希圣亦系一优柔寡断之人，毫无坚强决心，此与高氏如出一辙。然余因彼等两人，均系颇早即已加入和平运动者，故对彼等两人，亦竭力以尽量之宽大态度待遇之。迨至去年11月左右，因对于彼等两人之态度，发现可疑形迹，故此后遇有重要交涉，即不复使彼等两人参加，两人乃竟窃去年12月5日日本方面该地当局一部分人士之和案，居为奇货，向重庆方面告发。此种行为，不仅怯弱，且适足以表现其蒙受诱惑，自堕人格矣。卑劣至此，实堪浩叹。”
汪精卫还故作镇静地说：“抑不论何种运动，其内部发生此类腐败分子，盖为趋势所难免，而其结果，则此等分子归于自己淘汰，对于大局，则毫无损也。然余深信中国自和平外，复别无解救之道，且深信和平运动，刻已逐日发展，离成功之期不远。际此国家续绝存亡非常之秋，若欲救国，则非抱有牺牲自己之决心的不可。苟抗战血战而失败，则抗战者负其责，苟和平运动失败，则从事和平运动者负其责，如其首鼠两端，持骑墙主议，则断不可也。”
余之同志莫不是有坚强决心，勇往直前，以新秩序建设为目标而迈进，故高、陶两人之退却，转是使吾人之团结益趋纯洁强固耳……故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