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委员会”不直接发布命令及处理政务，其决议交由“国民政府”执行。决议提交“国民政府”及各院暨军事最高机关讨论或执行时，由各该项长官负责办理。这个条例所规定的立法、施政、军事、外交等事项，如因事机紧迫，可由主席便宜处置，交由“国民政府”执行。
“中央政治委员会”设法制、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经济、教育及其他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1人，委员9~13人，其人选由主席指定。设秘书厅，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2人，秘书及办事人员若干人，由主席任命并指挥。
上述条款，几乎都与“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有密切关系，汪精卫当然是该会的主席，是不是说汪就可以权独揽呢？其实不然。周佛海的几则日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汉奸集团随着汪精卫转，而汪精卫又跟着周佛海转。周在日记中写道：
“八时起，赴汪先生处。九时，筹备半载之‘中央政治会议’竞举行矣。余所预定廿日七会之计划亦实现矣。”“七时半起。忽想及推定人选时，推定主席须特别有一提案，不能与各院部长同一名单。当即赴汪先生处陈述。旋开‘中政会’（即伪‘中央政治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政纲。政府组织：交通分为交通、铁路二部；实业分为工商、农矿两部。均照余意通过。”“九时开第三次‘中政会’，通过中央各院部会人选，余所预拟者，大体均照样通过。”人们说周佛海是汉奸集团的参谋长，这是有道理的。当然，不论是周佛海还是汪精卫，最后还得根据日本主子的意旨行事。
3月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的第三天，该讨论的讨论了，该决议的决议了，过场已经走完，汪精卫宣布闭幕。他在闭幕词中说：“会议同仁在此三日中，对于实现和平、实施宪政有重大之决议，其关于实现和平者，则已决议根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基本原则，以调整中日关系，务使在国家主权上得到独立自由，在经济上得到互惠平等，庶几东亚之和平秩序得以确立。其关于实施宪政者，则已决议成立实施委员会，务于最短时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颁布施行，并已决议‘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俾此两大方针，得以统一进行，此诚和平建国运动之一大进步也。”
汪精卫到这时还念念不忘近卫三原则，而近卫三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是日、汪密约。这项密约对汪精卫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条约；汪精卫侈谈什么根据近卫声明的三原则，“务使在国家主权上得到独立自由，在经济上得到互惠平等”。岂非痴人说梦，纯属自欺欺人之谈。其实早在同年1月末，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日、汪密约后，汪精卫的汉奸面目业已充分暴露，他再百般狡赖，也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伪“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是些什么人，更有助于看清汪伪政权的构成：
陈公博：广东南海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实业部部长。现任汪伪国民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现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褚民谊，字重行，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现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秘书长，还都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林柏生，广东信宜人。曾任香港《南华日报》社长，上海《中华日报》社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现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梅思平，浙江永嘉人。历任中央大学教授、江宁实验县长。现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丁默邨，湖南人。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处长，现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苏浙皖肃委会副主任。
曾醒，福州人。曾长期任执信学校校长。现任汪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人。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陕、甘、青、宁4省“剿匪”总司令。
李圣五，山东人。曾任复旦、暨南大学教授。《东方杂志》主编。《中央日报》主笔。外交部司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
叶蓬，字勃勃，湖北黄陂人。曾任武汉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现任汪记中央军官训练团团长。
王克敏，字叔鲁，浙江杭县人。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行长，财政总长兼盐务署长，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
王揖唐，字逸塘，安徽合肥人。1919年曾任上海南北和议首席代表，北平政务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伪“临时政府”成立后，任行政委员。
齐燮元，字抚万，河北宁河人。曾任江苏军务督办、苏皖赣巡阅副使。1938年出任伪“临时政府”治安部厅长。
朱深，字博渊，河北永清人。民国成立后曾任京师高等检查厅厅长、大理院检查官。其后一度任财政总长。伪“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法部总长。
殷同，江苏江阴人。曾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顾问兼华北战区接收委员，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伪“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建设总署署长。
梁鸿志，字众异，福建长乐人。曾任参议院议员。执政府秘书长。1927年任安国军政治讨论会员。伪“维新政府”成立，任“行政院”院长。
温宗尧，字钦甫，广东台山人。74岁。历任外务部参议、驻藏大臣参赞、驻沪交涉使、广东肇庆总司令部外交使、西南军政府外交部长。伪“维新政府”成立，任“立法院长”，兼任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陈群，字人鹤，福建闽侯人，曾任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上海军法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任内务次长，后任伪“维新政府”内政部长。
任援道，江苏宜兴人。曾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
高冠吾，江苏崇明人。曾任第十军副军长，江左军左冀指挥官，徐州警备司令，后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次长、南京特别市长。
褚青来，上海人。曾任《时事新报》、《银行周报》主笔。现任“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
李祖虞，字梦驺，江苏武进人。1933年福建民政厅厅长。现任“国家社会党”政务特别委员会委员。
赵毓松，贵州黎平人。曾任川康甘青边政设计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长、检查审员会委员长、《新中国日报》总主笔。
张英华，河北衡县人。1922年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同年调任币制局总裁。1926年任全国烟酒督办，1927年任河南省省长。
赵正平，字厚生，江苏宝山人。曾任暨南大学校长。1928年后，曾任北京社会局局长及青岛教育局局长。又曾主编《复兴月刊》。
杨毓殉，安徽泗县人。曾任陆军次长、代理军事总长、善后会议议员。国民政府曾授予陆予中将。
岑德广，广西西林人。曾任广西梧州关监督、广西交涉员、滇桂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善后会议代表。
赵尊岳，字叔雍，江苏武进人。曾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铁道部参事、国务会议议员。
卓特巴札布，察哈尔盟安旗人。1937年任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参议兼察哈盟长、蒙疆自治委员。1939年9月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政务院长。
陈玉铭，辽宁沈阳人。1937年9月，任察南自治政府察南政务长官。
从这个汉奸班底看，有的是反共老手，如陈公博、周佛海、陈群、丁默邨等；有的是失意军人，如刘郁芬、叶蓬、任援道、高冠吾等；有的是北洋余孽，如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齐燮元等；有的是打着“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的招牌，如褚青来、李祖虞、赵毓松等；有的是所谓社会名流即教育界、新闻界败类，如赵正平、岑德广、赵尊岳等；有的则是民族败类，如卓特巴扎布等。汪精卫更是集“反共老手”、“无聊政客”、“民族败类”于一身的群奸之首。就是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沦陷区内群魔乱舞，沉渣泛起，竞相投靠日本侵略者，博取侵略者的欢心。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代表们，就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七拼八凑的汉奸卖国贼。
汪记“国民政府”粉墨登场。在汉奸班底组成后，标志着汪伪“国民政府”即将粉墨登场了。汪精卫在《‘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一文中强调说：从今天以后，和平运动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因为以前和平运动是各地方做的，现在是统一起来，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做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阶段。从今以后我们看见国里头，所有主张和平的人，都在一块了。剩下少数反对和平的人，这种反对和平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一样加入这个和平运动。
汪精卫显然有些自我陶醉，以为他的伪“国民政府”一旦成立，就会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步着他的后尘，充当日寇鹰犬，从而瓦解抗日阵营。
但在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的这一天，中国人民回答这个大汉奸、大卖国贼的，却是掀起声讨汉奸的巨大浪潮！沦陷区上海租界的中国学生罢课游行，举着“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的标语牌，散发了讨汪传单。敌后的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以汪精卫为首的100多名汉奸名单。4月15日，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通电痛斥汪精卫鼓吹的“和平”就是投降；叫嚷的“反共”就是灭华。通电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抗敌意志：“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逐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在所不敢辞。”
汪精卫利令智昏，他面对抗日阵营对这伙汉奸的口诛笔伐，徒劳地辩解说：他们的反对论调，说来说去，总是说我们如果在日本军队没撤去的地方来组织政府，是没有用的，是不会有力量的；这一句说话，好像是对的，实在是不对的。我们不能等到和平已经实现之后才来组织政府。因为和平能否实现，要看我们能不能努力于和平运动，能不能努力调整中日关系，能不能大家走上新的光明的大路。透过汪精卫闪烁其词的讲话，看出其逻辑竟是这样：和平运动（即汉奸活动）能否实现，在于汉奸们搞不搞“和平运动”和能不能调整好中日关系；而只有组织政府，才能实现“和平”。实际上，汪精卫及其组织伪政府的命运，是掌握在日本侵略者手里的。当然，汪精卫也知道其前途并不美妙，便发出这样的哀叹说：我们的前途，一定还有种种困难，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还有种种不能十分顺手的事情。但是这种困难，这种不能顺手，是哪一个给我们的呢？就是这些反对和平的人给我们的。如果他们能了解和平运动的意义，能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而受其领导，则全面的和平，自然可以实现。
为了实现全面投降，汪精卫要求抗日人民接受他的政府命令，服从他的领导；汪精卫深知民心不可侮，他的幻梦不可能实现，但还是准备一意孤行。汪精卫说：我们绝不能说全面的和平没有实现，我们就不去做和平运动。这句话是不通的，做了和平运动，全面的和平才可以实现。不是全面和平运动实现之后，再去做和平运动。他喋喋不休地说：我们相信和平运动一定能够发展，并且一定能够普遍。没有什么人可以妨碍我们的。“国民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老百姓心里头所盼望要做的，“国民政府”的心事，就是老百姓的心事，“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要把老百姓所盼望的事情，能够实现出来。
汪精卫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强奸民意，干着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
汪精卫最后总结他的讲话为4点：“‘国民政府’还都的使命，在实现和平实施宪政。”“盼望这和平赶快普遍于全国。”“说明组织机关的理由，要有这种机关，才能够担任这个使命。”最后，汪还要求“在机关服务的人应该拿廉洁勇敢任劳任怨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做下去，才能够担起‘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
其实，汪精卫自己完全明白，这番话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因为第一、第二点已鼓噪了不少时日，然而应者寥寥，说明只要是有点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会上他的当。至于组织机关，那是因人设事，满足汉奸们当官的欲望，明眼人是一看便知的。至于要求汉奸们“廉洁勇敢任劳任怨”，和老百姓同甘共苦，那可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汉奸们包括汪精卫在内如果真有一点点这样的品德，他们也不会“见利忘义”，落水当汉奸了。
伪“中央政治会议”虽然宣告闭幕，网罗汉奸的工作虽已大体就绪，但这些人在即将成立的伪“中央政府”中居何位置，并未明确规定。因为参加伪“中央政治会议”的这些人只是以“议员”的身份参加。为此，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应运而生。汪精卫对此曾有所说明：
“‘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在‘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通过后，‘中央政治委员会，因以成立。”
根据这个条例：伪“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当然委员，“华北政务委员长”亦为当然委员。五院副院长列席会议，为列席委员。政务人员经主席的许可得随时列席。“此次‘中央政治委员’与前不同者，其最大之点，在延聘党外人士。以前‘中央政治委员会’人选，无一国民党以外之人，今则为放弃一党专政之故……其中有在中央政治会议，则为延聘之议员，而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则为指定之委员者；以前此为现成政权之关系，今则为议员之关系也。今以临时、维新之名义，已经决定废止……照实际上，则以其他名义延请加入，共谋国是。至于国民党人选，有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历届蝉联者，职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周佛海诸同志皆是。陈公博以立法院长之故，为当然委员，固无问题。褚民谊虽以行政院副院长之故，得列席会议，但仍指定为委员，职是故也。”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汪精卫对伪“临时”、伪“维新”政府解散后人士的曲意笼络，那就是以其他名义延请加入；而对于汪记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如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等，则以过去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之故，得以“蝉联”的名义为当然委员，使他们皆可充斥伪廷，可谓用心良苦。
